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的書壇師友■李懷宇

白謙慎的書壇師友

■李懷宇

白謙慎致力書法和學術。自從1973年入蕭鐵門下學習書法，這門藝術成了他的終身愛好。而1978年考上大學後，學術研究便成了他立身的職業。1990年在美國由政治學轉入藝術史後，書法從愛好變為職業。《傅山的世界》奠定了白謙慎在學術界的地位，正在進行的吳大澂研究也讓人充滿期待。如今出版的《雲廬感舊集》，寫了15位師友，從中可見白謙慎的學藝之路。

書中人物，我只訪問過章汝奭和張充和兩位，讀來格外親切。如果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白謙慎的老師中，這兩位在書法界名氣最響，張充和更是日隆。名氣也許只是誤會的總和，我親眼所見的章汝奭與張充和，則是純然學人，與世俗毫無相干。

白謙慎寫老師章汝奭，不流於世俗。有人見了章汝奭，常問：「你『混』得怎樣？」他非常嚴肅地說：「我章汝奭這輩子從來沒有混過！」他唱京戲、打橋牌、斗蛐蛐，每做一件事，都能做得很精。白謙慎說：「老師的書法，以二王和顏真卿為根基，旁涉諸家，點畫凝重，氣息淳厚，格調清高。如果讓我來概括老師的書法，我會用『清』和『大』這兩個字來描述。『清』說的是老師的字有一種清雅之氣，這使他的書法不同於世俗的作品。現在社會風氣不好，書法中俗氣、混濁的東西很多。老師喜歡寫蠅頭小字，但他的字卻很大氣，堂堂正正，不營營苟苟。」我曾數次在上海古北路章汝奭先生家聽他暢論書法，也曾陪他在狀元樓吃飯，席間他臧否人物的神情至今難忘。甚至對白謙慎在報紙上發表的觀點，章先生也別有看法。

如果以書法的氣息而言，白謙慎更近於張充和。記得我2007年在耶魯大學訪問張充和，臨行時，她對我說：「你到波士頓，可以去找小白。」可見「小白」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白謙慎在美國讀藝術史專業，更是張充和推薦的。白謙慎在《充和送我進耶魯》一文，細說此中因緣。1986年10月，白謙慎離開北京大學，前往位於美國東部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1988年8月，白謙慎到華盛頓拜訪傅申，帶了自己的書法去請教。傅申看了白謙慎寫的小楷，便請他欣賞張充和的蠅頭小字，在旁說了一句：「看了這樣的字，就知道我們從小就沒有寫好字。」1989年9月4日，白謙慎第一次到張充和家訪問，這才開始彼此的交往。1989年10月13日，白謙慎在電話中順便提到自己準備轉行，張充和稍稍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麼，然後說：「你想不想到耶魯大學來讀藝術史系，你若願意，我會鄭重推薦。」為了把白謙慎推薦給耶魯大學教中國藝術史的班宗華教授，張充和開著車直奔藝術史系，自己敲門找班宗華，對他說：「你的學生都是研究繪畫的，我向你推薦一個研究書法的。」這是她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向耶魯大學推薦學生。多年後，白謙慎告訴張充和的兒子以元：「你母親只見過我兩面，就推薦我上耶魯了。」張充和笑道：「好像我的眼力還不錯。」

《雲廬感舊集》　白謙慎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定價：66元

《雲廬感舊集》中尤為珍貴的是記錄一些書法界不太受注意或正被遺忘的人物。比如白謙慎記早期的老師王弘之：「在日常的談話中，王老師更多的是啟發和品評。其實，當時周圍的其他老師也都是通過品評來表達自己的審美觀念。『文革』中上海有個很紅的工人書法家，我初學書法時，很喜歡他的字。1973年我在靜安區辦事處實習時，騎車路過一個『群力皮鞋店』，那個店的招牌就是用那位當紅書家的字體寫的，我很喜歡。有一天我興緻勃勃地拿著新買的那位書家的字帖去給我的會計老師濮思熾先生看，他的簡單回答讓我大吃一驚：『這個字俗。』一個會計老師，平時並沒看出他喜歡書法，居然對上海的當紅書法家發出如此自信而又尖銳的評論。當時年輕，對濮老師的評價非但不理解，而且還滿腹狐疑。不過我知道，他絕不是信口臧否。濮老師『文革』前在市分行工作，是非常優秀的財務專家，在業內有很高的聲譽。濮老師的『棒喝』至少讓我明白，自己認為漂亮的字，別人不見得抱有同樣的看法。」這一段看似閑筆，卻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甚至可以說是「醍醐灌頂」。

