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史書寫看當代公共文化的變遷——評常江《中國電視史：1958-2008》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發達的電視業之一，但對於中國電視業歷史的系統研究，卻長期處於較為有限、稀缺的狀態。上一部影響卓著的「中國電視史」學術專著的出版還在1991年，其作者是清華大學教授郭鎮之。相比之下，英美學界對於本國電視史的研究會豐富許多，如Peter Graham Scott對英國電視史的系統研究，以及Gary Edgerton對美國電視史的綜合性考察，等等。對於電視這種既對社會文化和公共生活有巨大的影響力，又深入到人們日常生活每一個細節的強勢媒介，系統性的歷史研究理應被置於一個重要的位置之上。

所幸的是，在第一部「中國電視史」出版27年之後的2018年，亦即中國電視誕生的第60個年頭，同樣來自清華大學的青年學者常江續寫了中國電視史的學術檔案。他剛剛出版的專著《中國電視史：1958-2008》將中國學界對中國電視業發展變遷的歷史的研究節點從郭著的1988年向後推進了30年，並提出了原創性的主導中國電視史演進的基本規律：紀實、審美、規訓三套話語的交互作用。對此，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先生評論稱：「常江的這部專著適逢其時，彌補了……學界對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電視史的總體性考察和闡釋的缺失。」

第一時間讀罷這本專著，最強烈的體會是其如何準確而有力地通過電視業的發展興衰的歷史，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及文化變遷的軌跡及命運。中國電視自50年代末期驟然誕生後，在隨後的幾十年發展中方興未艾。無論是80年代的「文化電視」，作為大眾啟蒙的文化場域，承載著那個理想主義時代的普羅大眾最質樸的願望；還是90年代的「商業電視」，使得電視有了市場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或是進入新世紀，電視則成為「大國崛起」之夢最重要的符號載體，扮演了中國社會面向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櫥窗……常江博士的電視史書寫，既是對中國電視業半個世紀發展沉浮的忠實記錄，也是對於中國當代社會價值體系與流行形態的變遷規律的隱喻和映射。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部著作體現出了與其前輩學者不盡相同的一些特色。這些特色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史論結合的綜合性研究框架。作為一位在文化研究、傳播理論等領域頗有建樹的青年學者，常江對於歷史的考察並沒有局限於歷史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基於歷史的理論建構。他所採用的話語分析方法是一種帶有後結構主義色彩的歷史考察方法，強調對歷史文本中的「細節」及「邊緣」資料的挖掘和闡釋，進而能在語言和表意的層面上完整勾勒出某一領域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總體風貌，再通過結合語境的分析，得出具有廣泛解釋力的規律。通過考察圍繞電視的屬性、功能及文化潛力形成的各種文本，如流行電視雜誌上刊登的劇評、業界圍繞新聞真實性問題展開的討論、各類行業研討會的實錄等，常江對這一時期的電視文化的總體話語做出了較為精確的歸納，並以此為基礎最終發展出了獨創性的「紀實、審美、規訓」闡釋框架，做出了他對於歷史的解釋及行業未來發展的觀察。可以說，基於史料的理論化工作，以及建立在史論結合之上的闡釋框架，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

第二，文化研究的理論觀照。常江最主要的研究興趣體現在媒介與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alstudies）領域，他近年來的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學術作品也主要發表在諸如《歐洲文化研究學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國際文化研究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文化研究領域的權威英文刊物上。這樣的研究背景不可避免影響到了他對歷史的考察和解釋，集中體現在：他更加重視電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普通人圍繞著電視而生髮的「自下而上」的聲音。在《中國電視史：1958-2008》中，常江對於諸種電視文本的考察，都較為充分考慮到了其在「日常生活」維度上的意義，因而得出了邏輯完整、論調公正且體現出文化研究特有的「溫情的理解」的結論。

