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軍書法精神的消解

最新 03-08

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似乎從來沒有人動搖過，即便是在乾嘉時期興起的碑派書法，對帖學書法說了眾多的不是，但似乎從來沒有對王羲之本人提出過多大的異議，無非是說，王羲之書風的繼承者畫虎不成反類犬而已，慨嘆的是「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反奸臣不反皇上，包世臣如此，康有為亦是如此。

作為書法史上名垂千古、無可爭議的書聖，自然有其過人之處，王羲之在他的書法里體現了高超的技術水平，是新風的代表者，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書法作品裡所體現出的獨特精神意蘊。談及王羲之作品的意蘊，大多會提及孫過庭在《書譜》中說的「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我們所想像、所流傳的王羲之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他服食「五石散」、袒腹於東床、告誓棄官……這樣的王羲之的心態，充其量是表象而已。

在魏晉的詩、文、書法中，瀰漫著一種悲哀、無奈的情緒，這樣的一種情緒，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社會在文化上的一種折射。魏晉士人的內心是痛苦的，在那樣一個政權迭更、朝不曉夕的時代，我們所見到的超然、瀟洒，那樣的放浪形骸、杜康解憂無非是掩蓋在痛心疾首上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王羲之並不是一個超然者，他的內心和我們所見到的，並不完全一致，王羲之表面的嫻雅散適與內心的苦悶是一對矛盾。

王氏家族有著從政的傳統，「王與馬，共天下」，王羲之為會稽內史，領右軍將軍，作為「王家三少」之首，是這一代人的佼佼者，在政治上家族對他寄予厚望，王敦曾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他有自己在政治上的訴求，蘭亭雅會或許就是政治上北伐的商談；他有著家國之思，他的祖墳在山東琅琊，為人所侵雖經修復，「哀毒益深」「臨紙感哽，不知何言」；他的父親王曠，上黨之役（309年）全軍覆沒，生死不明，王羲之少年喪父……所以說，王羲之不可能是一種超然於物外的心態。

正是基於如此的境遇及圖強的心，王羲之的書法深刻、凌厲、強壯。「美之極，即雄強之極。王羲之書法人稱其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宗白華），這樣的雄強，絕非悠然于山陰道上而有的一種情調。以此反觀蘭亭序，平和、精微、優雅帶有一絲的憂傷，但缺乏一種更高的人生感悟。將王羲之傳世的優秀摹本和蘭亭序比較，二者的情調是不一樣的，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來看，蘭亭序應該離王羲之原作是有一定距離的。

右軍書法的繼承，代有其人，除去技術上的簡化、細節的泯滅外，更多的是王羲之精神的缺失，對於大王書風的繼承者，我們試做一分析，無論是米芾、趙孟頫還是董其昌都沒有這樣的一種家國之思。米芾的瘋瘋癲癲、裝瘋賣傻源於所謂的出身冗濁，仕途的期望與失望；趙孟頫的憂思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的一種左右為難，身為皇室後裔而仕元，「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誰令墮塵網，婉轉受纏繞」，雖官居一品、榮際五朝卻時時提醒自己要遠離權力中心，是一種彷徨與迷茫。

而對於董其昌，則是在晚明的政治版圖下殫精竭慮的游弋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其所遇到的不快與尷尬，是被民抄董宦江湖四海遊盪的一種無奈與惆悵。反倒是並不太正宗、純粹的王鐸，在氣質上的雄強與王羲之相通之處！王鐸雖曾身居高位，但從未能成為權力中心，多次遭到農民軍的追殺，四處漂泊，親人亦一一離世，曾寫下「陸沉恢拓誰垂淚，獨立新亭意未休」的詩句，意欲恢復舊時江山。身處亂世的悲涼、無助，政治上的報國無門，降清後貳臣的身份亦令其壓抑與愧疚，使其將一股雄強之氣，發於心而出於外。

右軍書法神韻傳承的最佳者，一般認為是未享大名的元代李倜及近代二王復古風潮下的帖派大將白蕉，但他們對王羲之氣息的把握，所繼承的是書風中的某一種成分，即恬淡、儒雅，這種品格的繼承，不僅是同時代無人能及，就是在歷史上能得如此氣息的又有幾人，但二人對技法的把握似乎沒有徹底深入，過於簡單的起筆與收筆，線條的中截亦遠沒有大王的渾厚，二人所處的時代及個人的境遇，不足以支撐如王羲之般的雄強與博大，流露出孱弱文人的氣息，氣度是無法和當年的右軍將軍媲美的。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樣的一種憂思，既是對個人人生的一種感悟，同樣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而不是無所事事的散漫與自由，正是這種魏晉的風骨和其內心的抑鬱苦悶造就了右軍書法的品格。在對王羲之的研究和分析中，往往放大了作為書法家身份的王羲之，淡化了王羲之政治身份，右軍書法的精神需要從心去感受與體悟。

（此文原刊於書法報）

圖片來源書法空間

圖文編輯高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