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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馬:麥田裡的守望者

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3期

麥田裡的守望者

大頭馬

「一個真正頂尖的拳手,出拳時會像外科醫生做手術般精準。」

教練從我面前走過去,然後又走回來。「你接靶接得很好。」他對我說。我一言不發動動嘴角。我知道自己不是真的接靶接得很好,只是沒有其他可以表揚的地方。我還知道我不是在練拳,只是和這群朝九晚五換上緊身衣的城裡人一起,在這個商業樓盤地下最幽深最便宜的租賃場地里假裝像個拳手。假裝像個有閑暇時間和體力的正常人,一個不會因為出軌的想法將多餘的精力花在其他地方的人,一言不和就用暴力得到一個答案。

「你說咱們今晚是不是應該干點什麼?」

「對。」

說這話時A和我,L和W,以及W的女朋友,我們坐在深夜東四環外某個高樓林立的小區。我們試圖像在H城科大花園時那樣找個隨便什麼可以坐下來的地方而失敗了,於是我們坐在了一個小雜貨鋪旁邊支起的燒烤攤旁。燒烤攤只有一個燒烤架,兩張桌子,和一個冷漠的老闆娘。我們佔了其中一張桌子。

老闆娘走過來了差不多有五次,勸我們聲音小點。「大家都睡了。」她說。

確實。

我們坐在被高樓包圍的平地之間,風有點大,桌子隨時會被掀翻。於是我們不得不要了幾瓶啤酒,讓它看起來穩當點兒。樓層黑壓壓的,偶有亮燈。而那輝煌之處,誘使著我們想要做點兒什麼。

搞破壞。

有很多次都是因為我們試圖找個地方坐下而失敗,不得不到人群之間大聲喧嘩。但現在我懷疑究竟有誰聽得見我們在說話。

「我覺得我們今晚應該搞點破壞。」

「我也覺得。」

「什麼破壞呢?」

「把桌子掀了然後跑掉?」L說。

「我覺得那有點兒欺負人。」我看了老闆娘一眼。

「對。我們搞破壞,但我們不欺負人。」A說。

「沒錯。」

「我們得想好要欺負誰。」他又換了種說法。

「是的。」

然後我們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小馬,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之前會那樣,是因為我們很閑?」A說。

「你說得對。」

如果我們有錢,我們就是紈絝子弟。但我們都沒什麼錢,所以只能是酷玩子弟。你最好別和我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人談戀愛,因為你會發現當你這麼做之後,你會成為一個靶子。沒有什麼惡意,不含任何針對性,只是因為無聊。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只有一個辦法,如果你沒有在一開始加入我們,你就永遠沒法加入我們。有時候我也很為別人鳴不平。出於保護我甚至勸告過一個朋友,不要試圖和A或是任何一個人做朋友,「我是為你好。」我想不出怎麼才能把話說得不那麼不客氣。我想不出。這沒什麼辦法。就像邁克·泰森說的,「生活就是這樣」,而且你沒法證明自己,和咱們一樣壞、一樣浪蕩,甚至一樣無聊?都不可能。

瞧我說的,好像真的有什麼人想加入我們似的。

在過去,我們每次去科大五教的天台一次又一次地把門踹開,讓保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換鎖,也是因為無聊。A說得很對。我們不僅很閑,我們還很無聊。我們最無聊的時候應該是有一陣A和X他們弄了個工作室,在萬達廣場,經開區黃金地段,那屋子不要錢,因為X是個富二代。工作室除了承接一些廣告設計的活兒,主要的內容就是聚在一起打遊戲。J原先也是我們中的一員,他在打遊戲時會很激動,「操,農村人!」他會大吼。後來他畢業了,找到了一份銀行工作,消失了一陣。後來工作室也就關了,我們都來了北京——我本來就在北京,這讓我每次回去和A半夜出去打撞球,他都會自嘲說自己就像侯孝賢電影里那些主角在鄉下的小夥伴。「你看你又從大城市回來看我們了。」

