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國？

撰文：薛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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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已有近2000年的歷史。在浩如煙海的阿拉伯古籍中，關於中國的記述十分豐富，其中既有曾經遊歷中國的阿拉伯商人、旅行家確鑿可信的見聞，也充斥著大量知識與想像、真實與虛構相混雜的文字。在阿拉伯古籍中呈現的中國形象，總體上是正面、美好的，而且不曾出現斷層和逆轉，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

在近代，阿拉伯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境遇頗為相似：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激烈衝擊，經歷了傳統與西化緊張而複雜的互動，也都有一個共同的「他者」——西方。西方既是侵略者和敵人，又是導師和楷模，還是兩個東方民族認識自我的一面鏡子。因此，近代阿拉伯和中國關注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方「他者」身上。正如阿拉伯世界一直不是大多數中國人關注的對象，近代阿拉伯知識界的目光，也較少投射於中國——遙遠東方的另一個「他者」。

然而，一個龐大、古老、在人類文明版圖上地位獨特、與阿拉伯人民有過長期友好交往史的中國，是不可能徹底消隱於阿拉伯近代知識精英的視野之外的。實際上，近代阿拉伯一些文學家、思想家、學者，也曾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國。近代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國？這是中國和阿拉伯學術界均涉獵不多的一個領域，但是，探究這一領域頗有意義，因為它或許會解答這樣一些問題：較之於文明昌盛的古代中國和全面崛起的當代中國，一個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是以怎樣的形象呈現在阿拉伯人視野的？阿拉伯古人對中國懷有的良好印象，在多大程度上對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國認知產生影響？西方又在多大程度上制約乃至塑造著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國認知？在多少有點同病相憐的阿拉伯人眼裡，身染沉痾的貧弱中國病症何在？中國作為一個「他者」的意義何在？未來中國的出路何在？本文中，筆者將根據近代阿拉伯重要思想家謝基卜·阿爾斯蘭（Shakib Arislan）撰寫的關於中國的系列文章，作一案例分析，以期窺斑見豹，了解100多年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謝基卜·阿爾斯蘭

謝基卜·阿爾斯蘭（1869—1946），出身於黎巴嫩一個信仰伊斯蘭教德魯茲教派的家庭，早年曾師從穆罕默德·阿卜篤等阿拉伯近代啟蒙思想先驅，並參加過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鬥爭，遊歷過歐洲及阿拉伯多國，後專事寫作,作品涉及文學、思想、政治等諸多領域。著有《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伊斯蘭世界現狀》等作品，並常年為阿拉伯各國報章撰文，呼籲借鑒西方文明、復興阿拉伯伊斯蘭文化。1900—1901年間，謝基卜在發行於埃及、面向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近代最重要學術刊物之一《文摘》（Almuqtataf）上發表總題為《中國之未來》的系列文章，對中國各方面狀況作了全景式介紹，並預測其未來。促使謝基卜撰寫這一系列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94至1895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作者在發表於《文摘》（1900年8月號）的首篇文章中開宗明義：

「眾所周知，幾年前的中日戰爭，撕破了中國的籬牆，去除了中國的威嚴，將其弱點袒露於西方各國面前。從此，西方列強開始覬覦這個廣袤的王國。而之前，這還不過是歐人心中的竊念和妄想，現在卻成了他們的夙願和篤志。如此變故，皆因這一龐大國度極像一面大鼓，其體積看來碩大，其聲響傳之遙遠，但只要用手割破，便會發現其內里空空如也。於是，其體積不復巨碩，其聲響也告中斷。自中日戰爭後，歐洲人腦中便生出念頭，欲將中國置於因文明落後而臣服於歐洲的東方帝國之列。畢竟，愚昧終究對科學稱奴，落後者必定淪為前行者之附庸。」

「鑒於中國乃是各國之中面積最廣闊、人口最繁多、歷史最悠久的帝國，是歐洲列強最欲獲取的東方帝國，眾多觀事者不免想知道：歐洲能令中國俯首稱臣，並獲取其利益嗎？抑或這是難以實現的願望，是至今無法跨越的障礙？中國軍事之羸弱，足以導致其政垣坍塌、國體潰散嗎？抑或在其軍力之外，另有足以維繫其統一的其他要素和凝聚之力？另，北京當局一旦崩潰，整個中國都將隨之崩潰嗎？抑或中國憑藉其緊連之血脈、堅固而柔韌之肢體，將依然屹立於西方勢力面前，獨立於其控制之外？總之，中國究竟是歐洲人嘴裡一塊易於咀嚼的美食，還是梗塞其喉嚨的一根魚刺？我於匆匆間撰就數文，依理憑據，研究何以中國將坐以待斃，為歐洲人所征服吞併，或中國何以能挽狂瀾於既倒，救潰堤而除險，脫黎民於水火……本文將分析中華帝國內部富有活力之要因，指出世界強國安邦立國、長治久安之奧秘；同時指出中國內部的弊端所在，凡此諸多弊端，都弱其身體，損其壽數，令人預測其一蹶不振。」