第三，原創性的媒介史敘事。對於這樣一部媒介史學術成果，常江基於前文所提到的「史論結合」及「文化研究」的特色，創立了一種既符合歷史研究規範，又有內在的邏輯體系的敘事框架。從宏觀的敘事結構上看，全書以歷史年代作為敘事的基本單元，概括出中國電視業發展的一般進程，且符合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歷史的一般規律；在微觀的敘事結構上，常江將對於特定階段的歷史的闡釋劃分為社會（語境）史、文本（節目）史及機構（台網）史三條既彼此並行、又相互交纏的敘事線進行展示。這樣的敘事框架既確保了對於歷史發展進程的尊重，也體現出對於電視行業自身規律的服膺，體現了媒介研究和歷史研究有機結合的優勢。

第四，在「關係」中把握行業發展的規律。這部《中國電視史》明顯受到了媒介社會學研究思路的影響，這集中體現在其特別注重在電視業與其他行業及社會領域的關係中，挖掘前者自身的規律。這種「去中心化」的媒介史研究路徑由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一書所開創（常江正是本書的譯者之一），其強調不同社會領域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從而有力地解決了傳統新聞史研究封閉性較強、對其他學科參考性較弱的問題。例如，在對90年代初期全國電視劇生產格局的分析中，常江從當時北京、上海、廣東三地本土文化發展的態勢切入，深入闡釋了「前衛視時代」電視劇本土文化特色形成的社會動因。這種在「關係」中挖掘和闡發推動歷史的社會動因的研究思路，使得本書具有一般性的新聞史著作少有獲得的解釋力。

除此之外，常江的這本《中國電視史：1958-2008》還體現出一本歷史著作所應有的科學和嚴謹態度。全書共50萬字，共涉及參考文獻400餘種、注釋近3000條，其中既包括大部分研究者都很重視的官方統計資料和行業史志，也包括作者特別善於挖掘的行業文本和民間話語，工程量浩大。在後記中，作者提到了一個關於史料整理工作之繁重的細節：由於很多早期的電視行業刊物都沒有電子化，因此他自己完成了對於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143本《大眾電視》雜誌的主頁拍攝與儲存工作。本書寫作的工作量之大、資料整合及分析之浩繁，令常江的前輩郭鎮之教授感慨：「他要從汗漫無邊的資料中爬梳整理，才能夠理清已然十倍、百倍於30年前的電視行業資料……我佩服常江的勇氣。」

至於為何在中國電視誕生60年的時候出版一部只涵蓋前50年歷史的著作的選擇，則體現出作者在科學精神上的考量，那就是與研究對象保持必要的「批判性距離」的需要。用常江的話來說，這樣既可以避免由於和研究對象過於接近而導致自己做出不夠理性和清醒的判斷，也給了自己充分的餘地對於相關資料，尤其是親歷者的文字記錄、轉述、回憶、評論等書面材料進行交叉驗證。

當然，作為一位有著自己的理論取向和生活經歷的學者，常江對於中國電視史的闡釋自然也體現出了一些他本人特有的研究特點，如其本人在書中所反思的那樣：作為電視觀眾的接觸經驗和文化記憶，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研究中對於史料的選擇及對歷史過程的敘述。不過，作者並沒有迴避歷史研究者的主觀性的問題，他援引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關於「歷史學家是語言學家」的觀點，強調無論歷史的研究者還是歷史著作的讀者，都應當接受「歷史本身的純粹客觀性」和「歷史敘事的文學性」之間天然的不調和性。其實，研究者的態度在任何時候都是其研究著述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他們共同構成了我們對於藉助他人撰寫的文本理解歷史的一般性路徑。

不過，對於一位普通讀者來說，本書的「可讀性」也是它最吸引人的部分。由於電視幾乎是每一個中國人成長記憶的一部分，因此每一個人都能從書中找到讓自己感觸或沉思的細節。這點點滴滴，既構成了中國電視史的學術紋理，也長久地存在於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成為關於國家歷史的不可磨滅的文化檔案。在這個意義上看，常江的這本《中國電視史》不僅屬於學術圈，更連同其他社會領域的歷史敘事，共同書寫並見證著當代中國公共文化的變遷軌跡。

書名：《中國電視史：1958-2008》

作者：常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月

作者：何天平

編輯：汪雅青 張榆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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