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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八十一」,家裡做飯坡里吃

《數九歌》云: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燕來;九九八十一,家裡做飯坡里吃。

這《數九歌》的最後一句說的是:農忙了,春耕春種開始了,要給坡里勞作的人們送飯去了。

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時代,人們幾乎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予了腳下這片土地。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日復一日的勞作,呵護孩子一樣的照看田裡的莊稼,盼著有個好收成。糧食就是命,土地就是家,就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很難想像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麼頑強,人們生存繁衍的慾望是多麼的強烈。人們用身體里榨出的每一滴汗,筋骨皮肉下蘊含的每一點氣力,與命運做著最後抗爭。

農時是很關鍵的,為了搶奪農時,人們起早貪黑,就連吃飯也要在田地里。往坡里送飯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說到送飯,我很容易想到的是《紅高粱》里「我奶奶九兒」挑著擔子領著兒子,給打鬼子的「土匪」丈夫送飯的場景;《我的父親母親》里「我母親招娣」抱著印花粗布包著的粗瓷碗,給教書的愛人送飯的情景。也經常聯想起一些關於送飯的人和事。

那些人和事的影子,我不確定是不是真實的見過經歷過,有的只是對老人們的講述的一種還原和再造。

小時候,我曾經見過一個老女人,這個已經八十多的老女人是我的鄰居,但我們不會按輩分叫她奶奶或大娘嬸子。我們通常的叫法是「地主婆」,就連她那小我一兩歲的重孫子也用這個符號來指代她。

「都不容易啊。」說到那個「地主婆」時,奶奶時常這麼說。

奶奶說,那老女人小時候也是窮人家的閨女,家裡窮,賣給了地主家當童養媳。那時的地主似乎也不富裕,有點「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的意思。小小的她乾的是下人們一樣的粗活,吃的是稀飯,窩頭乾糧只有老爺太太少爺和下地的長工們才吃的上。她每天的工作是洗衣、挑水、推磨、做飯,還有給地里幹活的長工們送飯。到達那塊十幾里的地要過三條河,三條河上分別有木橋、石橋和擺渡,回來的時候她要從中間那條有石橋的河邊再挑上回家做飯的河水,於是我腦子就有了這樣的場景:一雙三寸小腳走在鄉間崎嶇坑窪的小道上,桑木扁擔單調地跳躍著、撞擊著她突出的肩骨,十幾里的路程顯得格外的漫長。田野空曠或者厚如屏障,她會不會遇到壞人的圖謀不軌?或者被青紗帳里突然竄出的一隻兔子或一條蛇嚇得驚惶失措?慌亂中會不會打破了瓦罐而被老爺太太責難打罵?

相比「九兒」和「招娣」送飯時的希冀與羞澀、憧憬與喜悅,那時走在路上的她,心裡想的又是什麼呢?

生產隊的時候,送飯的事是由隊長統一安排的。晌午前,隊長會安排一個社員,趕上驢車回村,在水井旁的大槐樹下使勁地敲鐘,聽到鐘聲的老人們會掀開鍋蓋,把熱好的飯菜用粗布籠布包好,急匆匆送過去,生怕讓自己在田裡幹活的丈夫、兒女挨餓。

那時的飯食主要是窩頭,我們叫它「面子」,玉米面的,上面有個尖,下面有個洞,又粗又硬,吃在嘴裡粗糲的玉米碴拉得喉嚨疼。大人們會用「吃個大面子,長個大漢子」之類的話哄騙我們這些孩子,孩子們不喜歡,但大人們對它有感情,直到現在,母親還是喜歡蒸窩頭,不過裡面已經加了黑豆、黃豆、小米麵。母親說現在的窩頭越嚼越香,我卻不由自主地抵制,這抵制是發自內心的,大概是源於它在童年時留給我的那些印象。

老家的人管吝嗇、扣門、小氣的人叫「糴(di)」,我就是一個很糴的孩子。那時的我拉著奶奶的衣襟,不捨得把鍋里的窩頭拿出家門,把熱騰騰的窩頭緊緊抱在懷裡,哭得聲嘶力竭,肝腸寸斷,鼻涕一把淚一把。奶奶無奈得看著送飯的驢車遠去,我的任性讓在坡里幹活的姑姑餓了一天的肚子。多少年來,老人們一直拿這事跟我調侃,我也因此落下一個聽到、看到或想到冬天的蒸汽就起雞皮疙瘩的毛病。

其實,那時的孩子都有這種「護食」的毛病,鄰居家的哥哥七八歲了,別人問他「你家今天吃的什麼?我們去你家吃飯吧!」他會很認真的看著人家,然後很堅定地說:「我家裡今天吃的屁。」

我不得不佩服先人們的智慧,那種上尖下孔的窩頭不僅看上去像一座金色的小塔,那下面的孔洞也正好用來裝下飯的蘿蔔鹹菜。那時下飯的菜品主要就是蘿蔔鹹菜,也有自家做的豆醬,豆醬裝在窩頭的洞里,掰一塊窩頭蘸一點,如果能從田頭的草叢裡拔幾棵苦菜、曲曲菜就著吃,那真是人間美味。大家三五成群地聚擾,一邊吃著窩頭,一邊天南地北地瞎扯,一邊會偷眼瞄一下旁邊那堆吃飯的人家的飯食,在心裡暗暗掂量著、對比著各家日子的境況。——能吃飽就不錯了,還想怎麼樣呢?