不過我從來也沒帶回過什麼禮物。

後來他們都陸續離開了H城。有幾個來了北京。A和我,我們在北京平均每兩周見一次,遠遠沒有在H城的時候頻繁。那時我們是半夜逃竄罪犯,除了破壞天台——

「當時你還有一輛摩托車。」

「對。」

「電動的。」W補充道,「我和你一起去買的。」

「你就不能不說出來?」

「叫機車。」我說。

「對。機車。」

「電動的。」

我們瘋狂大笑起來。A正色道,「你還記得當時我們去買車時……我不賺了一筆錢嘛。」

「對。」

「當時我們去買車,有個女的,超正點,腿巨長,胸這麼大,站在那兒。我就上去搭話,你的車不錯哈。」

說這話時我們正尋找一個坐下來的地方失敗,轉而去找燒烤攤。

「我就問她,你的車多少錢啊?她說,沒多少,就十幾萬吧。」A停頓了一下,我們都憋住笑,「我就蒙圈了。然後我說,那是不貴哈。」

我們又狂笑起來。

「那是不貴哈,我說。」A又重複了一遍,「然後我們就買了一輛電動車。」

「五千多。」W補充道。

當時我們一共有三輛電動車,可以坐六個人。有一次我們甚至一輛車坐了三個人。我,A,J。當時J正在放假,那是一個夏天。J在念研究生,金融系。就在那不久前,他還想要拿菲爾茲獎。但那時他肯定已經打消了這個念頭。至於他工作了,又結了婚,現在他算是徹底從咱們中出局了。「操,農村人!」他出局之後我們倒是沿用了他這句粗口。

通常我們晚上八九點才出門,打完幾局遊戲,吃完飯,過了午夜,便開動電動車大軍,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佔據整條機動車道並排行駛,以路人步行的速度。點子往往是這時候突發奇想的。

「咱們去砸電視機吧?」

偷東西欺負人的事兒我們不幹,佔人便宜非禮女性的事兒我們也不幹。我們的犯罪通常完全沒有任何目的性,毫無意義。而且我們不打架,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沒那個本事。肯定會輸。

砸電視機就很好,雖然我們的動機很簡單,但它可以被解讀出更多的意義。而且這事兒不怎麼費事。事實就是如此,砸電視機、砸微波爐或是砸洗衣機,它們沒什麼本質區別。闖入一個天台和闖入一戶人家也沒什麼兩樣。這就讓人很難相信我們真的這麼干過。後來我把這事兒寫成了一個小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寫成小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正好有個什麼比賽,也許是因為我覺得它還挺有趣的,也許是因為,心虛,所以才假裝以虛構的形式。實際上我在這方面笨拙得很,如果沒有踏踏實實經歷過,我就絕對寫不出什麼像模像樣的故事來。這導致我只能寫一類故事——

「話說,我前一陣把咱們的事寫了出來。」我說。

「啥?」

「你忘了第一個原則是永遠不能提起我們?」

「反正也沒什麼人相信。」我說。

我說的是真的。後來有影視公司買了小說的版權,但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拍這樣一個電影。我寫過幾稿大綱,想了好幾個圓這個故事的辦法,可是都被否決了。「意義!主題!他們為啥要砸電視機?」

說真的,我不知道。我總不能告訴他們,當時我們的確沒想那麼多。而且我也幾乎就忘了這個故事是怎麼被寫出來的。

他們大部分人都和科大有關,有些是科大子弟,有些是在科大附中上學,還有像我這樣完全就和科大沒什麼關係的人。不過每次被保安問話的時候,我都佯裝A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媽是數學系的。」後來保安也分不清我和A誰才是的小孩。實際上除了A,我和其他人都聊不了幾句話。比如今晚在我們去小區里和W碰頭前,吃正兒八經的晚飯的時候,A出去抽煙,我就只能和L展開這樣的對話:

