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始與終
原標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始與終
本文摘自2014年3月6日《南方都市報》,作者裴毅然。
1938年國共合作時期駐武漢的中共領導人,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從「東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後,為不讓「帝國主義將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搖籃里」,也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成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斯大林為名譽校長,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幹部。1921年10月21日,「東大」正式開學,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管理,學制初定七個月,後改三年。專業均為政治類: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會運動、行政法律、經濟。1925年,「東大」學生近千,涵蓋七十多個民族,除了中國學生,還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鮮生……
1925年秋,為紀念孫中山,蘇聯再辦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部分中國師生轉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為國民黨培養幹部,進入中大的國民黨系學生有:蔣經國、鄭介民、戴笠、谷正綱、谷正鼎、屈武、鄧文儀、劉詠堯、張秀蘭、吳家鈺、何重漢、卜濤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費用明確由蘇聯政府負擔。據不完全統計,1921~1930年,蘇聯共培養1400餘名中國學生,其中300餘名國民黨員。
「四?一二」國共破裂,國民黨與蘇聯關係隨之斷裂,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邵力子離開中大回國,從此中大理事會不再有國民黨成員。1932年「一?二八」後,日本顯露全面侵華意圖,蘇聯再次援助國府,才與蘇聯恢復邦交。
1928年中大更換校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改名「蘇兆征大學」,但師生仍沿用前稱「中山大學」。此後當然只收中共學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辦,共招收四期學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餘名,1927年第三期百餘名,1928年四期百餘名。
「十天大會」上的鬥爭
1929年暑假,「勞大」學生赴黑海度假,在療養所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爭論焦點為二:一、擁護校內支部局還是擁護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而支持哪一邊,關係著大革命失敗的是非、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二、學制四年還是一兩年,要不要按正規程序既學俄文又學理論?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認為從中國革命長期打算出發,必須培養一批有理論根底的骨幹,必須進行正規教育———先學俄語再學理論。而在校中國學生多為大革命後在國內無法立足的幹部,許多還是文化很低的工農幹部,認為學俄文學理論實無必要,國內鬥爭那麼激烈,希望短期培訓後趕快回國,一兩年的學制已經很長了。
據親歷者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1905-2002)回憶:「像我這樣的人,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燒著復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學習提高,早日回國投入鬥爭,很自然地並不讚成支部局的教學計劃,對擁護支部局的同志那種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態度也不滿意。而像我這樣的人,在『勞大』學生中占的比重很大。這樣,在平時,爭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牆報委員會裡,後來幾乎天天都要爭執。那時牆報幾乎每天一期,而牆報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就是堅定地擁護支部局的一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來,中大支部舉行全體師生例行總結大會,由俄人支部書記作報告,會議發言主要圍繞以上兩個焦點激烈辯論,最後進行表決。這次大會史稱「十天大會」,它之所以出名,關鍵是選舉時出了後來名聲很響的「二十八個半」(反對派起的外號)。
大會一開始,提名主席團七人名單就引起爭論。名單上有餘篤三、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說王明並未出席「十天大會」,他已回國,在上海任《紅旗報》通訊員、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劉英回憶:「激烈的爭論在這次會上總爆發了……會場上很混亂,讚同時鼓掌、歡呼,反對時起鬨,因為兩派觀點尖銳對立,所以鼓掌、歡呼的聲浪和噓聲、起鬨聲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時候甚至揮舞拳頭,相互威脅。爭論的問題主要是教學計劃的問題、大革命失敗的是非問題、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問題。」
據陳修良等人回憶,「十天大會」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團與反支部局的同學。此前已有「江浙同鄉會」、「第二條路線」(對中大支部局有意見者)、「反中共代表團」等一系列事件,校內矛盾已相當尖銳。黨內殘酷鬥爭從那時就開始了。如王明集團多次拉攏張崇德遭拒絕,便以「江浙同鄉會」罪名加以逮捕,未經審訊即由格別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判五年勞改,釋放後再抓回,最後死在蘇聯。王明曾以共產國際名義找「不同意見者」李一凡談話,拉他到住所,用俄語告知,共產國際東方部想派他回國接辦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李一凡回答:「我不會做買賣。」王明很尷尬,滿臉通紅。
「二十八個半」得名
「十天大會」上,各派人士上台發表意見,互相攻擊,鬧成一片,幾乎動武,主席台無法控制。張國燾講話時,法國來的華工上台想打,被俄國人阻止。最後,爭論焦點匯聚「支部局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自認為執行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廣大黨團員則認為支部局執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僅有官僚主義問題,還有貪污問題。