隨後，作者分別從中國的工業、農業、商業、政治、軍事、宗教、道德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優勢與弊端。謝基卜筆下呈現的中國形象，主要有以下特點。

1

敘述話語總體上是正面的

謝基卜這一系列關於中國的文章，依然延續了阿拉伯古代形成的敘述中國的正面話語傳統，其中許多說法，還沿用了阿拉伯古代著作家們對中國的經典性表述。如在《中國之工業》一文之初，作者指出：「有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言真主將智慧賦予希臘人的腦，阿拉伯人的舌和中國人的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和旅行家一致認為，中華民族擅長手工藝，其工藝才能得天獨厚，他人難以匹敵。在許多人看來，中國之工業，領先於東西方各國。」

在《中國之農業》一文中，作者高度讚揚中國悠久的農耕傳統和獨特的農藝：「農業是中華帝國身體上另一強健而富有活力的器官。無論中國人工業多麼先進、多麼傲視群雄，無論他們的巧手怎樣化腐朽為神奇、採礦產為所用，他們在農耕方面的技能終要更高一籌。或者說，中國的農業即使未能超越工業，起碼也和工業並駕齊驅，各擅勝場。這一帝國得以生存、繁衍，主要依靠其工業與農業。中國人極為敬重農事，以至賦予其神聖色彩。在他們眼中，農耕者乃是侍養百姓、衣食眾生之人。」

「誠然，中國農民不像歐洲農民那樣懂得對土地作化學分析，也未從農藝書籍中獲得土壤特性等知識，但實踐經驗彌補了他們理論之不足。憑經驗他們也熟知每一塊土地之特性，懂得該輪種何種莊稼，播撒何類種子，施放何種肥料。他們用雙手犁地、掘坑、播種、鋤草、培土。他們還深諳蓄養家禽之術。」

「中國少有被荒廢閑置的農地。其國土所有適耕之地，無不開墾為農田，甚至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地，也能見到農田，這種情形在他國實為罕見……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但因人口眾多，耕地其實不足。若非精心利用土地，則無法養活眾多人口，其人民也必遭受更多饑饉。令人頗為稱奇者，中國糧食能夠自給，極少依賴進口；自給之餘糧，還出口西方各國，成為其重要貿易貨物。」

在《中國之商業》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國的商業一向不如工農業發達，但隨著西方人進入中國，中國人也開始經商。他對中國人誠信經商的美德予以好評：

「自從外國人進入中國，其國人也開始喜愛經商，並與外國人不遑多讓。而且中國人素不貪婪，滿足於應得之份。為商之道，知足而趨穩，實勝於好強而冒險。不少西人著書時均提及，中國商人比歐洲商人更講信用，更守承諾；中國商人處事之沉穩、審慎，實為歐洲商人所不及。因此，商業對於中國裨益甚大，在西人進入中國之後，本地經商人士大為增加，若干商埠，已完全為中國商人掌控。」

對於中國人的道德、品性，謝基卜總體上也懷有好感：

「普天之下，再無一邦如中國那樣尊崇習俗與禮節，也再無一方人士如中國人那樣響應人道之教化。性格溫順，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德行，無論老幼，都秉有這一德行。他們以兄弟互稱，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同輩之間，皆視若兄弟，同輩之誼，與兄弟之情無異。」（824）

「中國人性格溫順，略舉一例為證：外國遊客無論遊歷在人口稠密的湖北、四川等地，或踏訪遠地僻壤，都不會遭受絲毫欺辱，也無人遇到任何傷害……在中國的繁華都市，儘管街頭擁擠熙攘，你都不會見到一位醉漢；倘若你想尋覓醉漢蹤影，就需前往歐洲人與當地人混居的港口城市，這些城市街頭，如同歐洲街頭一般，或能見到爛醉如泥的醉漢……中國學生舉止端莊，敬重師長，不會輕易動怒，對求學抱有令人驚異之恆心。觀者察其言行舉止，定能心生感觸：這等學生雖未及弱冠之年，但堪稱文明之士，日後定能擔當大任。」

「中國人尊崇學問，置學問於萬般之上，堪與宗教相比。求學，被視為所有男性公民不可推辭之義務，每個村莊都有當地政府斥資興建的學堂。在中國人看來，學問、學者、寫作乃至字紙，都意義重大，務必虔敬事之。」（922）

