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見了《二十二》里的十一人，我喜歡看她們笑

當光陰慢慢划過，時間撫平傷口。

這是紀錄電影《二十二》劇情簡介中的一句。

《二十二》記錄了中國內地僅剩的22位「慰安婦」倖存者的晚年生活，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當天公映。

2012年，青年導演郭柯開始關注「慰安婦」制度受害者，「慰安婦」倖存者尚有32人，他因此把片名定為《三十二》。

2014年，由於一些老人的離世，片名已經由《三十二》變為了《二十二》。

今天，片中出現的老人已有14位離世。其中，黃有良老人於影片上映前兩日去世。目前仍在世者不過8人。

《二十二》從籌拍到上映的三年多時間裡，郭柯曾經想要賣房，幸得演員張歆藝借出100萬解困。上映前夕，馮小剛、吳京、謝楠、何炅、李晨、舒淇等紛紛自覺加入電影宣發工作。

在《二十二》的片尾，播出了長達三分半鐘的3萬眾籌者姓名。

2014年，也就是郭柯決定將片名由《三十二》變為《二十二》的那一年，好戲君也以記者身份，在山西及海南走訪了當時仍在世的11位老人（其中一位在聯繫採訪過程中離世，轉而採訪葬禮。）

以下為《二十二》拍攝的老人名單，標黑者為好戲君採訪過的老人，一共十一人。

湖北

毛銀梅 1922年出生於韓國，原名朴車順。（2017年01月18日去世）

廣西

何玉珍 1921年生人（2014年11月21日去世）

韋紹蘭 1920年生

黑龍江

李鳳雲 1922年出生於平壤，原名李壽段。（2016年05月17日去世）

山西

張先兔 1926年生人（2015年11月12日去世）

李秀梅 1928年生人（2014年04月10日去世）

劉改連 1925年生人

趙蘭英 1923年生人（2016年04月07日去世）

任蘭娥 1931年生人（2016年07月01日去世）

郝菊香 1922年生人（2016年08月18日去世）

駢煥英 1928年生人

李愛連 1928年生人

曹黑毛1922年生人

劉風孩1924年生人（2017年01月20日去世）

海南

符桂英 1919年生人（2015年03月28日去世）

林愛蘭 1925年出生（2015年12月23日去世）

符美菊 1928年生人（2017年03月08日去世）

王志鳳 1928年生人

李美金1926年生人

陳連村 1926年生人

陳亞扁 1927年生人（2017年05月11日去世）

黃有良1927年生人（2017年08月12日去世）

以下文字摘錄自2014年4月的報道。讓我們記住這十一張面孔。

一、李秀梅

山西盂縣西煙北村東北角上，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87歲的李秀梅8天前在這裡離世。

按照風俗，一兒三女還有不少的孫輩曾孫輩，為老人操辦了一場在當地算得上相當風光的白事。如果說真要找出一點什麼不同，可能就是院牆上堆放的花圈中的兩隻。一隻寫著：沉痛哀悼李秀梅大娘，蘇智良陳麗菲敬輓。另一隻寫著：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敬輓。

蘇智良，上海師大教授，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陳麗菲是他的夫人。輓聯上的字是張雙兵寫上去的。張雙兵，山西盂縣西潘鄉人，鄉村教師，中國慰安婦民間研究第一人。

4月2日，張雙兵還坐著一天一班的小麵包，從自己住的羊泉村到北村看望李秀梅。這樣的路線，每隔兩三個月就要走上一次，張雙兵已經走了12年。

1992年7月，張雙兵第一次見李秀梅。那時他已經獨自在民間做慰安婦調查做了十年。在張的眼裡，這是一個「開朗，活潑，身體又好」的老太太。她第一次見面就把自己當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張雙兵。

她從沒想過自己被日本人欺負這件醜事兒，居然在幾十年後，可以拿出來講，還有人幫著去討說法，打官司。她興奮極了。

1996年7月，山西大娘李秀梅來到日本東京，第一次「人證到庭」。她見到了日本，見到了很多日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在電視台採訪中，在民眾大會，她看到的日本人民都在支持她，她覺得「日本的青年很有希望」。後來她看到右翼勢力的搗亂，聽到那些聽不懂但能聽出敵意的反對口號，她又覺得，「日本人還是壞」。

