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金門戰役「三不打」的考證
原標題：對金門戰役「三不打」的考證
作者｜王洪光
來源｜《軍事歷史》
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曾撰寫過膾炙人口的《金門戰役檢討》一文。筆者曾反覆閱讀，其反思之刻骨銘心，令人睹而難忘。文中寫道：「肖鋒說粟裕對攻擊金門有『三不打』指示：沒有一次運載6個團的船隻不打；敵增援不打；要求山東沿海挑選6000名久經考驗的船工支援10兵團，船工不到不打」。目前，「三不打」之說已經廣為流傳。
「三不打」問題的由來
上述表明，金門戰役前線指揮員肖鋒說粟裕有這個指示。是否確有其事，文章並沒有下結論。為一探究竟，需看肖鋒當年是怎麼說的。
（一）肖鋒關於「三不打」問題的三種表述
表述一：肖鋒在其遺作《回顧金門之戰》中說：「我和李曼村主任於10月13日到同安，向兵團領導反映下面的意思和我們的想法：要發動攻金作戰，務必確保備足運送6個團的船隻，使第一梯隊登陸時就取得絕對優勢。同時每條船需配備3名船工，從這些天在泉州灣、圍頭灣動員船工的情形看，數量不足，覺悟也低，最好從老根據地如山東、蘇北動員一些船工來支前。另外，考慮到兵團分配給我們兵力，即第82師3個團，第84師1個團另加第29軍兩個團，對付目前金門島上敵第25軍約3個師1萬多人，是可以完成任務的，如果敵人增援，兵力有所增加，我們完成任務就困難了。因此，請兵團進一步查清金門島上敵人的兵力」。
在肖鋒這篇文章中，僅有此處提到了與「三不打」相近的表述，且是他和李曼村向兵團首長提出的意見建議，而不是粟裕的指示。當然，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肖鋒原文本來是有粟裕「三不打」指示的表述，而編者做了修改。在《回顧金門登陸戰》一書的後記中有這樣的表述：「一些老首長如朱雲謙、肖鋒、李曼村，已有回憶錄草稿……」朱雲謙，時任第10兵團第29軍第85師師長兼政委。肖鋒，時任第28軍副軍長兼參謀長、代軍長。李曼村，時任第28軍政治部主任。該書的主編之一叢樂天，時任第28軍第82師第244團政治處宣傳幹事。因船隻不夠，叢樂天等機關幹部被編入第二梯隊，沒有隨第一梯隊上島。考慮到該書的編寫任務是肖鋒首倡並賦予叢樂天等人的，因此編者們一定會遵從肖鋒的原話，不至於有大的原則性修改。
表述二：粟裕逝世之後，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作序的回憶文集——《一代名將——回憶粟裕同志》，書中收錄了80篇回憶文章，其中包括肖鋒署名的回憶文章《難忘的教誨》。在該文中肖鋒寫道：「我是前線指揮員。我和李曼村同志抱著沉重的心情，於10月31日，在廈門老虎山洞參加第10兵團黨委擴大會……我第一個發言：『金門戰鬥的失利，是領導判斷錯誤，指揮也有失誤，是驕傲輕敵的結果，是違背了毛主席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指示，違背了經粟裕首長批示的三個條件：（1）以原敵25軍108師12000人計算，只要增敵1個團也不打；（2）沒有一次載6個團的船隻不打；（3）要求蘇北或山東沿海挑選6000名久經考驗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在這裡，肖鋒說「三不打」是「經粟裕首長批示的三個條件」。
表述三：還是在《難忘的教誨》一文中肖鋒寫道：「1950年5月，三野在南京召開各軍軍長、參謀長工作會議。粟裕同志找我談金門失利的情況，我講完經過後說：『這次失利是我驕傲輕敵的結果，也是我有私心雜念的結果。對於戰前的一些準備情況，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發出攻擊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電話，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但我沒有這樣做』。」文中回憶「粟裕說：『我早就說過，金門失利，不能歸罪葉飛，更談不上你肖鋒，主要責任在三野前委，特別是我這個主管作戰的人。說具體一點，我得到包括你在內所反映的一些情況後，曾歸納成三條作了明確電復。同時也令江蘇軍區和山東軍區一定要各抽1500名船工支援10兵團，直接到28軍報到。但是，我由於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這些地方出亂子影響很壞，所以沒擠出時間到你們那裡去檢查一下戰前準備情況。因此我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粟裕同志的態度非常誠懇，使我深受感動……」
