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扣扣復仇事件出發：刑罰不能止於止復仇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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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既需要積極帶動社會觀念的轉變

也不能太超前或者落後于于社會觀念」

文 | 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2355餘字，閱讀約需8分鐘

2018年的除夕，陝西張扣扣為母報仇，殺死王家父子三人，並放火燒毀了王家長子的汽車。

1996年8月，二十二年前，張扣扣的母親汪氏與王家發生矛盾，被木棒擊打後經搶救無效死亡，王家未成年的兒子因涉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判刑8年。

殺人後，張扣扣給母親的墳前燒了紙，飯後被武警發現，再次逃離。次日一早，張扣扣到派出所自首。

張扣扣殺人案之後，很多人為他的行為點贊、叫好，稱之為母復仇的孝子，還說他放過王家婦孺，有俠義精神。

張扣扣當然不是同態復仇的榜樣。同態復仇，是原始社會中的一種復仇習俗。當氏族、部落成員遭到外來傷害時，受害者給對方以同等的報復，以命償命，以傷抵傷。在當時的原始文明背景下，同態復仇雖然仍是血腥復仇，但強調「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對等，一定程度上，是在制約復仇者的報復程度，從而穩定社會，恢復安定，已顯示出人類文明的公平、公正的理性之光。

張扣扣殺死了三個人，既不符合源於舊約的西方社會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的觀念，也不符合中國民間「一命償一命」的樸素正義觀，連同態復仇中所包含的「野蠻的公平」也未體現出來。

人類文明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社會秩序，國家必須超越本能，制約個人復仇，兼顧個人與社會的需求，現在的刑罰早已不再講同態復仇，不過，歷史的遺迹依然存在。

關於刑罰的功能。有兩種觀點：一種是預防說，一種是報應說。預防論主張，刑罰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它並不是對已然之罪的消極報應，而是對將來犯罪的預防。而報應論則認為，犯罪是一種惡行，服刑人親身承受犯罪帶來的惡果，作為他犯罪行為的一種報應。憲法中的懲辦、鎮壓、刑法中的鬥爭，乃至刑法理念中的「敵人」概念，都是報復主義刑法觀的體現。這種報應還有一種意義，現代社會不允許私人復仇，犯罪人被判處刑罰時，被害人或者家屬的復仇心理就會得到滿足。刑罰的這種功能，中國學者稱為安撫功能，日本學者稱為報復感情平息機能。

報復說、情感平復說或許在刑罰理論上是落後的，但仍然是人性所需。復仇心理，是人性本能的反應，甚至是刑法的基礎。更何況，中國的法律體系一向對社會道德、社會觀念的依賴很高。比如「民憤極大、從重從快」、「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話語在中國的法治歷史上屢見不鮮。在當下社會中，很多時候，社會情感直接成為了立法直接的推動力。比如之前的幾起家長疏忽致親子死亡案，激起了公眾的憤怒，出現了正式的立法動議，建議把疏忽導致孩子死亡的家長入刑。顯然，這種入刑動議，完全不能滿足刑罰的預防功能，在技術上並不能成立。但由此，社會情感對中國法律的影響可見一斑。

回到張扣扣案中，幾乎可以肯定的說，一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打死人了，只蹲三年牢，事後也未積極賠償，受害者家庭實際獲賠1500元，這顯然不能滿足公眾與案中個體的報復與情感平復需求，刑罰的報復感情平復功能幾乎是失效的。公眾的樸素觀念與情感，自然影響個人的判斷。當個人把自己的現狀完全歸咎於當年的慘劇，覺得法律並未實現正義，當年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時，就會採取行動，完成「復仇」。

張扣扣殺人，是一起偶發的惡行，但其中立法與司法造成的刑罰功能失效，卻值得重視。畢竟，某種程度上，事後眾多讚賞之聲，正源於對法治缺乏信任與信心。

這種失效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司法中，法條只有在適當使用的時候，才有情感平復功能。

當年的判決書中記載「鑒於被告人王正軍在犯罪時尚未滿18周歲，且能坦白認罪，其父已代為支付死者巨額喪葬費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對引發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過錯責任，應對被告人王正軍從輕處罰」也就是說，法院認為，兇手有四個從輕、減輕情節，即未成年人、坦白認罪、巨額賠償、被害人過錯，而減刑、或假釋也是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所以，有觀點認為，王正軍被判7年徒刑，實際只蹲了三年牢是合法的。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除了未成年人、對方過錯，其他理由有存疑之處。

劉昌松律師認為，根據舊刑法「坦白認罪」只是酌定而非法定從寬情節，當年兇手的減刑，又達到了法律範圍內的最大程度，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回顧、釐清。

而且，「其父已代為支付死者巨額喪葬用」，連酌定從寬情節都不應是。高額賠償能產生巨大的心理撫慰作用，所以一般來說，巨額賠償後被害方會出具《諒解書》，賠償和諒解共同作為酌定減輕被告人刑罰的理由。這就是實現刑罰的報復感情平息機能。但是，在張扣扣母親汪秀萍被害案中，未成年人的民事賠償責任本應父母承擔，法院在判決的時候，在沒有證據認定經濟困難，也沒有司法解釋的前提下，以此為理由表示可「酌情予以賠償」，最後，在實際賠償金額只有1500元的情況下，又在判決中，把8000多元的喪葬費、1500元的被害人家屬實際所得賠償，認定為「巨額賠償」進行了從寬。

張扣扣母親汪秀萍被害案的真正起因和更詳細的案發經過，司法中的細節上的疑點，都可留待專業人士根據法條去釐清。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即法條本身，或許也存在一些問題。

根據中國刑法，16周歲以上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之所以規定刑事責任年齡，是因為人的辯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年齡、智力制約，年齡幼小的兒童，無法辯別是非，更加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無法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這不僅使刑法的報應功能變得無的放矢，更使得震懾同類犯罪的邏輯鏈斷掉。所以，對於他們，即使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也不應作為犯罪加以處罰。而且，出於對未成年的保護，法律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這些法律規定，有著自身的先進性，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奇怪的「落後於」也「超前於」中國當下的社會意識。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營養狀況的提升，青少年的生理髮育更好，更健壯也更聰明。與此同時，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技術的發展，都使不滿14歲的青少年，在身體上已經足夠有力去實施犯罪行為，在心智上已經足夠理性去利用刑法規定。實際上，這並不是理論的推測，在相關的新聞中，因為不滿14歲，所以才敢去實施犯罪或暴力行為的例子並不少見。這就意味著，這種保護青少年的法律，反而促進他們犯下罪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未成年人保護意識，遠落後於法律倡導的觀念。一個17歲的小夥子，在農村已被當做成人看待。

中國龐大的國土中存在著幾乎讓人感嘆完全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經濟與社會環境。而在中國社會轉型中，法治的立法、司法、執法、乃至普法方面的方法、技術還遠未成熟。在這種環境下，法律與社會觀念就會出現矛盾。公眾的樸素正義觀、情感與專業立法之間，在某些情況下出現了一些裂痕與矛盾。這些裂痕和矛盾在特定的情況下會被放大，以至於釀成悲劇。

所以，一方面，需要積極發揮法律帶動社會觀念的轉變的作用，比如建國後的婚姻法，迅速的提升了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改變了社會意識；但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照顧到社會觀念，不能太超或者落後於前於社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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