4月2號，張雙兵見到老人最後一面那天，李大娘精神不錯，還跟張雙兵說，自己想去日本。因為一個月後在日本將舉行第12屆亞洲慰安婦團結大會。

二、張先兔

張先兔89歲，住在西煙西村。

64歲的大兒子剛剛去世一個多月。白髮人送黑髮人讓張先兔心痛不已，捶著胸說：「不敢活了，不敢活了！」

當年，張先兔被日本人關了20多天。她的丈夫比她還小兩歲，她被抓走的時候，日本人用刺刀指著她丈夫，過度驚嚇讓他落下了一生的病根，雙手抖個不停。

蘇智良說，2000年他第一次見張先兔時，她還能把一切記得清清楚楚。但現在老人話最多時就是向一屋子認識的不認識的來客講述自己身體上的各種不適：「下雨天，喘不上氣……吃不了東西……上不來氣，心裡霍霍地難受……可不敢活了……」

三、曹黑毛

七東村的曹黑毛93歲了。她一生坎坷。

15歲，她嫁給第一個丈夫二鎖子，後來二鎖子病逝。她領養過一個兒子，去死於車禍。她在49歲上再嫁李喜河。53歲的時候，再領養了一個女兒。

她自己不是沒有孩子。她有過兩個孩子，一個在還是5個月大的胎兒時，被自己拚命跑拚命跳，流產了。第二個，當她大著肚子回到家，母親和哥哥都表示堅決不能要。不敢讓她在村裡生，只能去山溝里，生完，她親手掐死了。

因為這兩個孩子都是日本兵的。

不過，老人的堅韌、善良，讓她晚年得福。養女李貴花照顧她，對她很好。她還有了一雙孫輩，外孫考上蘭州大學學醫，外孫女就在身邊。

曹黑毛住一間小窯洞，乾淨又通風，門口一間搭起來的小棚子當廚房。她腿腳不方便，但一頭銀髮梳得整整齊齊，穿深色西服，扣得一絲不苟。她說，算卦的說，還能活四年。

「對日本人有什麼要求？」沉默了很久，不知道她是在思考，還是在辨音，最後說：「聽不見了，我耳朵背。」

四、符美菊

符美菊17歲時被抓到海南大成鎮附近的慰安所充當慰安婦。22歲嫁到澄邁中興土壟村，丈夫已去世二十多年，生前和孫子相依為命。

幾年前，符美菊和孫子在村裡的老屋被颱風摧毀。政府補助了一萬七千塊，在村口不遠處的小道邊上，修了一間新樓房。

王財強成年之前都是奶奶在撫養——符美菊一生一共有6個子女，除了一個嫁到外地的女兒外，都先後過世。村裡早些年為王財強種了一些橡膠樹，現在他成年了，就割一點橡膠，做一點零工。去年9月，符美菊的關節炎發作，慢慢地走不了路，現在，換由孫子照顧她了。

去年以前，符美菊還能自己慢慢走到村子裡，跟相熟的老人聊天。現在，她多半時間睡在自己的小屋裡，在孫子的幫助下，在簡易的坐便器上大小便，翻身，吃飯。有時候也把她推到客廳里看看電視。但是老人家聽不懂普通話。

她不明白什麼是慰安婦。附近的人只知道，她「做過妓女」。近年來常常有記者、研究員、志願者來看她，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王財強說，奶奶風濕病很嚴重，現在直接把針頭打進腿上，她也沒有感覺了。

五、李美金

年輕時候的李美金住在從怡高到澄邁中間的茅園村。她16歲的時候被日本人抓走，再次出現在媽媽面前時，兩人抱頭痛哭。媽媽以為她早就死了。

回家後十幾天不敢出門，整天做惡夢。村裡人也慢慢知道：她「給日本仔用了」。

後來，媒人介紹李美金嫁到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這裡窮，能娶到老婆就不錯了。」所以，一個村裡還有三位健在的慰安婦。

剛開始，土龍村的人並不知道李美金的經歷。她生孩子後，跟村裡人聊天，才自己說出來。當地民風淳樸，丈夫也接受了這件事。

李美金一共生了6個孩子，三男三女，有8個內孫，一個曾孫，誰在海口，誰在金江，誰打工，誰上大學，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儘管有兒女供養，她仍看重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轉來的社會捐贈。「不然我早死了」，她說。那筆錢雖然不多，但給了她生活的希望。那表明還有人記得她的疼痛。