從表述一的「我們的想法」，到表述二的「經粟裕首長批示的三個條件」，再到表述三的「（粟裕自己）曾歸納成三條作了明確電復」，這三個表述均出自肖鋒的回憶。
肖鋒在第二個表述中提到了戰後的兵團黨委擴大會，他在《回顧金門登陸戰》一書中又回顧了這次會議的情況，而且在有關金門戰役的文電中，至今沒有找到「歸納成三條」的「明確電復」：「11月1日，兵團在廈門老虎洞召開黨委擴大會，總結金門失利的教訓，研究再戰金門的準備和部署……會議開始，我第一個發言，首先表示哀悼犧牲在金門島上的戰友，沉痛表示對不起第28軍、對不起第29軍。我檢討了自己種種不正確的觀念，請求處分，對兵團領導也提出了批評。由於內心悲憤和悔恨交集，情緒難以抑制，我的發言內容比較紊亂，言詞也比較激烈和尖銳，這裡就不必複述了。」肖鋒在書中對兵團領導的批評沒有「複述」，在與此次會議有關的史料中也找不到肖鋒對上級的批評，就使得這段史實細節不清，後人難以真切了解。
（二）現有文獻中是否有關於粟裕「三不打」指示的記載
攻擊金門的任務是第10兵團在1949年9月30日的同安作戰會議上正式賦予第28軍的。但早在8月26日，第10兵團在向第三野戰軍報告漳廈戰役預定部署時，即首次提出了對金作戰問題。9月15日,粟裕在電文中首次將攻金作戰任務交給第28軍。11月14日，粟裕首次就金門戰鬥失利的原因給中央軍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第7、第9、第10兵團發電，此間粟裕都未提到「三不打」以及相關甚至接近的表述。其後，粟裕在擔任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期間，和第9兵團領導人就解放台灣問題（包括再戰金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做了大量的準備，但文獻資料中也均未涉及「三不打」。洪小夏在2002年第3期的《近代史研究》上發表了《金門戰鬥「三不打」的質疑與考證——兼論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及其考辨》一文，對「三不打」問題作了更加詳細、全面的考證。
綜上，除肖鋒外，包括粟裕本人在戰前戰後都未提及「三不打」的指示。
對「三不打」問題合理性的分析
第一，從粟裕與葉飛的關係看，葉飛既不存在不執行粟裕指示的情感基礎，也不存在不執行指示的現實緊迫性、必要性
對此，了解一些歷史的人也許會用「南陽事件」來反對。在1936年秋紅軍閩浙邊根據地的「南陽事件」中，粟裕、葉飛曾有過誤會。當時，根據閩浙邊臨時省委書記劉英的命令，粟裕逮捕了葉飛，在押解至省委的途中因敵人襲擊，葉飛趁亂逃脫。這一事件直接導致閩浙邊臨時省委的分裂，葉飛領導的閩東特委轉為由黃道領導的閩贛省委領導。而粟裕也因給黃道寫信、葉飛逃脫等事受到牽累。後來，粟裕違心地作了「申訴」，才結束了對他的鬥爭。但這並未影響粟裕、葉飛日後的親密合作。1941年粟裕任新四軍第1師師長時，葉飛是他麾下的第1旅旅長，後任副師長。1945年粟裕任蘇浙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後，葉飛接任第1師師長兼蘇中軍區司令員，後任蘇浙軍區副司令員，仍當粟裕的副手。
1945年秋新四軍蘇浙軍區部隊北渡長江後，葉飛被調往山東野戰軍，任第1縱隊司令員，而粟裕任新組建的華中野戰軍司令員。1947年1月，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併為華東野戰軍，粟裕任副司令員，葉飛重歸粟裕麾下任第1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8年5月起，粟裕任華野代司令員、代政治委員。1949年2月，華東野戰軍改為第三野戰軍，粟裕「以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名義頒發第三野戰軍各兵團、軍師編製序列番號命令」，葉飛從10餘個縱隊司令員中脫穎而出，成為第10兵團司令員兼黨委第一書記。
