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幕後真兇的不同說法

原標題：「皇姑屯事件」幕後真兇的不同說法

一直以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所為的說法是得到大多數人認可的，但《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的作者聲稱在莫斯科等地查閱蘇聯情報機關檔案時發現張作霖死於蘇聯人之手。此書的說法一度流傳得很快，學術界也有人撰文支持這個說法。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皇姑屯事件」是蘇聯與日本秘密諒解得產物，張作霖是大國博弈中的犧牲品。這樣一來，「皇姑屯事件」的幕後黑手到底是誰？是誰殺害了張作霖？原本已經塵埃落定的一樁公案又變成了疑案。對於本文而言，如果皇姑屯事件是蘇聯所為或參與，那麼雙方關係終結的原因將不再是「一個意外」，而是蘇聯有意為之。如果是這樣，不僅奉蘇關係的歷史將被顛覆，中蘇關係的歷史也將被改寫。

1. 觀點之「皇姑屯事件」系日本所為

從以往的研究情況來看，用來證明「皇姑屯事件」系日方所為的最直接證據是河本大作的自白書和信函，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審記錄。

1954年第12期的《文藝春秋》（日本）上刊載了河本大作的「自白書」《我殺死了張作霖》，在文中河本大作回憶了皇姑屯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整個過程，其中寫道：「我（在東方會議上）力陳關於奉天軍閥對滿鐵採取的包圍態勢，僅僅是外交抗議已經不夠；武藤將軍在會議上強調了武力解決。對此，田中首相也同意，確立了以武力解決的基本方針。」河本大作還在文中坦白了選擇皇姑屯作為爆炸實施地的原因，「因為京奉線在下面，滿鐵線在它的上面通過，所以日本人稍微走來走去，也不會引人注意……只有此地為最好爆破地點。」爆炸發生時，河本就在現場附近，據他的描述：「轟隆一聲，在爆炸聲響的同時，空中升起了高達200公尺的黑煙。我想張作霖的骨頭是不是也飛上天了，對於這猛烈的黑煙和爆炸聲，連我自己都驚訝和害怕。藥力實在太大了，的確如此！」對於皇姑屯事件的責任問題，河本表示該事件「終於導致田中內閣垮台，進而使參與策劃這一事件的我受到停職處分；村岡軍司令官、齋藤參謀長、長町袈裟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也相繼受到這樣那樣的行政處分。」

除了自白書之外，河本大作在皇姑屯事件前的兩封信函也間接證明了日方準備除掉張作霖。在1928年4月4日致磯谷廉介的信中，河本稱：「滿蒙問題的解決，靠講理誰也辦不到，給點小恩小惠也不行。除武力之外，別無它途。」「郭、張戰爭後，張之橫暴，難以言喻。那些幻想施恩圖報的日本人是用心良苦的老好人。零打碎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這次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來總賬之決心來對待，滿蒙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死他一兩個張作霖有什麼了不起！這次一定要干！即使受到阻止，無論如何也要干！」在1928年4月27日致荒木貞夫和松井石根的信中，河本稱」奉張之沒落，將成為東三省建立新政權之契機，進而造成可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之絕好機會。」「目前滿洲之形勢，奉天軍、吉林軍大部出動，製造此等騷亂不僅可能性很大，而且南方之宣傳者及代表人正潛入旅大等地，如以彼等名義起事，即使軍部不直接下手，亦可成事。唯需提供所需武器、炸藥之一部及小額資金。」「總之，於南方之北伐尚未受挫期間，策劃（奉系）內部之崩潰，極為重要。如只痴待北伐之進展，最終有失千載良機之虞。對於多年以來一直主張解決滿蒙問題者，有不忍坐視之感……關於上述情況，如蒙二位閣下關照，暗示中央關於有必要於滿洲方面搞某種策動之意思，余者一切由我方適當解決可也。」

證明「皇姑屯事件」系日方所為的另一個有力證據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審記錄。1946年7月2日15時，在日本東京都舊陸軍省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證人岡田啟介做過如下證言：「昭和三年（1928年），當張作霖的軍隊被國民黨打敗時，田中再次奉勸他不要過晚地把自己的部隊撤回滿洲。這次，由於窘迫的戰局，大帥被迫採納該建議。就在這個時候，本庄將軍麾下司令部設在瀋陽的日本駐滿洲軍隊，對田中內閣與張作霖就日本在滿洲利益進行合作與談判的政策表示不滿。他們已經等不及談判，不耐煩地要使用武力佔領滿洲。該部隊中的一個已經完全孤立了本庄將軍、隔斷了他與部隊聯繫的軍官派別或集團，策劃並陰謀張作霖乘坐的北京至瀋陽的列車到達瀋陽郊外時，在軌道上實施爆炸。正如計劃的那樣，張作霖在爆炸中喪生。這個由關東軍中一個集團所策劃與布置的事件，代表了田中政權時期軍隊干預政府政策的第一次公開行動。」1946年7月5日11時，另一位證人田中隆吉在接受薩蓋特檢察官詢問時表示，他在1942年1月曾發現一份關於暗殺張作霖的報告，該報告是由東京憲兵隊長峰少將奉陸軍大臣的命令在1928年8月做出的。報告中稱：「殺害張作霖是由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策劃的。這個事件與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沒有任何關係。根據田中內閣早日解決滿洲問題的方針，關東軍承擔著在錦州以西大遼河一帶解除從北平和天津方向撤退的中國軍隊武裝的任務，其目的是擺脫張作霖，建立一個從南京政府分離出來的以張學良為領導人的新國家。換言之，是創建一個在日本控制下的王道樂土，就是後來的『滿洲國』」。