偶爾也有新婚的媳婦偷偷給自家的丈夫捎一把鹽煮得黃豆,裝在窩頭裡,看到的人會目不轉睛,羨慕不已。被看到的人也不敢聲張,小聲謙讓:一起吃點?看到的人陪著笑臉,小心翼翼的用拇指和食指捏一顆放進嘴裡,眼睛裡露出諂媚和滿足的神情。被看到的人會一直盯著他的手指和嘴巴,小聲叮囑:使勁嚼,細細嚼,別急著咽,好東西要少吃,少吃多香。

這場景不是經常發生,但卻真實存在著。更多發生的場景是一群人一邊啃著窩頭,一邊聽某人說起某年某月,在誰家的酒席上吃過的什麼大魚大肉。說話的人會越說越起勁,聲音會越來越高,彷彿身體陡然也高大了起來。但那太遙遠了,可望而不可及,人們聽聽也就罷了,最多有舔舔嘴唇,咽口唾沫的份。還是說說去防湖潮壩出夫的事吧,那一年食堂擀的麵條誰誰喝了七大碗,肚子大得都站不起來了;那一年吃白面卷子(方形饅頭),誰誰吃了一扁擔(把卷子排起來有一扁擔那麼長),晚上撐得受不了,趴在牛背上顛了半宿;聽話的人中會有人站出來,說他的認識的一個人,能吃一筷子大餅(就是把大餅摞起來有一根筷那麼高)。大家不會去考證事件的真實性,眼睛空洞迷朦地看著遠處,想像自己也有大餅饅頭隨便吃的那麼一天。

這一天不遙遠,很快到了分田到戶的時候。田地分到了各家,土地和收成都是自家的,庄稼人恨不能一天到晚和莊稼在一起。

田裡的麥子成熟了,被太陽晒成了一望無際的金子的顏色,風吹過的時候,如海洋般起伏洶湧,掠過麥梢的風,裹挾了太陽的全部能量,炙熱如火,融化了天和地的分界,讓我能看清空氣匆匆逃遁的身影。

那天,母親給割麥的我們送來了煎臘肉。這種臘肉之前只有在祭祀和招待貴客的時候才捨得吃,掛了面芡的臘肉被煎成金黃,肉里的鹽分被稀釋浸潤到面里,讓面也有了肉的清香。那種香味至今回味起來也是一種享受。

吃那天的臘肉時我沒體會到這種享受,這種本應享受的氛圍被父親的怒氣沖得七零八落。父親不停地埋怨,甚至白面饅頭也堵不上他的嘴。他是在埋怨母親在割麥時還「窮講究」。儘管母親一直試圖辯解,說今天是你的生日,但父親一直堅持他「爭秋奪麥、虎口奪糧」的觀點。那天的臘肉父親堅持沒吃一口,母親也含淚說出「再不給你過生日」的話。若干年後,我一直在記憶的深處翻撿找拾當年臘肉的味道的時候,很清楚地記起了那天的麥田,那天的太陽,那天父親的嘮叨和那天是父親的生日。

父親也有在農事忙碌不發脾氣的時候。請人幫忙抬機器澆河邊那塊難走地的時候啦,請人用拖拉機運回最遠那塊地的糧食的時候啦。父親雖然不喝酒,但他會讓我去小賣部買瓶裝的高粱酒,讓母親炒幾個菜,陪人家坐到深更半夜,完全不顧身體的勞累和第二天還有繁重的勞動。

一家剝麻十家幫。在剝麻的日子裡,男女老少幾十口人聚在河邊,根本不在意河水的腥臭,在秋日慵懶地陽光下,嘻嘻哈哈地開著玩笑,說著渾話,手裡的活計卻片刻也沒有停下。吃飯了,孩子們還在瘋跑,他們和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生靈一樣,總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們繼承了先輩們良好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他們的腸胃把將食物轉化為能量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家裡送來的油條和大餅對他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草叢裡的一兩隻螞蚱,河邊釣到的青蛙,別人家田裡偷扒地瓜,偶爾從水裡麻垛邊抓住的螃蟹,都轉化為他們源源不斷的能量。男人們在向陽背風的河崖邊上找一塊空地坐下來,一邊抽著煙,隨手摺兩段樹枝當筷子,等著女人們把飯端過來;女人們一邊給男人端菜拿酒,一邊低聲勸誡「少喝點」;男子斜了女人一眼,一邊給同伴倒酒,一邊笑嘻嘻的說出「酒是糧食精,越喝越年輕」的話。女人也不惱,回頭繼續和嫂子小姑子們探討秋芬和玉蘭誰做的衣服更「跟形勢」,集市上誰家的「旋餅」更好吃的問題。也會側著耳朵偷聽自家的男人是不是喝多了,說漏了嘴,說出明年打算蓋房子,後年買輛能拉糧食會耕田的拖拉機的秘密。

把在坡里吃飯變成一件快樂的事,似乎是從祖先穿樹葉或者更早的時候就開始,就隱藏在血液里的基因密碼。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愛乾淨講衛生的城裡人,還是熱衷於周末的時候帶上家人,把食物帶到野外進餐,還美其名曰「野炊」。

如今,吃飯這件事,再不是為了肚皮的充盈和對味蕾的犒賞,逐漸演化成一種交流的手段和交往的工具,當孩子們對飯菜挑挑撿撿的時候,當我們面對餐桌上堆積的杯盤的時候,當隨手掛斷父母讓我們回家吃飯的電話的時候,我們或許已經失去了對食物的應有敬畏,漠視了一餐飯里的造物之恩和人間真情。

作者:朱儒明,山東省博興縣人,現任博興縣店子鎮中心小學校長。有自印詩集《我參與了小麥的成長經歷》。

責任編輯:王冬良、柳桂兵;版式設計:東方。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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