謝基卜還在文中記錄了一段巴哈伊教創始人、原籍伊朗的著名宗教領袖阿巴斯·阿凡迪談及中國的言論，彌足珍貴：

「中國人雖勇氣不足，雄心欠缺，但有恆心，精於工藝，是天生註定的工業民族。在此方面，歐洲人慾取勝中國，殊為不易。我曾就此與巴哈伊教首領阿巴斯·阿凡迪議論，此君一向睿智明達，富有卓見，他說：『歐洲人用刀劍強取中國，並非難事；然而他們染指海外，意在通商而獲利，唯與中國人交往並獲利，非易事也，因為歐洲人獲取中國不久，其種種技術，就會被中國人掌握。』」（131）

2

客觀指出中國社會文化之弊端

在謝基卜撰寫、發表這一系列文章之際，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歲月。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門戶洞開，西方列強魚貫而入，紛紛瓜分勢力範圍。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令舉世震驚。中國王朝之腐朽、文明之衰微，也在世人面前顯露無遺。謝基卜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社會與文化存在種種弊端，中國從世界級文明古國淪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地步，主要歸結於內因。他就此寫道：

「中國軍隊，無論其人數、裝備抑或科學與勇氣，均無法滿足國家之需要。八旗軍曾是中國之砥柱，現已淪為國家之負擔，滿族和蒙古人子弟已遠不如已往勇武；何況今日戰爭主要取決於科學，僅有匹夫之勇已無濟於事。」

「中國軍隊未實行改革，依然沿用陳舊之兵法。而此類舊法，已被時代拋棄，如同黑夜被陽光替代。難怪西方人軍力雖少，卻足以抗衡中國兵將眾多之大軍；這並非因為西方人血液與眾不同，而在於科學之緣故。日本人一如中國人，也屬東方民族，雖然身材矮小，肌肉纖弱，卻擁有驍勇善戰、不輸於所有西方軍隊的強大軍隊。中日戰爭，便可看出分曉。日軍一次次擊敗中國軍隊，中國人屢戰皆輸，何故？愚昧面對科學，一刻不能相持也。」

謝基卜還指出，中國人的民族性中缺乏剛烈勇武的血性及敢為人先的勇氣：

「中國人安於逸樂，耽於和平，數百年以來，知足於其強盛、榮耀、學術之發達、疆土之廣袤，不欲與外人動武，故早已荒疏用兵之道。中國人受此思想潛移默化，已有數百年之久，以至忘卻了戰爭之要義。其結果，雖戰火燃至國境，國之要地遭人踐踏，國民依然不為所觸動，一味追求太平，終於陷入戰禍。中國服膺和平之道，希冀以工、農、商諸業建設成就以固國本，然而各業建設固然重要，堅兵利器仍不可缺少。即以人體為喻，紅血球固然為健康身體所必需，但白血球用以抗禦病毒之入侵，也必不可少。中華帝國之軀，並不缺少紅血球，但白血球幾告匱無。」（408）

「中國人之不足，在於心志柔弱，缺乏個人勇氣，其果敢、志向不及歐洲人，而獨以毅力、忍耐見長。世人皆知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勉謀生；他們立身之道，在於勤勞而非膽略；他們與許多民族不同，極少有政治抱負，也缺乏爭強好勝、敢為人先、統領萬邦的氣質。他們愛好和平，天性柔順，在各民族中實為罕見；其詩文、歌謠中勇武、強健意味之匱缺，在各民族中也屬少見。其詩歌多為詠唱農耕、勞作之作，彷彿他們只對和平題材懷有興趣……中國人浸淫於這種思想、其青年習慣於此類歌謠，難怪中國與日本交戰時屢遭挫敗，而日本人數目只有中國十分之一，中國戰事不利，因此不足為怪。」（1901，9月刊，總824-825）

謝基卜還批評中國人盲目自大，拒絕變革，對世界和自我都缺乏清醒認識：

「中國之變革至今仍然緩慢，應歸咎於中國人自滿自大，不承認自己落後，依然幻想以為自身文明最為優勝，中國乃世界上惟一開化民族。顯然，拋棄此種幻念，轉而承認自己遠遠落後於歐洲人，絕非朝夕之事。」（922）

此外，謝基卜還批判了中國傳統社會活人殉葬、弒殺女嬰等惡習，以及以身殉夫的節婦烈女觀、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級觀，等等。

3

同情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識破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本質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民為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探索和抗爭。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來自同樣遭受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家，謝基卜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表現出頗為明顯的同情態度，他對西方列強聯手清政府鎮壓人民起義的真實意圖，對於列強發動的鴉片戰爭的侵略本質，也都有十分透徹的認識。他寫道：

