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朱安：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喬麗華

編者按：「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

這些年來，「朱安」已然是一個較為熱門的話題，也成為人們認識魯迅的另外一個切面。《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是迄今唯一一部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傳記，作者喬麗華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記錄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對魯迅的影響。

楊絳先生看到這本書後曾說，「朱安最後那一聲凄慘的呼號，實在動人憐憫。常言『一雙小腳三升淚』，她卻為此成了一件無人珍惜的『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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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女不過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兩家訂立婚約，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魯迅也曾回國探親，但婚禮並沒有舉行。我們不知道朱安的父親朱耀庭究竟去世於哪一年，他終年尚不到50歲，從朱安的年紀推算，大概就在這期間。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也給了魯迅一個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於紹興，終年68歲，魯迅並未回國奔喪。1906年，轉眼又是兩年過去了，紹興向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規矩，而朱安已經28歲了。

朱家台門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但朱安的遠房叔祖朱霞汀及父親朱耀庭相繼去世，對朱家台門想必是不小的打擊。還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歲月，在那個年代，到了她這樣的年紀還沒有出嫁，處境無疑是很尷尬的。

從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對窄而尖的三寸金蓮。明清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在精美小鞋裝飾下的一雙纏得很好的雙腳，既是女性美，也是階層區別的標誌。」當時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出去。可以想像，在她大約5歲至7歲的時候，母親或族中的婦女就為她纏足，以便將來嫁個好人家。卻沒有想到，有一天這雙小腳會變得不合時宜。

據周冠五回憶，魯迅曾從日本來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魯瑞則叫周冠五寫信勸說魯迅，強調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不能退聘，否則，悔婚於周家朱家名譽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沒人要娶了。作為讓步，魯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進學堂，但朱家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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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髮照，魯迅1903年攝於日本東京。

魯迅在日本時期，並沒有特別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見，他見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夠閱讀，寫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裡，留辮子、纏足都是野蠻的土人的習俗，這使許多留日學生深受刺激。實際上，自康梁維新以來，國內也有逐漸形成戒纏足的輿論，放足思想已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紛紛成立不纏足會或天足會，響應者也很多。但在內地鄉野，此種陋習要革除並非易事，清末的紹興顯得相對閉塞，朱家看來也是個保守的家族。應該說，魯迅勸朱家姑娘放腳讀書，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真心希望縮短兩人之間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寫信，互相通通信，或許多少能培養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朱安在這兩方面都沒能做到。

在當時，朱安的年紀確實很大了，朱家本來已經憂心忡忡，偏偏有傳言說魯迅已經和日本女人結婚，而且還有人親眼看見他帶著兒子在神田散步。這使朱家十分驚慌，也最終促使魯瑞下決心把魯迅召回國。多年以後魯老太太懷著內疚對人說起她把魯迅騙回國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大了，一再托媒人來催，希望儘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說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實在被纏不過，只得託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說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了，我向他說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 （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14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因為魯迅遲遲不歸，使得周朱兩家的長輩都很焦急。不得已魯瑞略施小計，託人打電報謊稱自己病危，讓魯迅速歸。同時開始重修家中的房屋，準備為魯迅辦婚事。

三弟周建人當時18歲，在離家很近的塔子橋邊的馬神廟裡的小學教書，母親是否曾托他寫信或打電報給大哥呢？遺憾的是在他的回憶里全然沒有提及。據他回憶，1906年夏初，他從學堂回到家，看見家裡來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這時他才知道，母親急於修理房子，是因為準備給大哥辦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憶：「為什麼荒廢了幾十年的破房子，在這時候重新來修造的呢？自從房屋被太平天國戰役毀壞以來，已經過了四十多年，中間祖父雖點中了翰林，卻一直沒有修復起來。後來在北京做京官，捐中書內閣，以及納妾，也只是花錢，沒有餘力顧到家裡。這回卻總算修好，可以住人了。這個理由並不是因為有力量修房子，家裡還是照舊的困難，實在乃因必要，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樓上兩間乃是新房，這也是在我回家之後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里也說：「……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的那麼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作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假裝大腳的新娘

1906年農曆六月初六，魯迅與朱安在周家新台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朱安等了七年，終於等來了這一天。她想必也隱約聽說了，周家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也許，就是在長達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了長輩們常在她耳邊說的那句話：「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按當時紹興風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恥辱。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麼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沒有退路。這或許也註定了她日後凄風苦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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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

參加婚禮的有三個台門裡的本家，還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門的熊三公公是族長，這天前來主持拜堂。對舊式婚禮種種繁瑣的儀式，魯迅均一一照辦，沒有任何違抗。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時家裡人因為聽說我是新派人物，曾擔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對舊式的婚禮。可我還是默默地按他們說的辦了。」魯迅對鹿地亘私下的談話，見鹿地亘為日本版《大魯迅全集》寫的《魯迅傳記》。