葉飛在回憶錄中對「南陽事件」作過記述：「新中國成立後，1958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時，李富春同志問我：聽說在閩浙邊臨時省委時發生過南陽事件，有沒有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這段黨內鬥爭的經過告訴他。富春同志聽了之後，很吃驚，並問我有沒有向毛主席報告過，我說沒有。富春同志對我說，有機會時應當報告主席。但是，以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此事。現在我認為有責任對閩浙臨時省委當時那段不正常的黨內鬥爭作出如實的反映。」
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上，粟裕受到錯誤的批判，離開了總參謀長崗位。在當時的形勢下，葉飛堅定自己的立場和操守，沒有趁粟裕在政治上受挫之際，向毛澤東反映這段歷史，而是選擇在粟裕辭世之後，才在回憶錄中堂堂正正地談出來。這說明，粟裕、葉飛在數十年革命鬥爭中結下的革命情感是深厚的、積極的，更何況「南陽事件」中粟裕和葉飛均是黨內錯誤鬥爭的受害者。
由上述可見，如果說葉飛在攻金作戰問題上違抗了粟裕指示，既缺乏葉飛個人的感情基礎支持，也缺乏粟裕、葉飛二人交往歷史的印證。即使從當時作戰情勢上看，也不存在葉飛不執行粟裕關於「三不打」指示的緊迫性。否則在雙方往來文電中會有所提及，葉飛也不至於會放手去抓廈門軍管，而讓第28軍前指全權指揮此次戰役。
第二，從粟裕的工作作風看，「三不打」之說也不可能存在
大膽構想、縝密謀劃、精心計算、周密實施，是粟裕打勝仗的不二法寶。對於自己的明確指示，他和野戰軍司令部的其他領導不會不管不問，一定會在戰前跟蹤指示的落實情況，並在戰後檢討時提出來。可是這一切皆未發生。葉飛作為一名率領部隊從極端艱苦條件下逐步成長起來、深明黨紀、軍紀的高級將領，在對待野戰軍首長的指示上更不可能違令不行。
第三，從「三不打」的現實必要性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個「不打」：敵增援1個（另說2個）團就不打。打大嶝島的時候，肖鋒已發現國民黨守軍增援了1個團。早在10月13日兵團的《攻擊廈門守敵部署命令、作戰命令》中就指出，「18軍之11師分布於金門東及東北，201師分布於金門以北，40師之1個團於金門城附近。」也就是說，所謂的「三不打」指示中第一條「以原敵25軍108師12000人計算，只要增敵1個團也不打」。其實敵情早就變了，當時就知道敵人增援了第11師、第201師、第40師等3個師的番號，又豈止是1個團。況且何來的「25軍108師」？當時金門根本不曾出現過這個番號的部隊。因此，無論怎麼看，這第一個「不打」的說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個「不打」：沒有一次運載6個團的船隻不打。這個說法從來沒有在船隻準備中得到體現。任何人、任何材料都沒有將6個團的船隻作為第一梯隊船隻準備的標準。第一梯隊只有運3個多團的船隻，這是各級都知道的，也是認可的。因此，這一說法也是不成立的。
第三個「不打」：要求蘇北或山東沿海挑選3000（另說6000）名久經考驗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第一梯隊3個半團實際用了320隻船。肖鋒在《回顧金門之戰》中說「內有船工和民夫350人」。也就是說，每團需船工120人左右，如果要3000名船工，那就是相當於可運載25個團的船工數。如果按另一說法需6000名船工，那就是50個團的船工數，大大超過了需運載6個團的船工數，這個船工數據就不可信了。
此外，就船工準備的時間來說，需要多少時間這些船工才能從山東、蘇北到達福建沿海？首先老區要動員和集中船工，然後要組織從山東、蘇北運送到金廈，再把他們分配到船，熟悉船隻、熟悉海域、編組和訓練，加起來需要多少時間？考慮到肖鋒和李曼村在同安向兵團提出「三不打」建議的時間是在10月13日，距24日開戰只有10天時間，因此他們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此外，如果上級認可了他們的要求，開戰時間就不可能定在10月下旬了。
如果粟裕真有這個指示，為什麼在金門戰敗後準備再戰金門的那麼長時間裡，也不見山東、蘇北船工南下支前？甚至李曼村晚年寫回憶文章時，也隻字未提「三不打」。
至此，關於「三不打」的所有記述都落實到同一篇文章——肖鋒的《難忘的教誨》，這就成為了「孤證」。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不能證實粟裕有「三不打」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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