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救國之路為什麼異樣坎坷、總是失敗？看到這裡終於明白了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無法阻止西方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中國很可以轉禍為福，只要中國大膽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以中國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中國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沒有這樣。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但他們不承認是了，在故爭之後，直到受了第二次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思改革

在沒有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地研究道光，減豐年同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但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的根本要素，如:第二次世界大前，請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爭也失敗了，然面因為德國內政鍵全，戰後尚不出20年，她又復地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到了19世紀，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u1）約有30萬:到了慶五年（180）增加到3億，百年之內竟有15倍的增加！

這種估計雖不可意，然面中國人口在18世紀有大的增加是毫無疑的，17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故及政府「有計劃的殺漢人，如揚州B及定居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很多明清史料表明了這一點，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用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了一大半！

康熙，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人增加是肯定的，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溫，演演去，就是聖無法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學增加生產，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水準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水準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也無救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

於是，小亂變為大亂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勛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也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地統治階級的慾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污也大大地長進。並且，在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做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且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

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為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清朝的翰林哪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問，清朝清的翰林哪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清朝有名的貧苦家庭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做勞力的。中國舊日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哪一種沒有官吏做後，紋看勢發財的？

總而言之，在中國目的社會裡，有心事業的人柴中於政界，專心利的人也都擠在官場里，結果是每個面門的人員永遠在加增之中，而衡門的數目也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已久人口加增多、民生痛苦的時候，更多，每個史的污更加歷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政府到了直慶年已到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和。據故博物所保存的檔案記載，他積有私產到9億兩之，當時官場情形可想而知，經歷喜慶、道光兩朝，中國幾平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用，陝西三省白蓮教徒叛亂，後有四北回數徒之亂，西南苗族、放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也非常，這還是明日張取與國家對抗的，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徒幾乎遍地皆是

十五年（1883），御史常大浮上奏說:「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轉傳習，當眾線，遇歲歉，白晝伙搶，名曰均根，近來同或掌辦，不斷相株，用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州與兩廣按，均有結黨成群，動或巨案

西方勢力略起的時候，正是政府抗力量薄的時候，到光年間，清政府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已分失其推系力，中國人一面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設法振判的政教一中華民族在近代所遇的難關是雙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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