王弘之老師多年後將自己的家世告訴白謙慎：他的母親孫婉是孫中山先生的次女；父親王伯秋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孫婉到美國留學時，中山先生委託在哈佛大學讀書的王伯秋照顧孫婉。日久生情，兩人相愛、結婚，生下了一個女兒和王弘之。可王伯秋在家鄉有原配，王母以死相脅，不許王伯秋和原配離婚。只要能和王伯秋在一起，孫婉並不在乎是否有妻子的名分。可中山先生則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兒做「妾」。王伯秋幼年喪父，是大孝子，在左右為難之中，他選擇了和孫婉分手。「文革」結束後，王弘之和在台灣的姐姐王纕蕙恢復了聯繫。一個偶然的機緣，王纕蕙打聽到母親還健在，寓居澳門，設法取得聯繫。1979年，王纕蕙安排弟弟赴香港，與闊別60年的母親見面。當王弘之在上海辦好赴港手續、買好機票準備出發之際，噩耗突然傳來：望眼欲穿的孫婉，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著覺，於6月3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白謙慎寫道：「2006年，王老師在一次醫療事故中意外去世。從此我到上海，再也不能聆聽他的教誨了，音容笑貌只能在回憶中再現。王老師去世後，師母繼續著王家1949年後的故事的寫作，取名為『歲月』，並囑我為尚未完成的書稿題寫了書名。可2012年，師母也因腦出血溘然辭世，留下了兩部沒有完成的手稿（一部是寫她的娘家蓬萊李家的）。最熟悉王老師的人走了，他的故事，不知何人、何時還能完成？」這段歷史，如果有心人進一步挖掘，何嘗不是絕佳的影視題材？

1978年，白謙慎考上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國政系系主任趙寶煦教授知道他愛好書法，曾經帶他去拜訪季羨林，觀賞季先生的書畫印章收藏；還安排他和華人德拜訪了魏建功。本科快畢業的那年，白謙慎到中聯部實習，趙寶煦囑白謙慎以小楷抄錄趙作舊體詩兩首，奉時任中聯部副部長的李一氓先生雅教。對此，李一氓很高興，還特命白謙慎為他治印兩方「一氓吟草」「一氓八十」。李一氓在晚年題字時，經常用這兩方印。有一次中國書協舉辦座談會，李一氓還專門提起，現在國際政治系的學生還有喜歡書法的。白謙慎的這段回憶，現在讀來頗有「古風」。

白謙慎筆下的汪世清，更可以說是「今之古人」：「汪先生對明清藝術史研究的貢獻很大，他對清初四僧和龔賢等書畫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藝術史中的難題，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們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霧中。但汪先生從不喜歡張揚，對名利的事，他看得很淡。」多年來，汪世清一直熱心地為同道和晚輩們提供種種學術上的幫助，而又從不求回報。我想另舉一例以為佐證：余英時先生的名著《方以智晚節考》中，《方以智死節新考》第一段云：「余草《方以智晚節考新證》即脫稿待刊，忽獲徐復觀先生轉來北京汪世清先生手稿印本一份。據方中通《陪集》及方中發《白鹿山房詩集》訂正余所撰《方以智晚節考》，讀之大喜之望。……此文所創穫則皆汪世清先生之賜也。」

萊溪居主人翁萬戈先生也是我當年計劃訪問的旅美學人，可惜無緣。如今讀白謙慎寫翁先生，心嚮往之。2007年，當白謙慎告訴翁先生，因要參加紀念傅山先生四百周年誕辰的學術討論會而不能參加七月為他九十大壽舉辦的晚會，並為此深感遺憾時，翁先生風趣地說：「你當然應該參加紀念傅山先生的會議，九十歲不能和四百歲比。」言畢大笑。至今翁先生年逾百歲而著述不已，想是這種豁達的性格使然。