「日前在中國起事的義和團，並非針對歐洲人的第一次起義，也不會是最後一次。1848年興起的太平天國之亂，曾蔓延至整個中國，幾乎推翻大清帝國。太平天國表面針對政府，其實針對洋人，旨在讓中國擺脫外國勢力之鉗制，為國家注入青春活力。因此，西方列強為消除其患，與中國政府攜手，協力鎮壓太平天國。此番協作，並非出於偏愛中國政府，而旨在消弭變革之力量。」（125）

「列強在中國勢力愈大，立足愈穩，其割據的都邑、港口愈多，中國民眾的仇恨則愈甚，對洋人的憎惡也愈深。此次義和團起事，皆因周遭群敵環繞，而帝國行將崩潰，中國民眾怒不可遏所致。」（125）

「中國人一向禮待外國人，直至歐洲人從四面八方敲開中央帝國之門戶，帶來槍炮、彈藥，且相互間紛爭傾軋不斷，中國人方始視其若蠻夷、屠夫。更有甚者，歐洲人還在部分商鋪銷售鴉片，招致中國人怨怒，於是歐洲人嘗試以武力逼迫中國人接受鴉片，英國由此於1841年發動鴉片戰爭；戰後，中國被迫開放5個通商口岸。」（324）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與歐洲列強因條約產生糾紛，第二次戰爭隨之爆發。英法於1857年向中國宣戰，並佔領廣東，最終締結和約。隨後又起糾紛，並爆發第三次戰爭，英法兩軍萬餘士兵佔領首都北京，大肆掠奪著名的圓明園，並將財寶竊為己有。與此同時，太平天國也興兵起事，中國政府只得求助洋人予以鎮壓。港口相繼向洋人開放，中國人對此極為不滿，而列強之驕橫也日甚一日。待中日戰爭爆發，中國之弱點暴露無遺，引得各方心生貪念，垂涎欲滴，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西方列強爭先恐後，欲進入中國，但又恐相互間為爭利而兵戎相見，故採取長期租借領土之策。各式人等，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近日之義和團起義，乃由此而興。」（324-325）

在1901年10月發表於《文摘》的題為《中國之未來：尾聲》的文章中，謝基卜寫道：

「至此，本文已充分闡述了這一帝國之情形，藉此足以探知其究竟；對其病狀也作了確切診斷，或可預知其未來。現在，可以談論本文之宗旨——中國之未來。倘若中國之未來，一如世界各國之未來，取決於與歐洲及西方文明的關係，我們實有必要在此探討中國人與西方人的相互關係。」

謝基卜依據一份統計指出：1879年在華的歐洲人不過5000人，此後雖增長迅猛，但與中國總人數相比，仍屬滄海一粟。然而，歐洲人已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在語言、習俗、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均有體現。與西方接觸、碰撞以後，中國已無法與世隔絕，發生變化乃不可避免。

「最終，筆者提出如下問題：未來中國將依然屬於中國人，抑或落入歐洲人之手，被強行改變，乃至瓜分豆剖？提出這一問題，是筆者撰寫『中國之未來』之本意。中國何去何從，明達之士自然見仁見智，各有高見。」

謝基卜列舉了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未來的幾種猜想：一是落入歐洲人之手，被歐洲列強瓜分；二是納入東鄰日本之囊中；三是被最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吞併；四是被中國內部的伊斯蘭勢力同化，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度。

在文章的結尾，謝基卜作出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的預測：

「筆者看來，中國人口眾多，種族單一，疆土廣袤，是歐洲不易吞咽的美食。然而，中國畢竟已是垂死之鴕鳥，衰朽之帝國，除非其如同日本一樣，師法歐洲。日本借西方文明之力，藉現代科技之功，得以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其國力在東亞足以抗衡俄羅斯；其一兵一卒，足以匹敵中國之十人、十五人。中國仍以人口眾多、人種單一、幅員遼闊而自恃，然而，其神秘面紗終將被外人揭開，刀劍終將置於中國人之頸項，除非他們告別舊夢，幡然省悟。人雖多而愚，則不為多，人雖少而智，則不為少。中國之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否善於學習！」

至此，可以結合本文之初提出的問題，對謝基卜的上述文章略作總結和闡釋。

首先，謝基卜這些文章總體上延續了古代阿拉伯人對中國積極、正面的話語傳統，他對中國人民的稟賦、道德與才能懷有好感，對近代中國深受外敵欺凌的遭遇也懷有同情。還可以看出，文中有關中國工匠手工之精湛、農民農藝之嫻熟、民眾性格之溫順、對學問之尊崇、對誠信之恪守等等細節的理想化表述，也延續《伊本·白圖泰遊記》等阿拉伯古代作品的敘述風格。

