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廣告牌》：作為暴力的「存在」

作為暴力的「存在」

三塊廣告牌

昨天的奧斯卡頒獎基本都在談論《三塊廣告牌》敗給了《水形物語》，未能斬獲最佳影片。去看這部電影之前，這是我僅僅知道的關於這部電影的消息，直到看完這部電影，我才知道原來豆瓣把它歸在了劇情/犯罪片的類型之中。

影片的開場，便是煙霧朦朧中三塊殘破陳舊的廣告招牌。它帶著一種直觀的情緒撲向我的眼前。影片講述了米爾德雷德因為愛女被姦殺，立廣告牌以促警方破案的故事，這個小鎮中他人的命運也因為這三塊廣告牌發生了改變。

然而，作為犯罪片，導演不僅沒有給這場事故一個交代，甚至沒有糾纏於案件本身的推理過程，我想，也許是因為把命案的真相懸置，是為了看清生活的真實。

用「微妙」來評價這部電影，是我的第一反應。微妙，是一種分寸感，這種對人性微妙的把握，讓存在的「微妙」不斷展開，形成一種張力。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古希臘悲劇。如果我沒記錯，文學史往往把古希臘悲劇定義為一種人與命運抗爭的悲劇，在這種抗爭必然失敗的不可為而為之中，展現出崇高感。《三塊廣告牌》的人物也都被捆綁在無端的災禍之中，不得解脫。

主角米爾德雷德受限於女兒被姦殺的悲傷之中，一心尋求真相，罔顧警長威洛比罹患癌症後不到幾個月的生命，仍然租用了三塊廣告牌來催促破案。她越歇斯底里，便越展現出人的無力感。而女兒被姦殺的那天，她在白天與女兒的咒罵中，詛咒女兒被強姦的場面揮之不去，囚禁於自責的漩渦之中，這種渴望突圍的救贖，讓她接二連三地施展著暴力。

之所以說無端，因為這的確不是警察的錯誤。就在我原以為警長威洛比的出場是在酒吧中放縱自我的時候，他卻在家中陪著妻子女兒共進晚餐。他受著來自小鎮居民的愛戴，並且持續關注著德雷德女兒的案子。可是他給不了案件一個交代，他跟德雷德說，有時候很多案子是在幾年之後的一座監獄裡，一個嫌犯對另一個嫌犯的吹噓的時候，一切真相大白的。他自殺了，死在了破案之前，死在絕症發作之前。

對於「此在」的無常與荒誕的微妙把握，是一種殘酷。人人都在「存在」中淪陷，有人淪陷於「疾病」，有人淪陷在「同性戀」，有人淪陷於「侏儒」，有人淪陷在家暴的「家庭」，有人淪陷在了「兩根大麻煙」。美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都在撕裂，撕裂的傷口難以彌合，人們等不到「存在」困境的出口，在上帝死了以後，在人們從家裡放逐了神父以後，個體甚至質疑起溝通的有效性，選擇用暴力突圍。

在這裡，暴力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身份認同之方式，是語言的替代，是反抗絕望與荒誕的手段。於此，導演展示了暴力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迪克森作為一位警員，用懲罰有色人種，完成「白人」身份的建構，用懲罰同性戀，完成「異性戀」身份的建構，用懲罰本身，完成「警察」身份的建構。在小鎮中，德雷德等不到正義，就用暴力重塑秩序，再造倫理，企圖以此達成個體的聯結，用暴力作為意義表達的手段。而威洛比自絕的槍聲，是超越死亡的意志顯現，海德格爾要「向死而生」，在人生而面對死亡，死亡必然到來而不知何時抵達之時，在面對確定而又不確定的存在的終點之時，自殺，才能緩解「存在」的焦慮，才能扼住死亡的咽喉。

「憤怒會導致更大的憤怒」，然而在暴力中卻蘊藏著彌合的希望。米爾德雷德幫甲蟲翻身，和小鹿對話，暴力美學的美正在於她沒有成為一台復仇機器，卻在「存在」中捕捉善意。

最後一幕，車子行駛在公路上，公路通往何方，傷痕的累累的現代人類通往何方？出路何在？

當然，這部電影在我看來存在兩個大的問題，一是人物的行動邏輯不自然，轉化中明顯有導演主觀的干擾，二是這種彌合出現的突兀，不能因為人們需要善意與愛，所以就誕生了善意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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