「你畢業了嗎?」

「還沒。」

「我記得你不是早就在中科院讀研了嗎?」

「我又開始讀博了。」

「好吧。」

你看,我們確實不熟。但一旦A回來,我們又會回到那種互不關心彼此在正常世界中的生活的狀態。

這種情況和在訓練館裡頭很像。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老愛往訓練館跑,除了必要的工作社交,我慢慢地斷絕了和所有朋友的聯繫。我知道這不健康,但誰規定了人必須健康地活著呢。再說了,我的朋友們有很多都是白痴。我猜在他們眼裡我也一樣。

訓練館的教練一共有八位,我只見過其中五位。每個教練都有特點。其中一個叫Q的最為活潑,每節課開場,他都要炫耀性地告訴所有人如下幾件事:1、他在歐洲留過學;2、他的課教得非常好;3、他打架從未遇到過對手。除了這點之外,他還不錯。而且他對我格外有興趣,總是試圖讓我開口說點兒什麼。「你為什麼那麼害羞?」每當他這麼問的時候,我總是禮節性地笑笑。我不想告訴他,我來這兒就是因為在這裡可以不用說話。你以為?

Q顯然不是他的真名。Q的名字是每個人都至少認識過一兩位的那種,我就認識這麼一位。我認識的Q是小學同學。他是班裡最調皮的學生之一,但是長得非常可愛,有一雙我見過的最大的眼睛。我轉學過去很久之後,才知道他父親死了。警察,因公殉職。有一次老師因為他犯錯而叫他「明天讓你爸來學校一趟」,他站在全班之中,無所顧忌地說「我沒有爸爸」,臉上好像還掛著笑容。

我的記憶力一直很差,隨著年紀增長變得越來越差了,經常過去一天發生的事就完全不記得了。現在回想這一幕,我已經分不清是我親眼所見,還是聽來的傳言,它發生在我轉學過去之前。

又過了好幾年,有次我在高中門口再一次看到了Q。當時他已經長大了,我也長大了。他長大以後很像周潤發,我非常好奇地看了他很久,才突然想起來他是誰。他在門口,和幾個混混在一起,有一輛豪華轎車開進學校,他上前敲敲玻璃窗,然後和搖下玻璃窗的人說了幾句話。那一幕看上去就像是香港的黑幫片。我們又輾轉聯繫上了。我沒問過後來聽到的有關他的事情哪個是真的,比如他媽後來做了妓女,他帶人去他媽上班的酒店鬧事;他初中沒上完,因為打架進了少管所,關了一年,我見到他那次他應該剛剛出來不久;他小學喜歡的那個女生,現在仍然在喜歡。我猜它們都是真的。

他媽媽是全校長得最漂亮的母親,我覺得我要是有這麼一個母親為了養家而去做了妓女,我也得傷心得發瘋。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是聊一兩句有的沒的,現在我也全部都忘了,也失去了聯繫。

這可能是我覺得Q和我,和我們之間根本的差別。我們沒受過什麼傷害,我們搞破壞更像是一種遊戲行為,沒什麼深刻的理由。沒有錢的精神上的紈絝子弟,社會的寄生蟲、垃圾。沒有到垃圾那麼誇張,就是無所事事的壞蛋。

一言以蔽之就是欠揍。

後來高中班主任在最後一次抓住我逃課的時候問我為什麼要這樣,我也覺得這很難解釋給他。就像每一次他抓住我的時候,我都是沉默地把手背在後頭把一整張紙巾撕成碎屑。沒有什麼理由,就是不想上課。這話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因為不上課我也沒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打遊戲、回家、看漫畫、談戀愛,什麼都沒有做,我就是在學校裡頭閑逛。連這個聽上去都毫無說服力,因為我們的學校實在小得可憐。有很多時間我都是什麼也不做,就是一個人在天台待著。