第二，從謝基卜的生平可知，他一生中其實並未到過中國。因此，他對當時中國的了解，只能通過閱讀、聽聞等間接途徑獲得。鑒於19世紀來到中國的阿拉伯人十分稀少，也未曾見到由阿拉伯人撰述的介紹中國的作品，所以謝基卜對中國的認知極有可能以西方信息源為基礎。正如漢學界周知，馬可波羅時代以後西方對中國的美好印象，在18世紀末發生急劇的根本性逆轉，1742年英國海軍上將安森的《環球旅行記》，1748年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影響深遠的著作，以及隨後相繼問世的旅行家、傳教士和文學家的相關作品，讓一個邪惡、專制的天朝帝國形象和一個墮落、愚昧的東方民族形象，在西方得以逐漸確立。中國在西方人眼裡野蠻、落後的形象一旦成型，無疑可以為鴉片戰爭和殖民統治的侵略、掠奪提供「正義的理由」。一個野蠻、落後的民族，其存在的意義只在於「被解放、被開化」，被具有反省能力的其他民族引以為鑒。知識和權力這種不可分離的關係，已經被福柯和愛德華·薩義德等人揭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謝基卜的近代中國觀並沒有被西方的主流話語左右，而是有他自己的取捨和判斷，體現了一個東方阿拉伯人獨特的視野和立場，這不僅與西方的近代中國觀形成對比，反襯出西方強權對話語方式的影響和操縱，而且也表明：東方知識、東方視野自有其獨特價值。

第三，謝基卜在同情中國的同時，也對19、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嚴重弊端有清醒認識，他在文章中列舉的近代中國人因循守舊、封閉自大、貪圖安逸、不思進取等宿弊，與他在《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等著作中指出的阿拉伯穆斯林民族之痼疾頗為相似；「中國之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否善於學習」這一論斷，也反映了他認為阿拉伯民族應該通過學習西方，以實現文明復興的一貫理念。正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所言：「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作為一個『他者』出現的，中國有用之處正在於此。」苦難深重的近代中國這一「他者」對於謝基卜的意義，也正在於被引以為戒，以警示、啟發阿拉伯伊斯蘭民族「哀之而復鑒之」。

第四，1844年，我國穆斯林學者馬德新在赴麥加朝覲後順訪埃及，在各地遊歷半年之久，回國後著有《朝覲途記》記述埃及之行，成為我國迄今有案可稽的訪埃第一人。其中他以艷羨的筆調寫道：「謎思爾（埃及），巨域也」，亞歷山大「極壯麗……商賈輻輳」，埃及「諸凡製造無求於他國」，「條建樹，蓄貨殖，各種技藝由甫浪西（法蘭西）習來。」幾乎與此同時，林則徐在其主持編譯的《四洲志》中也寫道：「埃及軍伍昔強，惜未嫻紀律。近得歐羅巴訓練之法，隊伍雄甲東方……今復設武備館，延歐羅巴教師以訓少年。」在時隔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重溫中阿先賢馬德新、謝基卜等人當年的文字，聯想到兩個古老民族一百多年走過的曲折歷程和當今的不同境遇，令人不禁百感交集。謝基卜的世紀之問「為什麼穆斯林落後而他人進步」，在今日不僅依然峻迫，而且更顯沉重；而由於鳳凰涅槃的中國與陷入怪圈的阿拉伯當下命運的戲劇性對比，這一問題又被許多阿拉伯人以中阿對照的方式提出。不過，歷史還沒有終結，當下還遠遠不是中華民族可以沾沾自喜的時候。攬鏡自照，以人為鑒，有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吸取，杜牧借《阿房宮賦》發出的警示從來不會過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外一篇

帕爾米拉的前世今生

薛慶國

從大馬士革到帕爾米拉，243公里，大約3小時的車程。

記不清那是我第幾次前往。時間應該是1998年年末，在中國駐敘利亞使館任職的我，陪同一個國內來訪的高級代表團參觀帕爾米拉遺址。

首先參觀遺址附近的博物館。一位據說是博物館負責人的長者接待了我們。獲悉我們來自中國，他熱情而友好，著重介紹了館藏的中國古代絲綢和瓷器，這是絲綢之路的珍貴遺存。我的記憶里已搜索不到他的姓名、模樣。隱隱約約的印象，是他不修邊幅，對館藏的一切如數家珍，充滿自豪。不過這些印象也許並不確切，因為敘利亞所有博物館的講解人，都給我留下類似印象。

今年8月18日，當「帕爾米拉先生」、敘利亞考古學泰斗哈立德·艾斯阿德遇害的消息傳來，我的第一反應是：「會不會是他？」

無法核實。但是，從那個曾經那麼美麗、而今生靈塗炭的國度傳來的噩耗，再次讓我黯然神傷。

在此之前和之後，帕爾米拉文物毀於極端分子的鐵鎬、電鑽、炸藥的畫面，一次次刺痛我的神經。貝勒神廟，巴爾夏明神廟，凱旋門，拉特女神獅像……這些我曾多次駐足凝視、或許還曾親手觸摸過的堅硬的歷史，在灰飛煙滅之後，穿過記憶的閘門瀰漫開來……