上述證據都明確無誤的證明直接策劃並具體實施皇姑屯事件，導致張作霖被炸身亡的主犯是關東軍中以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為首的一個極端小團體。對此，不僅國內學者普通同意，以大江志乃夫為代表的日本史學界也表示認同。在《田中義一內閣的對華政策與張作霖被刺事件》一文中，大江志乃夫做出如下結論：「張作霖被炸死事件因為是以關東軍的河本大佐為核心的少數人所實行的陰謀計劃，故連陸軍中央部也很難知道其真相。」

2. 觀點之「皇姑屯事件」系蘇聯所為

2008年，《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引起了讀者和學界同仁的熱議，該書作者托托「幾乎跑遍了莫斯科及遠東幾個大城市的所有國立、市檔案館，圖書館及大小書店，尋找有關方面的檔案記載及解密文件……到張氏父子當年活動的北京、天津、瀋陽、哈爾濱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查找背景資料，並多次去瀋陽探訪位於大南邊門的『張氏帥府』，查看『皇姑屯事件』案發地、蘇俄駐奉天總領事館舊址、日本在奉天的軍政辦事處機構遺址，同時尋找對張氏家事比較熟悉的老奉天市民，聽取其對當年舊事的回憶。經過幾年的檔案調查與實地訪問，終於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寶貴資料。」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整理和分析，作者最終提出「皇姑屯事件」是蘇聯特工製造的結論。

該書認為蘇俄與張作霖結怨已久，無論是在中東鐵路問題、外蒙古地位問題，還是白俄匪軍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都針鋒相對，矛盾尖銳，仇視日深。張作霖「緊傍日本，長期抗拒東北方的鄰國蘇俄，尤其仇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此，他不惜製造數起反蘇反共事端，甚至殘害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的蘇、中志士（如殺害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這使得蘇聯政權對其恨之入骨，多次命令軍情機關派遣特工，伺機除掉張作霖。」該書還稱，「已經解密的《俄羅斯對外情報錄綱要》第三卷披露了此次密訪的有關內容：1928年張作霖派部下去日本密謀中國東北獨立一事，稱《滿洲獨立密約》。東京方面不反對張作霖的思想，但是要附加日方提出的如下條件：1.將被稱為『獨立滿洲共和國』，其地域範圍應是整個滿洲及內蒙古地區，並受日本政府的保護；2.日本政府將把外蒙古變成緩衝國；3.新成立的『獨立滿洲共和國』雖不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但禁止從事『赤色』宣傳和『赤色』運動；4.新成立的滿洲政府有義務與日本政府共同反對蘇聯政府對東北地區的蠶食與滲透。此『密約』當即被蘇聯獲知，他們認為，該『密約』已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威脅到了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國家利益，所以，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

該書詳細敘述了蘇聯特工暗殺張作霖的具體經過：暗殺小組成員包括對話情報專家薩爾嫩、暗殺專家埃廷貢、爆破專家維納羅夫、電台報務員列別捷娃。「1928年春季，『清除』張作霖特別行動小組成員，陸續地從莫斯科、北京、瀋陽等地聚集到了哈爾濱。」「5月30日夜，莫斯科總部發來密電：『張作霖擬在6月3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你們要縝密行事。』」同時，密電中還作出指示：「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6月2日晚間，薩爾嫩又收到一份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將於6月3日凌晨(時間待定)從北京站出發，走京奉路，約在6月4日凌晨(時間待定)到達奉天新站。該列車共22節車廂，張所乘坐的車廂為第10節，其明顯標誌為藍色的花車。』」「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張作霖的列車啟動。薩爾嫩立刻收到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已於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從北京站發車，預計將於6月4日凌晨3時30分抵達奉天新站。』」埃廷貢立刻行動，埋完炸藥後到l0米外的路基下隱蔽起來，「只等幾個小時後京奉線列車開過時，按動手中的引爆器。」在「皇姑屯事件」成功後，「當皇姑屯事件的實施者已經被確認為日本人後，蘇聯黨政高層又秘密地重獎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薩爾嫩因『忠實地完成了極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蘇聯英雄金質獎章，並破天荒地得到一塊足赤金錶;埃廷貢則因『極特殊的貢獻』，而被授予蘇聯政府最高獎章『列寧勳章』；維納羅夫因參與『共產國際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亞政府授予『社會主義勞動勳章』。」