志願者黃大強說，幾年前符美菊曾經全身浮腫，眼巴巴地送他們到門口，也只能走大概100米。他擔心她活不過一年半載，但沒想到，老太太又活到了現在。

所以他每次把慰問金送到老人手裡，都會說：「明年還有，好好活下來！」老人家就笑呵呵。

六、王志鳳

黃大強說，澄邁中興的三個老人當中，王志鳳最苦。

被父親的弟弟拿光洋贖回來以後，嫁到外地村子，男人喪偶，做填房。也就在那一年，媽媽不在了。王志鳳還有兩個弟弟，一個3歲，一個4歲。父親想要把弟弟送人，王志鳳說，我來養。

很難想像，一個被日本人凌辱過、又帶著兩個未成年弟弟去外村做填房的女人，那麼多年是怎麼過來的。晚年的王志鳳因為嚴重的風濕，終年頭痛。曾有醫生讓她好過一些，但那醫生也死了。

儘管如此，老太太仍然像年輕時候那樣有尊嚴。見到陌生人來到，儘管語言不通，她還是熱情地招呼落座。她眼睛不好，已經看不清東西，但仍然顫巍巍找來掃帚，說屋子裡臟，急急忙忙地掃地。

白內障也在折磨著她。她血壓高，不適合手術。王志鳳嘮嘮叨叨，總念著要吃瘦肉，要把血壓降下來，希望有機會去做手術。她現在就剩下這個專一微薄的願望，希望能把這個世界看得清楚一些。

七、林愛蘭

根據公開顯示的資料，林愛蘭是「已知的、整個亞洲唯一一名淪為慰安婦的抗日女戰士倖存者」。

臨高縣南寶敬老院的院長梁朝勝說她有93歲，但資料上說她出生於1926年（今年88歲）。一些資料又說她20多歲時被日本抓去，但日本人佔領海南島是1941年。

不過，這不影響她還記得自己如何「跟日本人打架」。她撥開頭髮給我們看已經看不清楚的傷痕，激動地回憶日本人如何把她的頭皮割開，「再下去一點，人就沒了。」她做出激烈的咬手指的動作，告訴我們，日本人如何把木棍塞在她嘴裡，打她。

說完這個，她就沉默了。

天色已經暗下去，林愛蘭準備睡下。她不明白這些人為何要突然闖進自己昏暗的小房間，為何要詢問60幾年前的不堪往事。她只是沉默地陪著來人坐著。

被救出來以後，林愛蘭喪失了生育能力。她終身未婚，沒有子嗣，參加革命之前就已經父母雙亡，又是家中獨女。她一個人走過了餘生的漫漫歲月。

八、陳亞扁

和林愛蘭一樣，陳亞扁也住敬老院。

她剛剛動過白內障手術。可能不太成功，老人雙眼紅紅，一直抹眼淚。不過至少可以看路了——她可以走到敬老院背後的本號鎮衛生院，去打止痛針。

和許多本地的老人一樣，因為風濕嚴重，老人常年頭痛，「去年還每周打兩次，今年痛得更加厲害，必須要每天打。」

早上，陳亞扁打開門掃地，偶爾自己洗點衣服。然後就是一整天的不舒服，頭痛，躺下又坐起來，坐起來又躺下。

陳亞扁生了很多個兒子，都夭折了。只剩一個女兒。外孫女和女兒每天輪流來，給她做飯，帶她打針。

生活在日本的華人班先生曾將陳亞扁帶到日本上過法庭。在後來的許多年裡，他來看望陳亞扁，給她帶錢，帶葯。不能來的時候，班先生就委託在海口讀書的日本學生米田麻衣來。從日本寄回來的膏藥放在床邊的一個塑料口袋裡。每天，外孫女就把這些膏藥貼在陳亞扁的背上、肩上，以及身上許多疼痛的地方。

九、鄧玉民

保亭響水鎮什齊村，鄧玉民一個人坐在門前的廊檐下，看著近在咫尺的鄰居們中午時分的各自忙碌。一把顯然是常年坐的靠椅，背後有墊子，扶手上栓著毛巾。太陽雖然沒有直曬在身上，她卻擺出一副曬太陽的神情，放鬆、安逸。