帕爾米拉！

其實，我和所有的敘利亞人一樣，更習慣於它的阿拉伯語名稱：台德木爾。

台德木爾（Tadmor），正是這塊土地最早見於史書的名稱。台德木爾之名，曾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幼發拉底河畔的馬里（Mari）城亞述泥板書上，也曾引人注目地出現在《聖經·舊約》里，「列王記上篇」（9：18）記載：「所羅門建造……國中狂野里的達莫（Tadmor）」。不過，考古學家懷疑《聖經》的這一記述與史實有出入，疑是地中海東岸另一城市塔馬爾（Tamar）之訛。其實，就連阿拉伯人也往往將台德木爾與所羅門王聯繫在一起。據當代美藉史學家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記載，「阿拉伯的說書人看到帕爾米拉的壯麗，深受感動，以致認為這座古城是精靈替所羅門王建築的。」

關於「台德木爾」的詞源，至今眾說紛紜。較常見的一說，認為其源於阿拉伯語「椰棗」（Tamar）一詞，因為該地位於沙漠中的綠洲，盛產椰棗。後來，羅馬人將「台德木爾」意譯為「棗椰之城」（City of Palms），「帕爾米拉」（Palmyra）之名由此而來。帕爾米拉的居民，以阿拉伯人、敘利亞人、腓尼基人等閃族人為主，崇拜的主神，是閃族最常見的神——巴勒（Baal, Ba』al, Bel）。巴勒在閃語字面上即有「神靈」之意，它並非一個固定的神名，隨著時間地點的不同，代表著不同的地方神，如巴比倫主神馬爾都克（Bel-Marduk）等等。

此後，史書對台德木爾記述不多，這座「沙漠新娘」一直被歷史的塵埃湮沒。隨著公元前3世紀塞琉古（Seleucid）帝國興起，她才再度引起世人注意。其間，台德木爾成為塞琉古帝國治下的一個酋長國。以敘利亞為中心的塞琉古帝國和兩河流域的安息帝國之間，貿易逐漸興盛，台德木爾位於兩大帝國之間，泉水豐沛，椰林茂盛，吸引了過往商旅駝隊在此汲水、宿營、乘涼。隨著時間推移，台德木爾作為重要商旅驛站的地位日益牢固。

公元前64年，羅馬帝國佔領敘利亞，塞琉古帝國崩潰，台德木爾獲得獨立。公元一世紀，又被羅馬帝國併入其領地，受其直接管轄。129年，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視察此地，對其繁榮景象和獨特的沙漠風光印象深刻，遂宣布台德木爾——帕爾米拉——為「自由城市」，予以當地人自治，允許其自行制定法律，徵收稅賦。212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宣布帕爾米拉享有羅馬殖民地地位，當地居民視同羅馬公民。

憑藉商貿中心積聚的巨大財富，帕爾米拉得以迅速發展，市政建設愈發完善，文明也漸臻成熟。留傳後世的大量帕爾米拉銘文，大都出自這一時期。這座由國際貿易造就的城市，其居民已經不滿足於向過境的商隊收取費用，而是紛紛參與經商或組建商旅，其貿易範圍遠至中國。在早期銘文中，「商隊首領」、「市場主管」等職業，在城市裡佔據著「一等公民」的顯赫地位。從此，帕爾米拉這座沙漠里的都會，以絲綢之路上的商貿中心而馳名，並變成近東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此外，它還是羅馬帝國對峙安息帝國的前方要塞。

公元3世紀，薩珊帝國在東部崛起，與羅馬帝國多次交戰，屢屢告捷。帕爾米拉的首領奧登納圖斯（阿拉伯語名為「烏宰納」，Udhaynah）臨危受命，率當地人為羅馬宗主國出戰。他在戰場展現了傑出的軍事才能，兩度擊潰薩珊大軍。羅馬皇帝論功行賞，賜奧登納圖斯為大將，並承認他為羅馬東部之王，統治西亞廣袤的疆域。此時，帕爾米拉已經稱霸於西亞一帶。

267年，如日中天的奧登納圖斯和長子被其堂弟暗殺，原因可能是羅馬人懷疑他有叛逆之意而唆使為之；也有人猜測是奧登納圖斯的續弦王后芝諾比婭所為；因為，國王及其長子的薨逝，結果是年方一歲的國王次子巴巴拉圖斯（阿拉伯語名為韋海卜·拉特，意為「拉特之賜」）繼位成為帕爾米拉的新王，他的27歲母親芝諾比婭代替幼子攝政，成了事實上的女王。