對於能證明是日本人實施「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的「自白書」，該書認為並不是河本大作本人的供詞，而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師岡田啟介精心策劃完成的」，而岡田啟介「已在去東京作證之前，就被蘇聯國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實，更早的時候，他就已經被藏身在東京的功勛特工佐爾格發展成蘇聯秘密情報人員。」書中還稱：「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表示將再次審理被判為懸案的『皇姑屯爆炸案』，這引起了蘇聯的擔心。據莫洛佳科夫的《東京審判之秘聞實錄》一書透露，1946年初，岡田啟介收到了一份來自莫斯科總部的密電：『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弟子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請相信，在我相關人員的努力之下，該次審理將不會偏差。只要合作人員永不反悔，我們除履行我們的義務外，還會永遠關照他的命運。』經過一段周密的思考與調查，岡田啟介選定了……河本大作。他通過秘密渠道與對方取得了聯繫。而此時正躲藏在中國華北地區且走投無路的河本大作，見到因此能受到強大的蘇聯軍情機關的保護，不僅能保命，且還能得到永久關照，就同意了岡田啟介提出的與蘇方合作的建議。於是就有了周所眾知的《我炸死了張作霖》的供詞。」至於河本大作，該書稱「那位被舉報而且已經『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視為無罪人員。」

《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所提出的觀點也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但總的來說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首先書中所引用的檔案和外文書籍的信息不全，全書更像是一本小說而非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注釋絕大部分缺少出版社、出版日期、頁碼，甚至有的僅有書名，導致無法查證。其次，書中用了極大的篇幅敘述張作霖與蘇俄的矛盾，但有一種凡東北事俱與張作霖有關的傾向，即使在十月革命後在哈爾濱發生的蘇維埃工兵奪權事件，也與張作霖聯繫起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再次，除了河本大作的自白書，其餘相關證據在書中沒有提及，而關於河本大作，也並不像書中所說是無罪人員。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之時，河本大作正隱匿在山西，因此沒有列入被告名單。此外，自1949年4月在太原解放時被鋪，直到1955年病死於太原戰犯管理所之前，河本大作不但未能認罪服罪，痛改前非，相反卻採取種種手段，抵制和對抗我人民政府對他的審查和處理，妄圖矇混過關，逃避懲罰。最後，即便一切如書中所言，皇姑屯事件是蘇聯所為，河本大作也是被蘇聯招募的「間諜」，其證言也非本人所作，可日本政府為什麼會承擔責任？日本學界為何至今依然認為事件製造者是日本軍方？這也是最讓人費解的地方。

3. 觀點之蘇日合謀「皇姑屯事件」

2015年第11期《上海黨史與黨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皇姑屯事件」新考之三：蘇聯特工與日本合作製造》（該雜誌2015年第9期和第10期分別刊載了《「皇姑屯事件」新考之一：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新考之二：蘇聯特工製造？》）。文中稱，「既然皇姑屯事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既然蘇聯特工製造說與日本製造說提供的證據都只能自證而無力反正，那麼合乎邏輯的答案就只有一個：兩者都是事實，蘇聯特工與日本合作製造了皇姑屯事件。」

該文認為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的行動證明了蘇日合謀，「張學良返回東北毫無疑問要全力調查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他豈能無所作為不報殺父之仇。雖然缺乏文字資料，但張學良當時向蘇聯與日本同時發難的激烈行動，卻已經提供了有力的證明。」在該文作者看來，東北易幟「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更是對日蘇密約所謂『滿洲獨立』的釜底抽薪」；張學良下令搜查蘇聯領事館，「明顯是在尋找蘇聯特工製造皇姑屯事件的證據」；1929年中東路事件，「張學良雖然明知是以卵擊石，但依然與蘇聯大打出手。如非得知皇姑屯事件真相後的怒火中燒報仇心切，張學良豈能置自身之力量與安危於不顧，同時出重手打擊蘇聯與日本。」

該文最終的結論是，「從1927年8月的日蘇密約、1928年春張作霖與日本的密約、同年4月蘇聯行動小組的成立、河本的4月『密信』、田中的5月表態到皇姑屯事件6月的發生，事態發展的脈絡在短短數月內已經足夠清晰，也已經形成歷史邏輯和歷史事實相互印證的完整證據鏈。就此而言，蘇日聯手製造的皇姑屯事件其實就是蘇日已經形成秘密諒解的明證，張作霖就是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顯然，該文在承認蘇聯製造「皇姑屯事件」的基礎上，將《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中提到的「證據」與現有的能證明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的證據進行了疊加，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完整證據鏈」。這種方法不科學，也不嚴謹，特別是在缺乏檔案支撐的情況下作此論斷，過於武斷。而將張學良所為當作蘇聯特工製造皇姑屯事件的證據更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歷史的。

作者：滕仁，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轉載自北洋軍閥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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