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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為何沒有通知楊虎城? | 短史記


圖註:張學良(中)




文 | 諶旭彬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安全抵達南京。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落幕。




迄於今日,對於張學良為什麼要親自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仍未有定論。




就大背景而言,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事變發生後,國內輿論群起譴責張學良



比如,當日影響力最大的私營媒體《大公報》,於12月13日在要聞版將事變定性為「叛變」;次日,該報國內新聞版幾乎全部是社會各界對張、楊的聲討之聲;17日,該報社論主張中央軍迅速西進平定叛亂;20日,該報社論公開稱呼張為「叛逆」,指責他「搞糟了這一切,……正在毀滅中華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國的進步」。12月15日,以北大校長蔣夢麟為首的北平各大學校長,亦曾聯名致信張,勸其「懸崖勒馬」,不要「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①




其二,預料中的「西北國防政府」計劃流產。




1936年5月12日,張學良與周恩來的「第二次延安會談」,曾確認「以蘭州為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蘇聯)」為主要內容的「西北大聯合」構想。會談決定:





(1)9-10月,由兩軍組成西北抗日聯軍和西北國防政府;(2)由張學良安排鄧發經新疆赴蘇聯,聯繫援助事宜。②



當時,張學良的聯俄願望非常強烈。7月份參加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期間,張獲悉蔣介石正在謀求聯蘇對日,心急如焚,歸來後即接見潘漢年,主張提前發動「西北大聯合計劃」,搶在南京之前實現聯俄。③




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想法與張並不合拍。8月15日,共產國際指示「把蔣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12月16日,共產國際電報指責張學良的行為損害了抗日統一戰線且刺激了日本侵略者。同期,斯大林亦有密電給延安,不支持「西北大聯合計劃」且主張釋放蔣介石。④




其三,蘇聯在宣傳上,故意將張學良與汪精衛捆綁在一起。




事變發生後,英、美等國際輿論,均猜測事變背後有蘇聯在秘密策劃;國民政府也有同樣的懷疑,故曾命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請求蘇聯出面協助平安釋放委員長。」




作為應對,蘇聯公開否認與張之間存在任何關係。更於事變次日在真理報上刊文指責張的行為屬於「叛變」,認為是「(汪精衛)這個死心塌地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的走狗,……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



蘇聯故意把本擬高舉「抗日大旗」的張學良,與標榜「對日和平」的汪精衛捆綁在一起,對張的刺激很大。地下黨人、張的親信高崇民後來回憶說:





「這是當時張學良最惱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氣的主要因素。」⑤




張後來自己也說,之所以要親送蔣介石去南京,動機之一就是「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可以撇清蘇聯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與「親日派」的關係。




如時人所公認,張個人的實力、經驗、智慧,均不足以解決事變發生後的複雜局面。張自己也承認,因個人智力有限,事變發生後不得不依賴周恩來為「謀主」。當「和平解決」已成定局,為個人名聲計,選擇親自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無疑是自證清白的最有效手段。當然,在去南京前,張已得到了各方所承諾的的安全保證,並天真地以為蔣會與他唱一出互相釋放的「千古美談」。張從未意識到:是否對其實施軍法審判,非止與蔣介石的個人好惡有關,同時也是一件攸關國體尊嚴的事情。




圖註: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張學良,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上述背景之外,在護送蔣介石返京一事中,尚有諸多細節謎團未解。




其中最大的謎團是:張學良12月25日送走蔣介石,為何沒有事先告知周恩來與楊虎城?




按一般說法,張學良釋放蔣介石,曾遭楊虎城反對,多虧周恩來從中斡旋並說服了楊。



據蔣介石日記

,因楊反對,張曾計劃獨自護送蔣秘密離開西安。

據宋子文日記

,當時,西安及附近地區,張、楊二人所駐兵力約為1:9,故張曾和宋討論過讓宋美齡一行先走,再「出其不意帶領委員長到機場搭機離開西安的可能性」。因宋美齡拒絕單獨離開,蔣介石也表示「如果不是同一天離開,他就不想走了」,故宋曾請周恩來說服楊,以便蔣氏夫婦同日離開西安。

據張學良回憶

,因放蔣一事,張曾與楊言辭衝突,幾乎「決裂」,周恩來在座,勸張迴避暫去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被周將楊說服」。




綜上,三方說法,均認為周恩來起到了說服楊虎城的作用。




但按楊虎城的說法,張在12月25日放蔣,並沒有徵求他的同意,甚至連周恩來也不知情。

在張護送蔣離開的當晚,楊曾對部下發牢騷稱:




「這樣匆匆忙忙地放蔣,張先生事前並沒有徵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蔣走,更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以為張縱然不對我說,一定會對周恩來先生說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見面的時候,周先生說他事前也毫無所聞。

……我不是不同意放蔣,但不能就這樣放啊,沒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這還有什麼三位一體!」⑦




楊的這一說法,也能得到延安方面檔案的印證。




12月25日晚,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內稱:





「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後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




可見張學良與延安雖一致同意要釋放蔣介石,但在具體釋放時間釋放條件上,並沒有達成共識。




周恩來也是在事後通過張學良衛隊營長孫銘九,才得知蔣已被釋放。據孫回憶,他當日去找周恩來,情形如下:





「當時周先生正好在,我便問:『副司令送委員長去飛機場了,您知道嗎?』他一聽,也很著急,馬上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才來告訴我?』我說:『我自己也是剛剛才知道的。』他急忙又問:『有沒有汽車?』我連說:『有車,有車!』他拿起衣服邊穿邊往外走,還催促我說:『快走!快走!我們去飛機場。』我們兩人很快就跳上一輛汽車直奔飛機場。」⑨



張學良沒有通知周恩來與楊虎城,沒有顧及楊和延安的某些政治要求尚未達成,即釋放了蔣介石。做出這一決策時的張學良,當時

究竟抱持著一種怎樣的心態?這是一個相當值得細思和揣摩的問題。




注釋


①《西安事變電文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P166-167。②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東大圖書公司,1995,P96-98。③同上,P149。④孫果達,《西安事變斯大林「密電」考》,《史林》2013年第2期。⑤高崇民遺稿:《西安事變雜談》,收錄於《高崇民詩文選集》。⑥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⑦孔從洲,《楊虎城將軍在西安事變前後》,收錄於《西安事變親歷記》,P167。⑧毛澤東,《關於釋放蔣介石的情況》,1936年12月25日,收錄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9,P171。⑨孫銘九,《「西安事變」的真相——張學良將軍衛隊營長孫銘九自述》,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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