毫無疑問，出生、成長於本地的阿拉伯女子芝諾比婭，才是帕爾米拉歷史上最著名的領袖。在當代敘利亞人眼裡，她甚至是這個國家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頂級偉人之一，其頭像還出現在敘利亞的貨幣敘鎊上。這位神奇女子，她的出現讓帕爾米拉達到巔峰，也讓帕爾米拉走向衰亡。

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是這樣描述芝諾比婭的：「她膚色微黑，牙齒雪白如貝，一雙黑色的大眼睛閃爍著不同一般的神采，卻又是那樣溫柔，令人迷戀。她的聲音洪亮而優美，她的不遜於男人的理解力，因刻苦學習而更形完美。」

即使與其戰功赫赫的丈夫相比，這位有著雄才大略的美麗女性也毫不遜色。她知人善用，且具有靈敏的政治和軍事嗅覺，趁著羅馬帝國內外交困之際，將本國疆域大幅向外擴張，控制了整個敘利亞，甚至佔領了小亞細亞和埃及。她在佔領埃及之後，被埃及人尊奉為克里奧帕特拉(Cleopatra)。一直以埃及豔后克里奧帕特拉的後人自命的芝諾比婭，終於恢復了祖先的舊疆，建立起一個地跨亞非兩洲的龐大帝國，這也是阿拉伯人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大帝國。在埃及首府亞歷山大鑄造的銀幣上，她還公然給自己冠以女皇頭銜——「奧古斯塔」(Augusta)。她和帕爾米拉帝國的權勢和榮耀，由此登峰造極。

對於奧登納圖斯與芝諾比婭，羅馬史家毫不吝惜地給予讚譽之詞，《奧古斯塔史》曾作如下評價：「毫無疑問，奧登納圖斯與他的妻子芝諾比婭，不僅將帝國的東方恢復到往昔狀態，還征服了世界的每個角落。妻子芝諾比婭比丈夫更加勇敢無畏，是東方最高貴的女性。」

270年，驍勇善戰的羅馬大將奧勒良登上帝位。他拯救了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因而贏得「世界的光復者」的稱號。他登基後，宣布芝諾比婭母子是偽帝僭主，發兵東征討伐。經過幾番鏖戰，終於在272年春攻入帕爾米拉。無奈之中，芝諾比婭騎著一頭單峰快駝，失望地逃入沙漠。但她終於被俘。奧勒良凱旋迴到羅馬之際，用金鏈拴著芝諾比婭，讓士兵牽著這位步履維艱的女俘示眾。關於她的最終結局，史家眾說不一。無論如何，這位昔日的榮耀女王，最終落寞失魄，是個不爭的事實。

據說，奧勒良與被他擒獲的芝諾比婭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芝諾比婭，你憑什麼膽敢對羅馬皇帝如此傲慢？」

「哀家以為，陛下是一位真正的皇帝，因為陛下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哀家希望自己的舉止與一位真正的皇帝相稱，對陛下的傲慢正是對陛下的尊重。」

雖然芝諾比雅的一生以失敗告終。但是，沒有她，帕爾米拉只是一些偉大的石頭；有了她，帕爾米拉才成為一段偉大的傳奇。芝諾比婭的傳奇還感動過許多西方文人，拉布呂耶爾、莫里哀為她寫過劇本，義大利音樂家阿爾比諾尼還創作過以她名字命名的歌劇。

奧勒良凱旋返回羅馬途中，帕爾米拉還發生了一次暴動。奧勒良立刻率兵馳返，憤怒中下令毀壞整個城市。從此，殘垣斷壁，成了帕爾米拉的輪廓。這座偉大城市的光榮歷史，就此告終。

公元4世紀，基督教傳入當地。曾經用來崇拜偶像和多神的帕爾米拉神廟，被改造為基督教堂。6世紀，拜占庭皇帝下令修繕這裡的城牆和供水系統，以方便居民生活。634年，來自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大將哈立德·本·瓦利德兵不血刃，拿下帕爾米拉。自此，這裡變成了一座伊斯蘭的城池。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伊斯蘭教排斥偶像崇拜和多神信仰，但是，歷來途經此地或在此居住的穆斯林，都沒有對已經敗落的古城再加破壞。相反，他們因地制宜，在之前改造為教堂的神廟裡，添加若干伊斯蘭元素，使其成為清真寺。而神廟（教堂）的建築外觀和總體結構，依然保持不變。這在整個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都是極為常見的做法。由此可見，歷史上阿拉伯穆斯林對於異教建築的態度，其實是相當寬容而務實的。

