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的「漢化」：兩個民族的融合，一種文明的消亡

原標題：大遼的「漢化」：兩個民族的融合，一種文明的消亡

建立遼國的契丹族群的漢化由來已久。契丹國家的建立就與其吸收中原文化制度直接相關。917年春，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於上京「建孔子廟」，這是儒學得到契丹王朝正式承認之始。待遼太宗耶律德光從石敬瑭手中得燕雲之地後，推行漢法更是勢在必行，《遼史·百官志》載：

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樸，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根據目前史料，遼代科舉始於太宗會同初，988年開科取士成為契丹定製，並由此帶動崇儒之風，「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升侍從，駸駸崇儒之美」。道宗之父興宗，史書記載他「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興宗病情嚴重，曾召時為燕趙國王的耶律弘基「諭以治國之要」，如果我們再仔細檢視道宗推行的漢化政策，可以發現其中很多是沿襲前朝之術。

史載契丹對中原文化的態度，號稱「學唐比宋」。契丹曾是唐代附屬國，其建國時間（916年）正是承李唐之末。所以其官制就受唐制影響：「契丹國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經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後習聞河北藩鎮受唐官名，於是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於部族。太祖因之。」此後，遼太宗滅石晉，從開封撤軍時，取「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因而在修《遼史》的史官看來，契丹的禮儀典章比北宋更具有中原正統性：「至於（遼）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捲法物，先致中京，蹝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於遼；周、宋按圖更制，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遼人愛「學唐」，表現在各個方面：君主好唐書，后妃效仿唐風，臣下進諫好用唐典，連伶人打諢求生，也用唐朝的題材。

當然，從歷史記載和現代考證來看，在文物典章上，契丹效仿北宋之處甚多，但與「學唐」不同，這種效仿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比超」心態。宋徽宗時期的地理學家朱彧曾指出：

遼人嗜學中國。先朝建天章、龍圖閣以藏祖宗製作，置待制、學士以寵儒官；遼亦立乾文閣，置待制、學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政和壬辰，朝廷得元圭，肆赦；是冬。遼人亦稱得孔子履，赦管內。

就此而言，遼國「學唐」就是為了「比宋」，「比宋」又反過來推動了契丹的漢化。此外，契丹還有與北宋競爭「正統」的意圖。遼太宗曾從後晉降臣那裡得到中原王朝的傳國玉璽。開泰十年（1021年），遼聖宗命人「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並作《傳國璽詩》詩云：

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

中原既失鹿，此寶歸北方。

子孫宜慎守，萬世當永昌。

1038年，興宗又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作為當年科舉考試的題目。至興宗朝關南爭地，契丹堅持要北宋在文書上屈稱「納」歲幣，已欲凌居北宋之上了。至道宗年間，遼與宋朝爭勝的心態更加強烈，其中表現在遼國對高麗的冊立書中已經公然以中華正朔自居。據《全遼文》卷二《遣耶律思齊等賜高麗國王冊》、《遣蕭好古賜高麗國王太子冊》記載：

「朕以昊蒼眷祐，宜宗貽範，統臨天下，四十有三載矣。外康百姓，內撫諸侯。咸底於道，而海隅立社。北抵龍泉，西極鴨綠。祗稟正朔，奉輸琛贐……朕荷七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眷言日域，夾輔天朝。」

又據《遼史》記載，北宋歐陽修在其撰修的《新五代史》，將契丹列於四夷之一附錄於書後，該書流入契丹後，大臣劉輝上書云：「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迹，詳附國史。」道宗「嘉其言，遷禮部郎中」。1100年，北宋元符三年，哲宗病逝，徽宗繼位，道宗又因「有司案牘書宋帝『嗣位』為『登寶位』，詔奪宰相鄭顓以下官」。

另外還有一段遼國以中國「自稱」的故事。見於《遼史·劉輝傳》：

大安末，（劉輝）為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挽，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

這裡的「中國」一詞本身還兼具文化意義，「中國」就是「諸夏」。契丹以「諸夏」自稱，也大致在道宗朝或略晚一些，如《蕭義墓志銘（天慶二年1121年）》云：「我道宗大孝文皇帝嗣守丕圖，奄有諸夏」，「夷夏」的區分是文野之分，而文野是後天可變的，故夷夏也是可以互變的，這為北方民族政權以「中國」自居提供了理論依據。道宗曾經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呈皇太后。該詩今已佚，存宣懿皇后蕭觀音的同名應制之作傳世，云：

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又《契丹國志》記載，有漢人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道宗不以為然，以為「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華夷同風」，「彬彬不異中華」，表明契丹此時在文化上已經擁有一定的自信，自認與中華無異。這與道宗後期對高麗文書中以「正統」自居相呼應，顯示了他對中原文化的某種認同，只是這種認同不能等同於對「北宋」的認同。

契丹自建立遼朝後長期奉行的「漢化」政策，實際上是契丹民族作為一個民族最終消亡的主要原因。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曾經說過：「客觀的過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歷史領域是一個捉摸不定的領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創造，再現於我們的頭腦中。」今天，站在一段歷史最終勝利者的中華民族的角度，我們或許可以內心竊喜於中華民族文化力量的強大和包容性；但站在契丹民族的角度，卻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尤其是在自清末至今的這一百多年中，中國所有的有識之士都在討論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問題時，反思和借鑒契丹民族的消亡，其意義就顯得更加重大和深遠。一段時期以來，中華文明的「自信心」問題以及中華文化向何處走的問題，甚囂塵上而不得其解，大抵都出於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如何解決中華文明所帶來的「治亂循環」問題；二是如何解決中華文明體制下的「劣幣淘汰良幣」問題；三是如何解決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共生共榮」問題。而反思於契丹民族的消亡原因可以看出，因為中華文明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承等原因，中華文明自先秦時期所形成的優秀基因，隨著「服從、服務」於歷代中央專制集權需要，而不斷加以改造和閹割，自宋以後，便失去了有利於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建設性方向，而形成了一種以順從為主流、以奴性為表徵、以權力為核心、以自利為原則、以圈子為載體的劣質文化生態，這樣的文化生態，不但在主觀上腐蝕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性，而且在客觀上排斥任何優秀文化或文明的接引和生長；不但深刻影響了歷史上所有進入中華文化圈的民族（如党項、契丹、元朝和清朝），而且時至今日還隨著大量國人的足跡而影響到一些西方國家。這樣的情況既使少數保持清醒認識的有識之士為之深憂，亦使一些人提出「全面西化」的過激言論。可謂不得其本。《要略》以為，當今中華民族精神層面所出現的問題既有「基因傳承」的原因，也是長期歷史環境所造就，尋求根治的「良方」，一方面要回到先秦百家爭鳴時期去「探病之源」，一方面也要回到今天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解藥」，而尤其是在配製「藥方」之時，既要考慮到中華民族的「肌體」適應性而標本兼治，還要考慮到藥方的「副作用」而勿使中華文明的本體受到過分戕害，以防中華民族像契丹民族一樣在「過渡漢化」的過程中而喪失了民族主體性而造成惡果：也許，這正是今天我們重讀契丹民族文化融合歷史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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