這像我、A和其他這些人,我們在天台上也沒什麼可做的,我們只是想待在那裡,一個很高的地方。我們必須站在最高的地方。

在北京我們很少這麼幹了。一是我們都頻繁地搬家,沒有一個地方是我們熟悉的,我們不知道哪棟樓的天台可以上去。北京的樓實在是太多了。二是,在北京,你如果什麼也不做站在天台上,准有人以為你想跳下去。

有一次在天台上我就是這麼遇到了另一個人,當時大概是凌晨四點,我們彼此都有些尷尬。我懷疑他是來跳樓的,他也懷疑我是來跳樓的。

「要不,你先?」

我倆都憋著這句話。

「不不不,我不想跳下去。我什麼也不想,我就是得待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你看,這真的很難讓人相信。

後來我減少了爬上天台的次數,改成到地下去。你長大的一個標誌,就是得學著不再給人添麻煩。

訓練館裡最英俊的教練是最溫柔的那一個,最嚴厲的教練則喜歡打人。每次上課我都會被打,有好幾次差點就被打哭了,但是又咬牙堅持住了。說真的他打人沒那麼疼,也就是象徵性地打打。我不知道為什麼被打的時候我會感到這麼難過。也許是因為這說明我做得不夠好。大部分人都可以做三十下完美的標準俯卧撐,我做到第十個就開始發抖了。也許我應該再去讀一遍《第二十二條軍規》,雖然我從來就沒讀完它。或者《老人與海》《白鯨》,隨便什麼。那種會讓你覺得自己不堅持去做一件事就會感到自己是個廢物的書。

廢物點心。

每挨一次打我都覺得教練在跟我這麼說話。

「你應該用你全身的力量去出拳,而不是只用你的胳膊。」教練在我耳邊說。

廢物點心。

「左手拳只是刺探拳,你得用你的右手去打倒對方。」

廢物點心。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什麼也不做,後來我意識到這麼長的時間裡我都是在等待,一個類似庫斯·達馬托之於邁克·泰森、或是巴贊之於特呂弗這樣的人。當邁克·泰森被帶到達馬托面前,經過長談,他說:「我一輩子都在等待這樣一個孩子。」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我才看到這句話,我突然覺得難受極了。因為本來我差不多已經忘了這件事,我不再無所事事了,也不再搞破壞,至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和A他們,我們都是在規規矩矩地守規矩。賺錢,工作,讓生活看上去在軌道上,煞有介事,有意義。除非你把我每天去地下訓練館和一群陌生人打架給算上。我覺得自己看起來相當正常。

我已經長大了。但還是沒有一個人說,我一輩子都在等待這樣一個孩子。那孩子就是你。

班主任在最後一次抓住我逃課之後宣布不再管我了,「愛幹嘛幹嘛」。我對此頗有些失望。我以為他會跟我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玩到畢業。但他顯然對我沒那麼在乎,班裡有四十幾個學生,高考在即,每個人都更值得被在乎。畢業的時候我給每個老師都寫了張賀卡,你知道,就是那種客客氣氣的,感念師恩之類的屁話。實際上我真的挺喜歡他們的,有一次我幫朋友給孤兒院募集捐款——別想太多,我壓根沒那麼善良,純粹就是覺得好玩,實際上孤兒院我都沒去過,在哪兒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們中有人在街上髒兮兮地拉住我找我要錢,猜猜我會怎樣?滾遠點臭小子,小心我揍你。總之打著這個名頭,我把教研樓里每個辦公室都跑了一遍,看到一個成年人就管他要錢。這感覺太棒了,因為我終於有個機會訛詐老師了。化學老師想都不想就掏了兩百塊給我,數學老師跟我磨嘰半天,說自己兒子快出生了,最後我叫他給了我兩罐奶粉。班主任從他兒子手裡搶了一張十塊錢給我。我沒逮住校長。他在三樓,估計在我到達前就聞風喪膽而逃走了。總之這說明老師們都還不賴。給班主任的那張賀卡寫了啥我已經忘了,不過好幾年之後,班長去看了他一次,他回來跟我說,他抽屜里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除了我寫的那張賀卡。我說,老H真假。