結婚當天，周家少爺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頭上的假辮子，對此，魯迅的從弟周光義曾有一番繪聲繪色的描述：「六月初六這一天，新台門周家辦起喜事來。早上，新郎本來是剪掉辮子的，如今戴著一頂羅制的筒帽（有點像後來的拿破崙帽），裝著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辮子，身上的服裝用套袍，外面罩上紗套，腳上穿著靴子。禮堂不知道什麼道理設在神堂下。新娘從花轎里走出來，看去全身古裝，穿著紅紗單衫，下邊鑲有棉做的滾邊，下面是黑綢裙。一對新夫婦拜堂過後，被老嫚 舊時越中陋俗，墮民只能從事賤業，不得與四民通婚。女性墮民俗稱「老嫚」，從事逢年過節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慶弔諸事去幫幫忙之類的營生，從中得到若干賞錢、賞物。等人擁擠的送進樓上的新房。」

周光義出生於1906年，系周椒生長孫、周仲翔長子。周椒生是魯迅的堂叔祖，曾把魯迅、周作人等介紹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魯迅結婚的場面顯然是周光義從長輩那裡聽來的，或者是按照舊式婚禮的通常情況推想出來的。魯迅裝一條假辮子的事，給參加婚禮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記得很清楚。魯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辮子，然而在婚禮上卻須一切照舊，要裝上一條假辮子，戴上紅纓大帽。這對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先驅的魯迅來說，無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裝大腳。據魯老太太回憶，魯迅曾從日本寫信回來，要求朱家姑娘放腳：「大先生不喜歡小腳女人，但他認為這是舊社會造成的，並不以小腳為辭，拒絕這門婚事，只是從日本寫信回來，叫家裡通知她放腳。」周冠五在《我的雜憶》里也說：「魯母知道我和魯迅在通信，就叫我寫信勸他，我寫信後得到魯迅回信，他說：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腳已放不大了，婦女讀書不大好，進學堂更不願意。」從魯迅這方面來說，最初似乎也試圖和未婚妻有所溝通，縮短彼此的距離，可是朱家並沒有理會他提出的條件。朱安的態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魯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學的洗禮，不僅自己剪了辮，也很反對女人纏足。這一點朱家也明白，於是這天朱家特意讓新娘穿上大一號的鞋子，假裝大腳。多年以後魯老太太回憶婚禮的情景，說了這樣一件事：結婚那天，花轎進門，掀開轎簾，從轎里掉出來一隻新娘的鞋子。因為她腳小，娘家替她穿了一雙較大的繡花鞋，腳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轎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了。……當時有些老人說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這些話，但願這門親事順利。婚後沒幾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讀書。

朱家族人對當年婚禮上一些小小的閃失也始終耿耿於懷：「魯迅結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親上加親（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親姑夫），我不僅去做了送親的舅爺，還接連的吃了好幾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過了堂，雙雙被人送入洞房，當新郎走上樓梯的時候，賓客擁擠，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隻新鞋。又有一個賀客，被招待住在一間裝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後，講話欠檢點，向我說他在昨夜遇鬼。你想，這人冒失不冒失！」

這是朱安的遠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後的憶述。在朱家人看來，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賀客說話欠檢點，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來，新娘鞋子掉下來，是很不吉利的。據周光義說，身為新郎的魯迅，那時看上去是個英俊的青年，臉上生著白白的皮膚，身材比新娘高一點。而新娘顯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長的馬臉，別的外表的缺點似乎沒有。這樣的兩個人，在老輩人眼裡至少是可以過日子的，他們兩個為什麼婚後過不到一起？雙方的家長都想不通，只好歸因於婚禮中一些不好的兆頭，互相埋怨，互相責怪。

新婚之夜

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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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魯迅故居，樓下是小堂前，魯迅接待來客的地方，樓上，那一排木板窗，就是朱安和魯迅結婚的新房。（作者攝於2008年11月）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據他的回憶：「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回來與朱女士結婚的。這一次時間很短，我與魯迅先生也沒有講話，他當時的穿著怎樣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卻還記得。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裡去了，聽說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了，他很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後來知道是魯迅先生對這樁包辦封建婚姻很不滿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書房裡睡了。」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兩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里。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台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接下來是「頭箸飯」，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嫚、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谷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里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嫚、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等八句頭說完後新夫婦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前清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其實，這句話更深刻之處在於，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憐的處境。「禮物」，《現代漢語詞典》釋為「為了表示尊敬或慶賀而贈送的物品，泛指贈送的物品。」

朱安是一個人，怎麼能說她是一件贈送給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實又的確如此。按照法國人類學者列維·斯特勞斯的說法，在原始社會或者說是野蠻社會中，「婚姻是禮品交換最基本的一種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組成婚姻的交換總關係不是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間建立起來的，而是在兩群男人之間。女人僅僅是扮演了交換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夥伴……」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夫多妻制的社會裡，女性向來只是一件附屬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禮物」，她的命運取決於能否被贈送到一個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愛或善待。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說，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作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

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說，他還是個主動者。婚後沒幾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其時的考慮是這樣的：「經過兩年的學習，魯迅已經學完醫學校的前期的功課，因思想改變，從救濟病苦的醫術，改而為從事改造思想的文藝運動了。所以，決心於醫校退學之後回家一轉，解決多麼延擱的結婚問題，再行捲土重來，作《新生》的文學運動。」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裡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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