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發布2018年《美國總統經濟年度報告》
2月中旬，白宮發布了2018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經濟顧問委員會編寫《經濟年度報告》的目的是向美國社會公眾和經濟政策界詳細介紹過去一年中美國經濟的表現，並分析未來幾年美國政府的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的重點關注領域。因此，在該報告重點回顧了2017年最顯著的政策發展，並預測未來幾年的政策目標。以下該報告的主要內容介紹，供參考。
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實際GDP超預期增長，由2015年的2.0％和2016年的1.8％增長至2.5％，其中連續兩個季度增長高於3.0％。失業率下降0.6個百分點，降至4.1％，為2000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而經濟新增220萬個就業崗位，平均每月181,000個。值得注意的是，製造業和採礦業在2016年分別損失9,000和98,000個就業崗位，但在2017年分別新增就業崗位189,000個和53,000個。勞動生產率增長1.1％，而2016年曾下降0.1％。與前7年平均增長2.1％相比，私營僱員的每小時平均收入上漲2.7％。2017年1月藍籌共識預測2018年GDP增長率為2.3％，考慮到經濟的超預期表現，2018年2月將預測值上調至2.7％。
2017年的四個季度均經歷了顯著的經濟趨勢轉變。2010至2016年間，美國實際產出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1%，而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率不到1%，從歷史情況來看，經濟復甦步伐緩慢。最近的研究也證實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初的發現——在美國，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後，通常是迅猛的經濟擴張與發展，而且這種相互關係在金融危機伴隨著經濟緊縮發生時就會更加緊密。自十九世紀以來，只有三次經濟復甦沒有遵照這一模式，最近的一次便是其中之一。
本報告提供的證據表明，歷史上自大蕭條時期緩慢復甦的經濟與政策的選擇相關，因此報告研究了導致2009年後經濟復甦乏力的不利因素，以及當前的政府戰略和可選政策來解決問題。
第一章，關於歷史上著名的《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研究發現，近年來全球資本流動性居高且不斷上升，美國公司稅法和全球稅收制度日益缺乏國際競爭力，它們的共同作用限制了投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阻礙了美國國內資本的形成，從而抑制了資本深化和生產率增長，最終，企業稅收的經濟成本越來越多且不成比例地由流動性較低的生產要素——勞動力來承擔，繼而抑制產出和實際工資的增長。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012年和2013年首次出現每小時資本服務對勞動生產率的五年移動平均貢獻率實際上為負值。據估算，通過降低資本成本和減少激勵企業實體將生產和利潤轉移到海外的措施，《減稅與就業法案》中的企業條款將長期提高國內生產總值2％至4％，並使家庭年均收入提高4,000美元。
報告第二章通過討論大量的學術文獻，指出過度的監管負擔可能會減少新企業的成立和老企業的退出，造成勞動力的空間分配不當和就業困難，從而對生產率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整體增長。同時，報告進一步關注了政府為了消除低效且不必要的規定而已經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有助於提升創新、生產力和經濟的增長前景。
第三章，在勞動力市場方面，報告發現的大量證據表明，與政策法規一樣，在後衰退時期，為尋求新的社會保護和經濟增長前沿最優方案所做出的努力，可能會在追求前者的同時而過多地犧牲後者。此外，儘管由於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退休年齡而造成的人口結構變化給勞動力參與率帶來了強大的下行壓力，但在經濟復甦期間，人口統計以外的因素占勞動力參與率總體下降的三分之一，並且自2007年第四季度出現周期性高峰以來佔總體下降的一半（可見第8章）。舉例來說，報告還發現大蕭條時期曾通過增加財政轉移，來緩解因失業率上升而產生的就業需求，卻給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造成了持續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由於監管限制（第2章）、藥物濫用（第6章）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第4章）而加劇的結構性失業和地域流動性的缺乏，也同樣加劇了青壯年勞動力勞動參與率的下降趨勢。
然而，這些問題，尤其是勞動生產率的低增長和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都是可以通過政策手段而改變的。例如報告在第1章和第8章中強調的，鼓勵高技能和經驗豐富的老年工人推遲退休的政策（如《減稅與就業法案》頒布的邊際所得稅減免措施），對提高勞動力參與率和勞動生產率都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通過提高目標資本存量，報告預計《減稅與就業法案》將引起資本深化，因而再次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家庭收入的增長。
