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謝和耐丨中國不是一個易被征服的國家

原標題：紀念謝和耐丨中國不是一個易被征服的國家

文章轉載自歷史研習社微信公眾號

據法蘭西學院文學院官方網站消息，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於2018年3月3日在布列塔尼的瓦納（Vannes）去世。謝和耐（1921—2018）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蘭西學院名譽教授。

謝和耐（Jacques Gemet）於1921年12月誕生於當時的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青少年時代在阿爾及爾接受正規教育。1941年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投筆從戎，1945年回巴黎，入巴黎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48年畢業於法國高等實驗學院。1949-1950年間為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成員，1951年進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在1955-1976年間，曾先後任高等實驗學院的研究導師、巴黎大學文學院教授、巴黎七大教授，1975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主持「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講座；1976年出任享有盛名的漢學刊物《通報》法方主編；1979年以唯一一名漢學家身份選入法蘭西學院院士。

小編在網上搜羅了許久，極少發現關於謝和耐的訪談和介紹。選摘了錢林森先生早年對謝和耐的一篇採訪，以此為念。

-------以下為正文-----

傳教士初來中國時，他們深信自己掌握著真理，天主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理應戰勝一切困難。

他們是懷著典型的西方人固有想法和他們對中國現實既定框架來中國的：有極力與他們和天主爭鬥的魔鬼撒旦，就應有驅魔的人；是天主使人們皈依，在他們和他們受洗的朋友中也理應有殉道者，因為真正的宗教往往是人們惡意攻擊的目標。

而殉道者證實了基督宗教的真理（總的說來，這是一套不太中國化的思想）。在頭腦里有這樣一套想法對於理解他們用以闡釋中國人的反應的策略和方法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人完全屬於另一種文化，他們沒有絕對的信仰，更沒有不可觸犯的信條。傳教士、尤其基督徒之所以表現得那麼迎合併隨機應變（儘管他們不會因自己為了毀壞中國的寺廟和佛像而如此表現感到局促不安），是因為情況不同於在美洲、印度、菲律賓等地，他們本身在中國並沒有實力。日本和中國遠遠不同於美洲海岸國家。您應該讀讀那些講述西班牙人如何在美洲定居下來的著作。17世紀的中國人對此有一定印象。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似乎也忘記了那些在歐洲、印度果阿、菲律賓等地所慣常實施的信德行為，似乎忘記了那些可怕的宗教儀式，異教徒、同性戀者和猶太教徒。以及一些看上去仍在秘密進行其從前的宗教儀式的皈依教徒被活活燒死？

基督徒是想使皇帝改變宗教信仰（他們認為這樣做才是堅決徹底的），為了達到目的，首先就要贏得統治階級和文人階層的同情。因此應該隨機應變、耍點手腕、混入其中，而這樣就不會被他們視作狡詐無禮，既然這一切在他們看來都為著中國人的利益和上帝最無上的榮耀。

他們要讓整個中國都信仰他們的宗教，野心勃勃，致使他們不擇手段，因而就會根據不同的階層使用不同的手段。

利馬竇著名的「適應說」就在於此。但是他的一些同黨卻傾向採取嚴厲手段，短時間內達成其目的。中國禮儀之爭由此產生（想知道到底該不該允許中國人膜拜他們的死者和孔子，以及人們能否把上帝和《聖經》中純潔的神靈—造物主等同對待）。

這絲毫不是對話的問題，而只是想知道最好去如何進行的問題，先在某些觀點上看似退讓或者從一開始就絲毫不退讓。

要想理解傳教士的行為和他們論釋中國人的反應方式，就必須按照他們的思想來思考：罰入地獄或靈魂永久得救的思想，在人類生活的所有細節，在皈依和聖跡中，都有天主永恆的干預的思想，在頭腦中有信仰撒旦的干預和著魔的思想，相信洗禮、聖水、十字架和聖象的效力，都在善與惡的根本對立中。

傳教士來到中國時是深信自己掌握著由天主親自默啟的真理。他們深信天主教應該在世界各地獲得勝利。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勝利幾乎是完全的，既然他們進駐到美洲、非洲、印度和東南亞。

他們認為正如他們在別的地方所做的一樣，他們是來拯救中國人於永恆的地獄，把他們從魔鬼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藉助上帝的幫助使人們皈依。因為真正的宗教總是撒旦和人類惡行的目標，他們隨時準備必要時去為了證明天主教的真理而獻身。中國人的所言所行應該與這些先存的心理模式相協調。

傳教士在進入中國之前，從16世紀中期起已經進駐日本，但是日本的情況非常特別。日本是一個被尚武階級所統治的、深深浸透看佛教傳統的國家。日本在16世紀被分裂為彼此戰火紛飛的無數小的封建王國，而這些小王國出於商業的利益想吸引葡萄牙的船隻。