現在我能想起來,至少有一次逃課的時候我幹了什麼。我找同學借了個手機,然後給Q打了個電話。「喂?」等了好久那頭才接通。「我找。」我說。是我胡編的名字。「誰?」「。你不是?」「不是。」「噢,那不好意思我打錯了。」「嗯。」然後我掛了電話。

我說不上來是從什麼時候起我不再等待了,就好像你在天台上待久了,總有一天風會越來越大,你意識到不會有什麼人來了,你得下去干點兒什麼了。可能是某一刻起我開始意識到,我沒遇到庫斯·達馬托,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是邁克·泰森。

有一次搞破壞的時候我們被結結實實地抓了個正著,對方是個老太太,我們拔腿想跑,結果她感謝我們弄壞了她的電視機,還邀請我們進屋坐坐,拿出果盤和花生讓我們吃。我們幾個面面相覷,然後還是坐下了。但我們沒敢吃那些東西,不是怕她下了毒,而是那些東西看上去得有一百年沒人動過了。

我知道那些東西吃上去是什麼味道,因為每次我去我爺爺奶奶家的時候,他們拿出的那些東西也是這樣的。我爺爺每次見我都覺得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用一雙飽含愁苦的眼睛看著我,噓寒問暖。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他不再問那些常規問題了。他突然問我,你在北京孤獨嗎?要是孤獨你就回來吧。

我沒法看著他回答這個問題。一是因為這答案很複雜;二是他患了腫瘤,開了刀又得了疝氣,肚子脹得很大。雖然他的肚子本來就很大。可我就是沒法看著他,我覺得他的生命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地減少。他觸及到了一些本質的問題,我難以面對這樣的真實。再說,我的答案重要嗎?所以我假裝沒聽見這句話。

他還沒死,可在我心裡他已經死了。這挺殘忍的。但我也沒法更難過了。

你長大的一個標誌,就是得學著不再給人添麻煩。

也許D也是這麼想的。這就是為什麼D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了那麼久,在我間或的幾次消息都沒有收到回應之後,才意識到事情有點兒不對勁。當我發現事情不對時,實際上就是已經很糟糕了。我從來也沒想過做個好人,我是說,當我說你得學著不再給人添麻煩時,真正的意思是誰也別來麻煩我。這就是為什麼以前D給我打電話時,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直接掐掉。D就是那種剛開始你覺得這人特別酷,非常有趣,總能變著花樣地帶你玩,後來就越來越成為一個麻煩的人。我猜那段時間誰都不願意理他。大家只會說,D是我的朋友,但到了最後,誰也不知道他到底陷入了怎樣的麻煩。誰也並不真的關心。關心也沒用。因為你不可能比D自己更有辦法了。

在這方面,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挺不怎樣的。我還會給自己找理由,這世上絕大多數人也從沒決定好他們這輩子是做一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因為他們這輩子幾乎不會碰到什麼道德困境,即便偶有相遇,大部分也都繞開了。這樣,他們自然能生活在以為自己還是個挺不錯的人的幻覺中。

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試圖去聯繫了D,D周圍的朋友,還能聯繫上他的人,各種方法。知道D究竟陷入怎樣的麻煩後我也懵了,我意識到D和我爺爺是一樣的。他們都成了那種我只能看著他們的生命線一點一滴消失的人。毫無辦法。

你在北京孤獨嗎?要是孤獨你就回來吧。因為我也挺孤獨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D產生了極大的怒火。也許我是生我自己的氣,或是別的什麼,比如,世界。想像一個模糊的空曠的詞語,會讓我的怒火稍微容易得到發泄一些。我還有許多別的怒火,我不怪別人,也不怪自己,就怪世界。

