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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沙講史堂第五百二十二期】「隊長,別開槍,是我!」:抗戰中的空軍誤傷事件(歷史系列第219講)

今天文章遲了,原因是昨天熬夜寫大案,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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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傷在戰爭中是最常見的事故,即便是在敵我識別系統高度發達的現代戰爭中也無法避免。而在80年前的抗日戰爭中,誤傷這個詞,則貫穿了整個抗戰空軍的戰史,空軍更是經歷了我們所能想到的幾乎所有類型的誤傷。







1937年8月14日是中國空軍正式參戰的第一天,然而這一天就出現了誤炸民眾的事故。當日下午4時許,第二大隊6架輕轟炸機奉命轟炸日軍「出雲」號未果,在返航途中兩枚1100磅重的炸彈落在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其中一枚沒有爆炸,另一枚則造成了950多人死亡,1150人受傷的慘劇。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大世界事件」。






事後國民政府發布消息宣稱轟炸機在執行任務時,被敵高射炮火擊壞了炸彈架,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慘案。抗戰勝利後,對此誤傷事件仍然爭議頗多,甚至有蓄意轟炸的說法,但是真相始終未能查明。







然而16天後,空軍再次出現誤炸事件。8月30日,第五大隊9架霍克Ⅲ戰機奉命轟炸日軍艦,不料誤炸了美國商船「胡佛」號,造成船身受到較大破壞,另有一名船員當場被炸身亡。







事後宋子文親自前往美大使館道歉,並賠償商船損失10萬美元,死亡船員1萬美元撫恤金,第五大隊大隊長丁紀徐則被革職處理。抗戰後期,美第14航空隊對日軍重要據點,特別是武漢、漢口等地的轟炸中也曾誤傷過眾多中國老百姓。

抗戰中由於通訊以及溝通不良,還發生了多起誤炸友軍的事件。1945年,在豫西會戰中的一次支援劉汝明部地面作戰的任務中,美軍航空隊將友軍誤認為日軍,結果一陣狂轟亂炸後,劉部損失了12門野炮、200匹軍馬和上百名官兵。







整個抗戰中,我軍因誤傷損失最嚴重的則要算「六寨鎮事件」了。1944年11月11日,日軍攻陷桂林後, 97軍軍長陳素農電請重慶派機轟炸已被日軍佔領的六甲等車站,可譯電員誤將「甲」譯成了「寨」字。11月25日,美第14航空隊9架B-25轟炸機將六寨鎮炸了個底朝天,接著又用機槍對人群來回掃射。剛撤到六寨鎮的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1名中將、2名少將、8名上校以及200多名其他各級軍官喪生,司令部特務團被炸死一半多,其他軍民死亡人數過萬,大炮、汽車被毀無數。


所幸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逃過一劫,戰後他在回憶錄中寫到:「譯電員雖被軍法署判處死刑,但四戰區之元氣已大傷。這是我畢生遭遇之最大慘劇,柳桂會戰也是我一生戎馬所遇到之最不幸的戰役。」「絕大多數軍用交通工具與重要設備的損失,使我們不能再作出任何真正的抵抗了。四戰區參謀處所有的文件,包括作戰計劃與軍事訓練都化為烏有了。」『』







由於抗戰初期空軍作戰飛機幾乎沒有無線電通訊系統,敵我識別異常不便,在此期間發生了一起非常著名的誤擊事件。1937年10月1日,空軍第八大隊十九隊一架亨克爾He-110A0轟炸機被航校7期飛行學員彭周誤擊落。當日漢口王家墩機場發布空襲警報,機場上的戰機紛紛起飛避敵,部分航校學員也駕機起飛。航校教官周庭芳、謝聖和等人駕駛5架霍克Ⅱ型戰機起飛在機場上空警戒。

黃昏時分,三架雙引擎飛機向機場飛來,此時上方的謝聖和等人駕機對這三架可疑飛機俯衝而下,因為教官本身比較有經驗也比較沉著,認出了是我方He-110A0轟炸機,便駕機側飛脫離開。豈料,早先起飛的一架由航校七期飛行學員彭周駕駛的霍克戰機飛馳而下,沒看清楚就開槍把帶隊長機給擊落了,造成了包括十九中隊副隊長周蓮如在內的六人遇難。







曾任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的徐華江回憶:「彭周返回基地後,還非常高興自己打下敵機一架,正在歡呼時,負責機場安全的航行股長立即搶上前去,猛力提起他的衣領並狠狠地掌摑下去,並大罵:你這自作聰明的混蛋,把自己的飛機打下來了。彭周則嚇呆在現場,為自己的粗心懊恨不己。彭周原為廣東航校飛行生,後編入中央航校第七期,十九隊的飛行員若非念在他同為廣東出身的份上,極可能當場將他格殺。







彭周被收押後,被軍事法庭以過失殺人罪判處十二年從刑。同學們為他惋惜,校方也表示同情,於是師生共同起草陳情書,向兼任校長的蔣介石請求特赦,但批回的文件卻是不準。」(彭周下獄後獲得保釋,降至十二期畢業從軍,後因不容於部隊長官,遂駕機投敵,抗戰勝利後被以漢奸罪槍斃。)






抗戰中我軍的地面防空火力也曾多次誤擊空軍戰機,包括海軍軍艦也發生過此類事故。所幸整個抗戰期間國軍防空火力非常薄弱,這才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只有一次明確的誤傷事故:1937年12月25日,空軍第五大隊二十五隊少尉飛行員塗長安,駕機在廣西柳州鄧家塘執行任務時,被防軍誤認為敵機擊落殉職。







抗戰中不光有空軍誤傷空軍、地面部隊誤傷空軍、空軍誤傷地方部隊和民眾這些在戰爭中常見的事故,而且還發生了一起民眾誤傷空軍的罕見事故。1942年1月8日,空軍第二大隊9架蘇制SB-3轟炸機從成都太平寺機場出發,飛抵長沙以北長樂街轟炸日軍,返航途中遭到了日陸航第54戰隊8架中島97式戰機的攔截,激戰中我軍1104號機被擊落於長沙東南的東山,射擊員高傳賢跳傘落地後,被當地民眾誤認為是日軍,刀傷頸部致死。


在當時那種落後的通訊條件下,我軍出現誤傷的這種事故是無法避免的。即便是綜合實力高出我軍一大截的日軍,也出現過多次誤傷事故,在1943年11月28日的常德會戰中,數架日機誤炸了日軍主力集結地區,炸死炸傷大批士兵,造成了日軍極大的混亂。《東史郎日記》也曾記載:「三十三聯隊的一個中隊,由於聯絡出問題,遭到友軍飛機炸彈的洗禮,蒙受了很大損失。」






介於抗戰初期我軍嚴重缺乏無線電通訊系統,為了方便陸空之間聯絡,我軍發展出了一套以白布在地上鋪成符號,以便空中確認的辦法。羅英德曾回憶其擊落日軍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後的一幕:「我在100英尺高度盤旋了25分鐘,很快地一群士兵從附近跑來,將飛機的尾巴提起來,把飛機翻正。







一會兒,布板符號出現在平地上,符號是302團,這必然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部隊。據我的經驗,能夠在這麼快的時間擺出符號的,在那個時候是非常非常之少。」這套當年最常用的通訊方法,卻無奈的透露出了我軍裝備之落後,以及各項軍事物資之短缺的窘況。中國軍隊不得不用這種近似原始的手段,來對抗擁有現代化軍事裝備的日本帝國的侵略,而這已是他們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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