記者如何在極地報道中做到「四能」 ——以南北極採訪經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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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如何在極地報道中做到「四能」

——以南北極採訪經歷為例

文/吳瓊

文章以南極、北極採訪經歷為例，從如何在極地這一特殊環境的採訪報道中做到「腦能想、腳能走、耳能聽、手能寫」著手，闡述如何深入報道極地新聞。

「四能」說，來自民初新聞記者黃遠生，即「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黃遠生堪稱是民初新聞界的的巨擎之一，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因采寫新聞通訊而負盛名的記者。

1914年，黃遠生在回顧自己的新聞生涯時提出，新聞記者應該有「四能」。所謂「能想」，就是「調查研究，有種種素養」；所謂「能走」，就是「交遊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所在，以時訪接」；所謂「能聽」，就是「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所謂「能寫」，就是「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風度」。

時至今日，黃遠生先生的「四能」說，對新聞記者依舊是務實誠懇的素質要求。筆者身為《中國海洋報》的記者，曾有幸先後赴南極、北極採訪，故以南北極採訪經歷為例，淺析記者在南北極如果做到「四能」。

腦能想：策劃選題，發現線索

新聞界有一句話，叫「策劃先行」。出發前往南極之前，筆者就開動腦筋，策劃選題。

筆者所參加的中國第32次南極考察隊的時間為2015年11月7日～2016年4月12日。根據這一時間段，筆者首先策划了記者節、元旦、春節等稿件，《地球最南端的春節交響曲》（2016年2月15日）等稿件讓讀者看到了南極特色的節日。恰巧筆者愛人的生日和我們第一個結婚紀念日也都在這期間，於是又策划了兩篇《兩地書》寫給本報生活版，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篇充滿真情實感的稿件被官微「觀滄海」刊發後引發大量轉載，掀起一個轉發小高潮。根據考察隊的人員組成，筆者選取了幾類人物——崑崙隊員、格羅夫隊員、「雪龍」船員、廚師、電工等，這些崗位中尋找典型人物。

此外，在接觸過程中，筆者充分發揮新聞敏感性，尋找人物選題。在聊天過程中，得知隊友時小松曾是北京市西城區的警察，筆者就刨根問底追問他為什麼放棄警察的工作來到南極，最終成稿《時小松：陪伴著「雪鷹」逐夢南極》（2017年1月7日），「觀滄海」以《為南極脫下警服》為題進行轉發，吸引了大量眼球；得知機械師祝標是同濟大學碩士後，筆者也敏銳地捕捉到了新聞點：名校碩士因為熱愛南極，放棄各類研究院所的橄欖枝，轉而去南極開車、修車，形成文章《祝標：我國唯一的南極碩士機械師》（2016年1月14日），並被同濟校友紛紛轉載；聽到大家開玩笑找隊友牟劍鋒討喜糖吃時，我趕緊追問，得知他剛結婚10天便趕赴南極，於是寫成《「新郎」牟劍鋒》……

南極航渡需多次停船補給，抵達南極後也會中山站、長城站等站點臨時停靠，新聞點比較多。不同於南極，北極很少補給，筆者所在的中國第八次北極科學考察隊全程83天都在「雪龍」船上度過，空間非常封閉，作業也只有單一的大洋作業。因為空間封閉，除了科考作業，平日最大的「新鮮」事情就是船頭出現幾頭跳躍的海豚，或者天邊出現了彩虹，再或者是某個夜晚驚現極光。這些小確幸會讓隊員們非常激動，它們是陸地上人們不曾見過的情景，但這些「經歷」又不足以寫成一篇文章，如何報道成了一個問題。琢磨良久，筆者決定嘗試以日記的形式記錄這些有趣的小細節，在報社官微「觀滄海」刊登三五篇日記，篇幅不長，把自己當成讀者的眼睛，帶讀者看到更加立體、有趣的北極。

當南極航次即將結束，在總結各專業隊取得豐富成果時，筆者策划了回望考察隊的稿件《三萬海里雲和月》（2016年4月18日），並配以記者手記，用一個個故事穿插、講述，展示了該航次南極科考的艱辛與成果豐碩。

腳能走：克服暈船，征服冰蓋

著名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有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極地採訪亦是這樣，首先要到達南北極，其次要到達第一線。參加南極考察時，筆者坐船兩個月；參加北極考察時，筆者坐船3個月。作為一個故鄉和工作地點都在內陸的人，暈船是極大的考驗。就目前的情況，要想到達南北極，坐船是必須的。為了抵達南北極，為了完成報道工作，克服暈船是必然要面對和必須做到的。因此，在南北極採訪報道中，坐船也是「腳能走」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咆哮的大海中，巨大的「雪龍」船猶如一葉扁舟。船上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暈船，筆者也不能倖免，但從未打退堂鼓，一直咬牙堅持，勸自己堅強一點、再堅強一點，扛不住就吃藥也要堅持下去。