公元11世紀初，一場大地震襲擊帕爾米拉，古城的建築再遭重創。後來，在艾優卜王朝、麥木魯克王朝期間，又得到一定程度修復。13世紀，在俯瞰帕爾米拉的北側山頂，麥木魯克人建造了一座城堡。16世紀，德魯茲人控制帕爾米拉一帶，其首領法赫魯丁·馬尼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這座城堡。從18世紀起，慕名而來的西方旅遊者逐漸增多，對帕爾米拉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也正式開始。1929年，長期一直在神廟裡寄居的當地居民，被遷往附近村莊。1946年敘利亞獨立後，政府開始接管對文物的保護、發掘與研究。

帕爾米拉的文化，和其中的建築藝術一樣，是希臘羅馬文化、阿拉伯敘利亞文化和波斯（安息）文化混合而成的獨特文化。帕爾米拉人總體上屬於阿拉伯民族，使用的大都是阿拉伯語人名。他們留下的銘文，是由當時西亞一帶通行的阿拉馬語寫就，其中也摻雜有許多阿拉伯辭彙。迄今為止，已在帕爾米拉發現了3000幅銘文，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44年；而最晚近的，則書寫於272年，即奧勒良攻陷帕爾米拉的年份。

帕爾米拉信仰的宗教，具有融合、並存的特點。這裡被崇拜的神靈，共有60個之多，首先是巴比倫的主神貝勒神（瑪爾都克），在希臘羅馬時代這一主神和朱庇特神合為一神。最常見的還有太陽神和月亮神，貝勒神之子奈布（Nabu）神在帕爾米拉廣受喜愛。巴爾夏明神意為「諸天之神」，主要是由迦南人傳來。此外，當地人還崇拜拉特、歐扎、默那等來自阿拉伯半島的原始宗教偶像。他們最常履行的宗教活動，是圍著神廟的中央大殿作繞行。

現在，該談談帕爾米拉古城的現狀——不——幾年前的狀況了。倘若時光倒退到5年之前，那麼，遊客們踏足此地，將會看到曾經見證過芝諾比婭女王在此游幸的古老遺迹。佔地6平凡公里的古城，即便僅存一片廢墟，但在藍天白雲之下、沙漠和綠洲之間無聲展現的一切，依然壯觀得令人窒息。整體氣勢的雄偉，局部細節的精美，設計構思的巧妙，是帕爾米拉一切遺址的共同特點。

一條1600米的青石道路，從凱旋門入口通向古殿深處，這就是著名的帕爾米拉大街。矗立在道路兩旁的750根石柱整齊排列，石柱上方托著青石水槽，這是帕爾米拉的天廊水道，同時又可起降溫之效。石柱中部，凸出一塊用以放置照明用具的石基。興建之初，這條大道還有頂棚，用以抵擋烈日。

貝勒神廟是最為雄偉的羅馬式建築，僅西廊兩側原先就建有390根巨大的石柱，如今只剩下7根。3個殿堂呈U狀分布，中間圍成一個廣場，四周環繞著15米高的圓形石柱。主殿用以擺放主神貝勒的塑像，其四周有柱廊環繞，是典型的希臘式風格。連接著神殿和柱廊的石灰石柱樑上裝飾有大量精美的浮雕。

還有同樣雄偉而精美的柱廊，拱門，劇場，浴室，屋舍，陵墓，水槽……以及散落四處的斷垣，殘石……一切讓人感慨：這片土地的主人，曾有著多麼高雅的生活品味，又有著多麼高超的技術能力和藝術眼光！按照有著阿拉伯血統的美國歷史學家希提的說法，帕爾米拉文化意味深長，「它可以說明，在適當的物質條件下，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在文化上能達到什麼高度。」

帕爾米拉的歷史，本應該以此作為終結。但是，近兩年來這裡突然發生的一切，套用希提的話，豈不說明「在偏執的理念蠱惑下，生活在21世紀的當代人在瘋狂和野蠻方面能走到什麼地步」！？

那些雄偉的神殿，高聳的石柱，遭遇過羅馬人的兵燹、蒙古人的鐵蹄，歷經了兩千年的日晒雨淋、地動天搖，而依然在這綠洲與荒漠的邊緣，默默屹立。它們見證了數不清的悲劇、喜劇與鬧劇，見證了生命如螻蟻，歷史如齏粉。如今，這些見證者，也終於在21世紀的今天，迎來了歷史上最黑暗的結局：在炸藥的硝煙里化為烏有，被腳下這片土地收納。

附近綠洲居民的命運，這個國家人民的命運，甚至敘利亞這個國度是否還將作為一個完整的實體而存在，都成了未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塊土地上的過客，包括那些偏執而瘋狂的破壞者，也必將化為齏粉，被這無聲的大地收納。

阿多尼斯，敘利亞這片土地哺育的一位大詩人，曾在20世紀末寫道：

「很少人知道並且能夠說出：

在公元20世紀之後來臨的

是公元10世紀。」

是的，帕爾米拉的今生，終結於20世紀之後來臨的——公元1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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