與此相關，報告第四章論述了現有公共基礎設施的不足，並探討了這些不足對經濟增長和消費者福利的不利影響，以及潛在的補救政策措施。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報告研究了如何通過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產，並將基礎設施的長期使用能力調整到與當地需求相匹配的最佳水平，從而改善公共基礎設施資本的需求和供應之間的根本性不匹配問題，這將使地方政府更加靈活地使給出的價格在引導消費和投資決策上發揮更大作用，也使簡化環境審查和許可流程更具靈活性。此外，解決目前公共基礎設施的不足之處，將有助於減弱地域流動性的缺乏和結構性失業的共同作用（第二章中說明這兩個因素受監管限制的影響而加劇；第三章和第八章說明它們也是導致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因素）。
第五章介紹了國際貿易政策以及行政當局為了與美國的貿易夥伴達成積極互惠的貿易協定而已經採取或可能採取的行動。具體而言，除了回顧經濟專業化帶來的好處以及貿易帶來的收益之外，報告還說明了一部分合作夥伴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如何限制了美國和世界的潛在貿易收益，尤其是對美國製造業造成不良後果。要解決這些問題，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通過鼓勵在美國經濟享有比較優勢的部門進行更多投資，特別是但不僅限於能源和農產品。
第六章，報告將注意力轉向美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催化劑——美國工人的健康。儘管《平價醫療法》（ACA）通過醫療補助、市場和相關保險覆蓋範圍條款將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擴大到美國人口的6％以上，但報告調查了大量學術文獻，據這些文獻估算，醫療保險對健康的影響遠低於通常假設的水平。實際上，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2015年和2016年有所下降，這是50多年來第一次。這表明相比於單獨依靠保險賠償，諸如藥物濫用（尤其是是鴉片類藥物）和肥胖等因素可能對健康產生更大的影響。相反，報告認為增加更多的選擇和競爭，同時使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健康的決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改善健康狀況的更有效途徑，特別是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從根本上講，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健康人不僅活得更久，更愉快，而且也是扭轉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參與率最近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見第一章和第三章）。
第七章討論了網路安全面臨的新挑戰，特別是在美國經濟正向信息經濟過渡的背景之下。惡意的網路活動給財產權（包括無形資產甚至是信息本身）的保護帶來了新的威脅，從而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實際成本。鑒於投資網路安全存在積極的外部效應，這一仗也討論了可能使投資轉向其社會最優水平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促進基礎研究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保護關鍵基礎設施資產、傳播新的安全標準以及增加網路安全工作人員。
最後，在第八章中，報告回顧了2017年的經濟狀況並展望了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趨勢。在認識到潛在的優勢和挑戰後，政府2017年11月的基線預測排除了《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影響，預計到2028年間，經濟產量總體平均年增長率為2.2％。然而，根據包含政策在內的預測，如果政府計劃全部實施執行，那麼到2028年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3.0％。儘管水平效應一直存在，但隨著資本-產出比達到新的穩定狀態，《減稅與就業法案》各個組成部分的促增長效應消退，預計經濟增長將在2020年後略微放緩。但是到預算窗口關閉前，未來進一步的放鬆管制和基礎設施投資將部分抵消減稅和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下行作用。相對於前幾屆政府的預測，本次包括政策在內的預測相對保守，實際上略低於3.1％的中位數。此外，基線預測的結果與《2017年總統經濟報告》中的長期發展預測完全一致，這也反映出，如果不能實現本屆政府的政策目標，經濟便會回復到近年來的低迷增長趨勢。
初步的經濟指標顯示，市場也確實察覺到了趨勢的轉變。在《減稅與就業法案》獲得通過後的幾個星期內，有超過300家公司根據這項新法案宣布增加工資、獎金和作為補充的401（k）計劃（美國企業年金，是美國私人企業為僱員提供的一種最普遍的退休福利），數額達24億美元，影響力覆蓋420萬工人。此外，截至2018年1月底，由於《減稅與就業法案》而新公布的企業投資項目數額達1900億美元，表明正像理論和實證證據所預測的那樣，企業正在積極響應《減稅與就業法案》。
報告認為美國社會擁有許多價值取向和願望，包括但不僅限於擴大經濟繁榮。這些價值取向和願望可能並不總是存在，也不可能在所有地方完全和諧共存。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近年來以犧牲增長為代價追求替代性的政策訴求，使美國人民付出了實際的經濟代價，表現在就業機會減少、安全問題、公平問題、甚至健康問題。因此，經濟過問委員會支持能夠使美國經濟恢復全面增長潛力的政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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