鄧玉民的背後牆上，掛著一幅用鏡框裝起來的大證書，上面寫著，保亭縣紅十字會天來泉夕陽紅行動關愛對象，鄧玉民，生於1925年4月30日。這個夕陽紅行動每個月會給鄧玉民這樣的老人送米送油，春節的時候還會送錢。

鄧玉民一個兒子，三個女兒，老伴癱瘓了6年，幾個月前才逝世。現在跟著最小的女兒生活。

中午，鄧玉民開始認真吃飯。只剩2顆門牙，還不對稱，竟然可以把三塊挺大的鴨肉細細地都吃完。

然後她對著鏡頭笑了，捂嘴笑，說了一串話。孫女翻譯說，她怕吃飯被我們拍出來，不好看。

十、黃有良

記者抵達陵水縣田仔鄉母爸村委會乙堆村時，黃有良的孫子小胡正好開著拖拉機風一陣地駛進村子。

小胡大概見得多了，也不問問來歷，就直接把人領到奶奶的屋子跟前。

黃有良也跟著班先生去過日本。也因為如此，黃有良很出名，被許多記者、志願者拜訪過。她的孫子小胡不願意我們多問日本之行，只抱怨說，為什麼不讓家裡人跟著去……

黃有良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但是小胡說，她記得蘇教授，記得班先生。每次他們來，她都特別高興。

在沉默中我們提出離開時，小胡很明顯地鬆了口氣。他說：「你們要她說什麼呢？說了那麼多次了。不好意思再說了。」

十一、陳林村

陳林村如今跟小兒子一起住在萬寧市大茂鎮進坑村，大兒子張先民的屋子也在不遠處。

這是一個靜謐的小村莊，年輕人大多去海口、三亞打工了。陳林村身體硬朗，見到陌生人都笑眯眯的。據說偶爾感冒，還是她自己步行到鎮上打針吃藥。

起初張先民不願意翻譯記者的問題。「問起來，她只說日本人很壞，要靠你們現在去報仇。」

但是老人家的臉上看不出要報仇的樣子。經過歲月的磨礪，她的臉上只剩下平靜、祥和。她用方言跟我們聊天，也不管聽得懂聽不懂。她時不時抬起手按一下帽子，露出腕上的金鐲子——她也是我們在海南島的走訪中見到的，唯一一位鞋襪整齊的老人。

「我們也會看報看電視，也知道韓國人在起訴（日本），日本人對這個問題，不想承認——這些我們都知道。」張先民用普通話跟我們交談，老太太聽不懂：「不知道這路要跑多長……也許她死了，看不到了，以後也不知道。」

老太太坐在客廳里，幾個放學的曾孫輩們就在她跟前打鬧。曾孫女一笑露出掉了的門牙洞，祖奶奶卻還滿口牙齒都在。她很樂意坐在孩子們中間，享受這片刻的喧鬧。高朗的客廳里光線很好，能看到牆上貼著的對聯：福大家和萬事興，春來運到千秋旺。

很自然地，在過往的關於慰安婦的記錄和報道中，幾乎所有的表情，都只有眼淚：濕潤眼眶的，默默流淚的，嚎啕大哭的，不能自已的。

但我喜歡看她們笑。但凡人活到足夠大的年紀，就走到了人生邊上，是盡頭，也是原點。所以，耄耋老人總有嬰孩般的笑容。我記得陳林村看著曾孫輩在眼前打鬧的慈祥的笑，我記得鄧玉民用兩顆牙啃完整塊鴨腿後的滿足的笑，我記得李美金聽黃大強囑咐自己「好好活」時的嚮往的笑，我記得曹黑毛說自己不敢再抽煙時的害羞的笑。

這些笑，珍貴極了。謝謝她們還活著。

在漫長的歲月流逝的過程中，當初那種尖銳的疼痛，被生活中更廣袤豐饒的苦難與情感碾壓得稀薄。所以她們確實大部分都忘記了，因為年紀，頭腦，身體的緣故，或者故意裝作忘記了，因為心理的緣故。有好幾次，她們聽完問題，都是長久的沉默。然後決定回答，聽不見，或者，記不得。

她們忘卻的，我們來替她們牢記。

本文圖片特別鳴謝：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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