大會發言者:秦邦憲、吳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篤三、李劍如、吳福海、張崇德、張崇文、李一凡、溥慶、唐有章、郭妙根、張祖儉。張崇德、李劍如的發言與支持支部局的人針鋒相對。余篤三、李劍如的發言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小集團。據王觀瀾回憶,董必武立場堅定,反對王明集團操縱支部局搞宗派,批評搞教條與唯成分論,不同意打擊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見者都說成反黨分子、托派,帽子滿天飛。
陳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團,特別想打倒瞿秋白、鄧中夏,因為不少「勞大」學生經常去代表團處談話。1928-1930年夏止,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為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余飛、陸定一。中大學生中經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共代表團。瞿秋白、鄧中夏甚至上了牆報漫畫,受到人身攻擊。
意見分歧太大,只好付諸表決。大會最後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會提交《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對票,只有二十八人舉手讚成,而這二十八個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邊,很容易計數。事後,被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嘲笑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輕蔑。表決後,米夫見大勢不妙,下午搬來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用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
盛岳開列的「二十八個」名單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聲、殷鑒、陳原道、何子述、孟慶樹(王明妻)、張琴秋(沈澤民妻)、杜作祥(陳昌浩妻)、李元傑、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袁家鏞、孫濟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純(女)。
未出席「十天大會」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這一派公認的頭頭。
至於那個「半」,即徐以新(1911-1994,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一說年紀最小,又是團員;一說徐對支部局的態度前後不太一致,故算半個。
鬥爭的深遠影響
驚心動魄的「十天大會」結束了,鬥爭根子深深埋下。劉英回憶:「『十天會議』結束時進行表決,形式上支部局一邊取得了多數,實際上許多人棄權,而棄權的人其實都不是讚成支部局的,只不過有顧慮而沒有明確表態而已……」十天會議「的混亂局面,使得學校領導以至聯共、共產國際都認為」勞大「學生黨員隊伍嚴重不純,決定進行」清黨「。不久就在聯共監察委員會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清黨委員會。
1929年冬,隨著蘇共清黨,「勞大」也停課搞運動,日日夜夜「戰鬥」在會場。年底,支部局忽然召開全體黨員大會,組織委員王雲程手拿兩頁信紙宣布:河南人趙言清(俄名馬馬也夫)自殺了,留下遺書,揭發校內存在龐大托派秘密組織,「十天大會」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提供了一個百十來人的托派名單。此後,校內學生陸續失蹤,說是被送回國、共產國際找去談話,實際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等。
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後被流放西伯利亞,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國。被逮捕的學生不少死在蘇聯,如張崇德、李國暄。一部分學生送回國,如「十天大會」主席團成員余篤三(後死於鄂豫皖蘇區肅反)、李劍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對支部局,清黨時被格別烏逮捕,後失蹤。少數人飛黃騰達。李國暄僅因同情俞秀松、周達明、董亦湘,為他們送了毛毯,就被隔離五年,1937年上半年後,再也聽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蘇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載文稱,董亦湘被王明誣為托派,1938年被捕,經其俄籍妻子與弟弟董滌臣請國際紅十字會幫助尋找,蘇聯中央軍事檢察院1959年通知:「他沒有罪行,應恢復其名譽。」
在國內,黨內鬥爭也相當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蘇省委婦委書記,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壓力,精神失常,送蘇聯治療。
「二十八個半」的下場
「二十八個半」的人生道路,個個有異,既兩極分化,亦有「中間人物」。
八名黨內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陳昌浩(「文革」中自殺)。四名烈士:陳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殺於湘鄂西肅反)。追隨革命者:王盛榮(後任湖北冶金廳副廳長,「文革」中入獄)、徐以新、孟慶樹(隨王明赴蘇,1983年病逝於俄)、張琴秋(「文革」中自殺)。病故:殷鑒(1934年被捕,後因病保釋就醫,不久病故)。不詳: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變節者:李竹聲(政治局委員、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岳(中委,接李竹聲任上海中央局書記,被李供出)、王雲程(團中央書記)、孫濟民(團中央組織部長)、袁家鏞(江蘇省委書記,後入「中統」)、朱阿根(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一說退了黨)。王保禮(即王寶禮,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回國後叛變,在上海大馬路上帶特務搜捕留蘇同學,一說淡出政治舞台)、李元傑(傳說叛變)、汪盛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後退出了黨,一說叛變。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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