白謙慎的感舊集中，有師亦有友。其友中，以曹寶麟、華人德、潘良楨三位為熟，所交以書法為中心。曹寶麟以一手米字名世，最近尤以揭露書壇腐敗而震動業界。白謙慎從「恰同學少年」憶起，原來曹寶麟是北大中文系漢語史方向的研究生，導師是王力先生。最妙的一節是：「1979年的一天，寶麟和我一起騎車進城。傍晚在回北大的路上，他告訴我說，他近來研究古文字頗有心得，他在考釋甲骨文方面有一些不同於郭沫若先生的見解。我雖不研究文字學，但也知道郭沫若先生是這方面的權威。聽說寶麟有了新見解，自然很是興奮。回到北大後，我們在校園內的一個小飯館要了點菜和啤酒，邊喝酒，寶麟邊在一張小紙上寫寫畫畫，解釋給我聽他的見解。我雖不完全懂，但仍很有興趣地聽著。寶麟說，下次去見王先生時，要向他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幾天後，我去他的宿舍小坐，問他是否已向王先生報告自己的發現。他說，已見過王先生，但受到王先生的嚴厲批評：證據不足，無以立論。」後來曹寶麟在他的論文集《抱瓮集》的序中提到了當年被王力先生批評一事：「我在北京大學從先師王力先生學的是古代漢語，專業方向為漢語史。負笈三載，體會最深的，莫過於了一師『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這句話反映的治學精神，與乾嘉諸子是一脈相承的。我不諱言有過被先師斥為『穿鑿』的沉痛的教訓。」這一治學精神，真該多講給後學聽聽，可一掃時風。即使知音寥寥，如此空谷足音也不妨多彈。

華人德和白謙慎是北大同級校友，畢業後的同聲同氣尤見可貴。比如1987年華人德發起成立滄浪書社，白謙慎在海外無法出席，所寄賀信的最後一句是：「在今天，我們的書法、書社不應是某一階層、某一組織的附庸，願書社能始終以一個獨立的、嚴肅的藝術研究團體屹立於中國書壇。」以此觀之，今日書壇的機構層出不窮，值得反思者何其多！畫家吳冠中晚年有感於藝術界的弊端，多次吶喊：「取消美協！取消畫院！」何嘗不是另一種刻骨銘心的反省？

白謙慎的另一位諍友潘良楨，對官本位文化及其在書壇的反映非常不滿。「良楨對權力和資源的壟斷，對利用權力進行不公平競爭的行為具有天生的反感。」白謙慎寫道，「因為，當年讓我們感到不滿意的情況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所以我們依然還要努力。」對於白謙慎和他的諍友們的努力，我抱一種「短期悲觀」而「長期樂觀」的態度。

不過，白謙慎在寫潘良楨時順便提到「上海的寓公文化」，不可等閑視之：「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上海不但是介紹西方文化的前沿陣地，也是保存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在上海有許多清朝、民國的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後人。即便是中國近代的資本家，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從傳統的士紳轉變為工商界人士的。這一社會背景，使他們和中國傳統藝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們的藝術品味還是非常中國化和傳統的，收藏中國的書畫藝術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1949年以後，由於盛行階級分析理論，這些遺老遺少及其後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為，許多人便以書畫自娛。於是在1949年後的上海，依然有一個對傳統文化很有研究的特殊階層。以我在上海請教的五位老師來說，蕭鐵先生出身常熟望族，王弘之先生是孫中山先生的外孫，其父親王伯秋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曾任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和東南大學的教務長；金元章老師的父親是民國初年中國銀行杭州分行的行長，師母出身杭州望族，姨夫是篆刻家王福庵；章汝奭先生的父親章佩乙，曾任《申報》主筆、段祺瑞政府的財政次長，也是著名的收藏家。」這些人物正是《雲廬感舊集》的主角，其中蘊藏的文化價值，如同一座還未深挖的寶山。在我看來，對中國書法，與其抨擊時弊，不如取法傳統。前人書法中的精華，如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這也許正是「文藝復興」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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