沒有怒火的時候,我們會去搞破壞。有怒火我反而什麼也不想幹了。那會讓我覺得自己在欺負人。

我不想欺負人,我就是想打架。

在訓練館的時候我都是在和自己打架,堅持十秒,你就能多獲得一些和挨揍類似的痛苦,再堅持十秒,你的乳酸會讓你體會到什麼叫絕望。現在起來吧,腳後跟不準挨地,標準姿勢站立,好,再來一組。

唯一的快樂是在場的胖子發出高潮般的呻吟,全場就會一起大笑。這時我也會從沉默的戰鬥中鬆懈下來,和他們一起大笑。也許我也並不真的想打架,也許我是在懲罰自己,誰知道呢。畢竟我干過的蠢事太多了,仇家也許也挺多的。誰知道那些被砸了電視機的人會不會哪天找上門來,說,讓我們決一死戰?那時我希望我會像個英雄般回答他,事情都是我一個人乾的。我希望這一刻我是邁克·泰森,至少看上去有點兒那意思。

「教練,我想學打架。」在那個名叫Q的教練加了我微信之後,我這麼告訴他。然後他熱情洋溢地告訴了我北京哪裡教巴西柔術最好,哪裡教自由搏擊好,他還給了我一份文檔,上面是他的私教課程價格。這之後我再也沒去上他的課。當然這主要是因為他自己開了個分館,沒空來這個地下室教課了。於是我繼續天天在魔鬼教練手下挨打。

「想要學會怎麼打人,你得先學會怎麼挨打。」

夏天越來越近之後,訓練館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一部分是來減肥的,還有一部分是跑馬拉松的。前者很快就會發現這裡不是他們想要的地方,後者則總是忙於通過彼此身著的比賽衫估量對方的完賽經歷再考慮是否要進行社交。有很多次我都想讓他們閉嘴,但我知道這也無法引起什麼成功的戰火,他們只會覺得丫裝什麼逼,或是這人是不是神經病。更大的可能是他們根本不會把我說的放在心上。我也不敢跟教練打,很明顯一拳還沒出去我就會倒地不起。於是我只能繼續,再堅持十秒。

我不怎麼回復朋友的問候,實在不得不回復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們,我每天都很忙,沒事兒別來煩我,有事兒再來找我。我把D的事和個別最有辦法的朋友說了,我們試圖去看了他一次,沒成功。這之後有一次,在各種溝通失敗很久之後,我幾乎是灰著心給D發了條微信,「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出乎意料,他很快給我回了電話,哽咽斷續。我的怒火突然就消失了。我意識到我沒遇到庫斯·達馬托,也許是因為,我可以成為庫斯·達馬托。有一天,我已經很老很老了,我的拳頭都不用動,就可以讓人老老實實待在一邊,我會對一個被領著來到我面前的小孩說,「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我這輩子都在等你。

「我覺得我們必須干點兒什麼。」

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已經從燒烤攤移動到了小區里一個小得可憐的遊樂場里,實際就是一片草地,中間有架組合式滑梯。A坐在了滑梯上,這麼告訴我們。

「你說這話的樣子讓我想到一個人。」我說。

「誰?」

「慕容復。」

他們都狂笑起來。只有A例外,因為他沒看過《天龍八部》。

「反正我們得干點兒什麼。真正的、聳人聽聞的、開天闢地的大事。」

「對。」我說。

「不如我們去拍偽紀錄片?」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拍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拍《謀殺電視機》。」

「你是說把你寫的咱們的事拍出來?」

「對。」

「那就不是偽紀錄片了,那是紀錄片。」

「也行。」

「那我們得先去砸電視機。」

「對。」

「為了拍一部轟動的紀錄片咱們還得先去干轟動的事。」A嘆氣道。

「沒錯。」

「好吧。」

A從滑梯上跳下來,「那我們先去看看這裡哪棟樓的天台可以上去。」

「好。」

「我們先想好要欺負誰。」

「對,我們絕對不欺負人。」

現在我得好好想想。

(文內圖片若未標明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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