到達南極之後，就沒有了這些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在內陸隊出發前，開展例行探路工作時，我隨車前往採訪。南極本沒有路，在無邊無際的冰蓋上，只要沒有冰裂隙，就是路。所謂的「路」，有上坡、下坡，有石塊、有坑窪，特別顛簸，猶如在坐小幅度的過山車。40公里的路程，往返近5個小時，也就是坐了近5小時的小過山車。除了採訪和拍照，筆者一直用手捂住嘴巴，生怕會吐出來。有了這次經歷，後來數十次坐車往返於中山站和冰蓋機場之間採訪，就感覺「輕鬆」很多，突破極限之後身體適應了許多，冰蓋採訪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除了暈船和暈車，還要克服「步行」的艱辛。不管是去拍攝極光、企鵝，還是拍攝隊友工作採樣，都需要不同距離的步行。在陸地上，步行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在南極，穿著厚且笨重的衣服、鞋子，頂著肆虐的狂風，踩著齊膝的雪，背著相機，前行變得非常困難。每走一步，小腿就會被「埋」在雪裡，這時就要藉助雙手把腿從雪裡「拔」出來；每走幾步，就要找一塊凸起的石頭坐下，倒出鞋子里的雪和水。

這些看起來是「稿外功夫」，只有不怕吃苦，擁有堅強的毅力克服了這些困難，才能到達極地一線，才能距離各種現場更近，才能更好地採訪、拍攝。

耳能聽：打成一片，多聊多聽

美國新聞學者約斯特說，一個不善於辨別色彩的人，不能成為一個畫家；一個沒有新聞敏感的人，不能成為一個新聞記者。這一點我感受頗深，首先是要和大家打成一片，才能聽到各種消息，更重要的是聽到的消息要通過新聞敏感成為採訪線索。

不管「雪龍」船還是中山站，都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每天面對的都是同一撥人。大家像是住校的學生，一起在食堂吃飯，三三兩兩住在同一間宿舍。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每個人都要迅速融入其中才會如魚得水，作為記者，要和大家成為朋友，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南極考察隊有252位隊員，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一一接觸，但是通過和大家交流，我可以知道哪些人是有故事的，就能有的放矢地進行採訪。通過聊天和交流，我得知「雪龍」船水手長吳林到達南極20次，創造了我國南極考察的一項紀錄；格羅夫山隊黨支部書記崔鵬惠曾11次進入南極內陸；通過和舷梯值班的崑崙站隊黨支部書記史貴濤聊天，筆者了解到崑崙站很多不為人知的事情……這些「聽來」的故事都成了採訪線索，都被寫成新聞報道。

哪怕是從南極回國後，筆者通過與駐守南極中山站的隊友溝通，聽到了他們救助印度受傷考察隊員的事情，寫成稿件《南極中山站救助印度受傷考察隊員》。

其實，暈船時和「暈友」聊、幫廚時多和廚師聊、在駕駛台多同駕駛員和水手溝通，都可以增加對於他們工作的了解，提高對極地工作認識的全面性，更有利於收集新聞線索。

手能寫：呈現作品，解疑釋惑

不管腦能想、腳能走，或者耳能聽，最終都要落在手能寫上。只有通過新聞稿件，記者記錄、傳播的使命才算完成。然而，在極地寫作與平日里陸地上寫作又不是一回事。

平時，寫作的場所主要是辦公室、圖書館、咖啡廳，都是平穩、安靜之所在。但是，不管在「雪龍」船上還是在南極中山站，環境都與國內大不相同。

「雪龍」船行駛在海洋中，迎風破浪，人在船上搖搖擺擺。2017年，筆者在北極航次中再次遭遇暈船。原本住在5樓，但是太晃，搬到3樓沒有窗戶的空房間。房間逼仄也容易暈，於是帶著電腦去寬敞明亮的休息室去寫稿。在休息室也晃暈了，背起電腦轉移到負一層的多功能廳。在飄移的船上，筆者帶著電腦跟風浪打起了游擊戰。下午體力不支易暈船，就進行採訪不再寫稿，寫稿全部安排在上午，為了爭取時間更長的「上午」，晚上早睡，夜裡四五點被晃醒就開始起床寫稿。隊友們揶揄筆者雖然沒見過凌晨四點的洛杉磯，但是見多了凌晨四點的北冰洋。

南北極科考報道涉及各種內容，哪怕只是一篇看似簡單的作業消息也會有許多難點。科學考察很深奧，南北極又不為大眾熟知，所以記者一定要做足功課，既要寫清楚事件，又要讓讀者看明白。事件通訊也要掰開、揉碎，既保證了科考作業的嚴謹性，也要確保讀者讀得懂。人物通訊則要寫出極地特色，除了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徵，還要結合極地考察，才能呈現出一篇立體鮮活的極地人物稿件。

除了完成大量的消息、通訊寫作，筆者還採寫了科普文章。《揭秘南極冰下湖》（2016年4月7日）介紹了「冰下湖」這一神秘事物的成因、意義；《叱吒風雲的極地車隊》（2016年3月24日）介紹了考察隊在南極使用的各種車輛；《各顯神通的極地「天行者」》（2016年1月7日）展示了我國在南極使用的每一種飛機；《各顯神通的極地通訊工具》（2015年12月24日）則展現了我國在南極的多元化通信……

在參加的一次南極、一次北極科學考察期間，筆者在《中國海洋報》刊發文章近14萬字，及時、立體、全面地展示了這兩支考察隊取得的成就和人物風采。

南極被稱為寒極、風極、旱極，北極的自然環境也非常惡劣，但是增加人們對南北極的認知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反映我國極地考察隊員作業、展現考察作業成果的報道亦是同樣重要。而參加南北極科考的記者，如同是極地事業和公眾之間的橋樑，需要他們認真記錄我國在建設極地強國過程中的進步得失。為此，筆者認為，在極地新聞報道中，記者需要做到腦能想、腳能走、耳能聽、手能寫。

（作者系中國海洋報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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