傳教士在那裡開始很受歡迎，但從德川吞併各國起，他們就因之處於危險的狀況之中。此外，因為傳教士在那裡得求助於翻譯官，天主教和佛教之間就產生了眾多的混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也與傳教士跟隨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進人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不同。

由於採取了一些抵制海盜劫掠和風行於國內的間諜活動的困擾的措施，直至那個時候，不管他們願不願意都將其宗教強加在當地的民眾身上，中國是難以接近的。

從16世紀初起，南海地區葡萄牙人的尚武行徑使當局非常頭痛。之後，1603年馬尼拉20000華人被屠殺的消息似乎也傳到中國。有一時，歐洲人曾想到在中國發動自美洲以來的軍事遠征，並在中國強制推行天主教。但是，他們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中國離秘魯海岸太遙遠了。

16和17世紀的中國人並不知道（可能今天的中國人也一直不知道）傳教士在印度或菲律賓等地是如何傳教的。在果阿，印度神廟被搗毀，印度節日和儀禮被禁止，難對付的婆羅門被剝奪了財產，或者被罰做苦工。皈依的印度兒童在傳教士的引導下不得不齊聲唾罵印度神明的名號。

中國人對利馬竇那個時代在所有被征服的國家，甚至在歐洲本土所施行的將異教徒、同性戀者和猶太教教徒，以及被強迫皈依並被指控仍秘密繼續進行過去的宗教儀式的人活活燒死的可怖的火刑儀式一無所知。

1575年和1578年在果阿就曾有過兩次很大的火刑儀式。然而，1571年在果阿被任命的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卻以那些其父輩祖父輩被活活焚燒並被掘出屍骨的人為榮耀。

中國不是一個易被征服的國家。最初的兩個傳教士，羅明堅和利馬竇因此從1583年開始不得不同時被人們當作外國修道士而萬分小心地推進。

中國人在他們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種佛教和尚的新面目。但是中國也不同於其他被征服的國家和日本，因為她是一個由國家高級官員統治的疆域廣闊的國家。在中國文化與政治權利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這一特點也使其有別於印度，葡萄牙人通過武力定居在西海岸的幾個城市裡）。

然而，基督徒他們自身是修道士的同時也是一些學識淵博、頗有修養的人。因為他們想使得皇帝改變信仰，他們相信這樣就會改變整個中國的信仰，成為最初也是最知名的基督徒，利馬竇認為首先應該贏得統治階層和文人們的同情。

他著名的綏靖政策就是受到這一計劃的啟發。他在進入廣東時的艱難情況逐步令其認識到他以修道士（正如基督徒在日本、菲律賓和其他所有地方所做的一樣）自居的錯誤以及必須以講學的西士身份出現的優勢，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為了能夠深受大學士和高官們的歡迎，為了能夠和他們去討論，他努力去掌握中文知識以及四書五經。並且從1595年起，在他到達肇慶十二年後，他改換了服飾，穿著像大學士。這樣他就開創了一種幾乎為其所有同胞和後繼者所使用的方法。

他想不僅通過他對古典文學的了解而且通過他驚人的記憶力、他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知識以及他的倫理著作，他帶來的新奇的玩意兒（鐘錶、宗教圖畫、西歐的書籍……）震撼和感動了中國的精英們。

從他旅居肇慶開始，他在居住的寺廟中所繪製的《世界地圖》，或稱《萬國輿圖》引起了中國人極大的好奇。從1590-1591年起，他開始教授歐洲數學。利馬竇明白中國文人對倫理問題很感興趣，他效法基督教作者和希臘羅馬古代文化的作者撰寫了一些倫理的小冊子，《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的成功也得歸功於被他處理成倫理的部分。對於利馬竇，這些文章就已經是天主教的人門介紹。

這些著作取悅了文人階層，因為他讓他們想到自己的歷史傳統。對於他們，書中有著一種絕妙的巧合。基督徒為了在所有的方面展現西方的優越性，他們勾勒了一幅美化過的帶有假象的歐洲的圖畫。他們把歐洲完全描述為世界上一個和平的和有著良好的社會秩序的地區。然而，一個世紀以來，血腥的日常的暴力和宗教戰爭從沒停止過。也是為了表現歐洲的優越性，

他們在中國翻譯了許多的新的技術和科學的知識。我們可以看到的有利馬竇徐光啟的《幾何原本》，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熊三拔的《簡平儀說》、《泰西水法》，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湯若望的《遠鏡說》，鄧玉函的《奇器圖說》等等。

然而，這一以鞏固他們的宗教為目的的冊策略，其結果是出乎他們所料的，因為中國的精英們感興趣的是那些新穎的東西，但是當他們更好地了解宗教以後反而將其擯棄了。

——節選自謝和耐、錢林森，《關於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實質性的接觸——問謝和耐教授》，《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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