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治國運動的啟示

全球技術地圖

創新丨前沿丨科普丨資訊

桑希爾：「技術專家經常抱怨政治人士不『懂』技術」，政治人士則反擊道：「技術專家大多數時候也不懂政治。」

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科技發展有時會超前於社會，讓政治人士滿頭大汗地跟在後面處理隨之而來的後果。印刷機、蒸汽機和電腦的出現就是如此。如今，基因編輯、社交媒體和人工智慧的出現可以說同樣如此。

技術專家經常抱怨政治人士不「懂」技術，政治人士則反擊道，技術專家大多數時候也不懂政治。

對辯論雙方都適用的一個有趣例子是上世紀30年代在北美短暫興盛的技術治國(technocracy)運動。這場當時被稱為「工程師起義」(revolt of the engineers)的運動，有不少地方值得今天的人們思考。

可以理解的是，上世紀30年代，各種回應「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激進運動在美國興起，正如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當時在歐洲興起。技術治國運動提出：擺脫危機的最佳方法是拒絕亂糟糟的市場體系以及老式的政治，採用一種「現代、科學的觀點」。

在1933年出版的《技術治國序言》(Introduction to Technocracy)中，這項運動的領導人宣布，過時的社會體制「糟粕」阻礙了進步，應該讓政治人士靠邊站，就像鍊金術士和占星家以前為科學讓路一樣。傳統經濟學一味關注主觀的定價機制、而不是理性的生產，這無異於一套「債務病理學」。

「與政治的爾虞我詐、金融和經商的胡亂摸索不同……我們有運用於科學和技術中的方法。」這項運動的宣言稱，「如今，現代常識在呼籲自然科學和技術擴大它們領域的邊界。」

歷史學家威廉?E?埃金(William E Akin)指出了新興的技術治國論的3個源泉：進步改革者對中央規劃的日益重視；認為工程師能夠拯救美國社會的大眾迷思；以及費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學管理理論。

取消價格機制和生產最大化與當時蘇聯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明顯的可比性。在閃爍著思想光芒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We)中，俄羅斯作家葉甫蓋尼?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痛斥了這種技術治國思維，在他預見的社會裡，人們沒有名字，只有數字代號，就像一台大型工業機器中的齒輪一樣活著。不過，北美的技術治國運動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並自稱有人情味得多。

儘管媒體給予高度關注，但技術治國運動在美國始終沒有成功，這主要是因為其領導人對政治一竅不通。拯救了資本主義的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羅斯福新政」(New Deal)。或許，這項運動的最大失敗在於它始終未提出一套普通選民能夠理解的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案。對於純理性未能所向披靡感到失望的技術治國運動最終分崩離析，這項運動的一個分支最終變成一個準法西斯粉絲俱樂部。

在北邊的加拿大，技術治國運動備受重視，以至於遭到了當局的禁止——因為擔心該運動計劃推翻政府。該黨心灰意冷的領導人、冒險家喬書亞?霍爾德曼(Joshua Haldeman)後來拋棄了加拿大，搬到了南非。

該運動的核心是這樣一種理念：人類行為是可計量的，最終也是可預測的。其宣言聲稱：「技術治國做出了一個基本假設：一種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行所包含的現象是可以測量的。」

這種思想的餘暉如今似乎在美國的西海岸再次閃現，體現為作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所稱的技術「解決主義」(solutionism)。根據這種世界觀，技術可以解決幾乎所有問題，分析人類的最好辦法是將其視為數據點的集合。

政治人士的回應是，人類行為無法計算。無論個人還是人類集體的行為，都變著花樣不理性。我們很難超越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人性這根曲木，決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

不過，技術治國運動這段歷史留下了一個微小但頗為有趣的腳註，在今天可能格外有意義。霍爾德曼有一個外孫叫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這位航天企業家計劃把我們變成一個穿梭於星際的生物。

或許，技術治國最終將在火星上大放異彩——這倒是挺搭的。

編譯丨梁艷裳

轉自丨FT中文網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