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科書：「民間本」與「國定本」之爭
中國現代意義上教科書的誕生，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是1897年南洋公學外院師範生所編的《蒙學課本》，因其體裁開始模仿西方課本，以生活中最易接近之物安排內容，不同於傳統教本。
有人認為是1898年無錫三等學堂教師所編的《蒙學課本》。1898年8月，舉人俞復、裘廷梁會同友人丁寶書、吳稚暉等創辦三等學堂，他們在教學過程中歷經數年時間編成《蒙學課本》。該讀本被譽為「我國自有教科書以來之最完備者」。
還有人認為是《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它由上海順成書局印行，由該學堂首任校長劉樹屏於1901年間編輯而成，部分涉及到現代政治、經濟常識，引入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知識。
還有種種，不一一列舉。但在筆者看來，現代教科書的最低標準是分科設學和學級制度，故而它們都不算現代意義上的教科書。
「蒙學教科書」：中國現代意義上教科書的誕生
「蒙學教科書」由文明書局1903年後陸續出版。書局創辦於1902年，恰與清政府《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前後相隨。在新式教科書出版之風的鼓盪下，它發行的多種教科書，皆冠以「蒙學」二字，因此這套書被稱為「蒙學教科書」。據筆者統計，1903年後，文明書局陸續發行的「蒙學教科書」包括文法、經訓修身、修身、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筆算、心算、珠算、衛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質、格致、化學、動物、植物、礦物、體操和毛筆習畫帖等23種。此前沒有任何一家出版機構具有如此敏銳的市場觀念和良好的知識儲備。
這些教科書的編纂者，也都是一時俊傑。
張相文，字蔚西，號沌谷居士，是《蒙學中國地理教科書》和《蒙學外國地理教科書》的編纂者。他曾與張謇在上海組織教育總會，1909年在天津發起成立中國第一個地理學術團體——中國地學會，被選為會長，還帶領創辦中國最早的地理學期刊《地學雜誌》，堪稱地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地學的奠基人。
丁福保，字仲祜，號疇隱居士，他編纂了心算、筆算、衛生、生理等4種教科書。丁福保是文明書局的創辦人之一，開辦丁氏醫院和醫學書局；曾赴南京應醫科考試，得最優等開業證書，還考察日本醫學，發起組織「中西醫學研究會」，出版醫學報。
編著西洋歷史和東洋歷史兩種教科書的秦瑞玠，字晉華，畢業於法政大學，曾赴日本留學，歷任河南知縣、江蘇咨議局議員、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江蘇第一高等審判廳監督推事、北京政府農商部參事，一度代理農商部次長，堪稱晚清政法學界的實踐家。
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和毛筆習畫帖的丁寶書，丁福保之兄，字雲軒，幼習經史，擅長書畫。就學於江蘇南菁書院時，常與吳稚暉談論新學，並習英文、數學和理化等課程。創辦東林、競志等新式學堂，和吳稚暉等人創辦無錫三等學堂。他還是文明書局特聘的美術編輯，併兼任書局附設小學的教員。
體操教科書的編者丁錦，字慕韓，號乾齋，光緒末年畢業於袁世凱在保定開辦的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後任陸軍貴胄學堂教員，雲南軍事參議兼步兵統帶。民國後任陸軍部教育科長，參加過討逆軍起義等，一生軍旅，軍銜至陸軍中將。
另外，「蒙學教科書」還有如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在新學制呼之欲出的時代，「蒙學教科書」體現了教育制度化的趨勢。這是它甫一出版即廣受歡迎的原因。
《欽定學堂章程》規定，蒙學堂須開設修身、字課、習字、讀經、史學、輿地、算學、體操8門課程；初等和高等小學堂還要加上作文、讀古文詞、本國史、本國輿地、理科、圖畫等科目。而此前晚清沒有任何一家出版機構像文明書局那樣，推出一套學科基本健全、能應用於新式學堂教授的教科書。
第二，「蒙學教科書」的編纂較多效仿了日本教科書。
文明書局嶄露頭角的時候，正是漢譯日本書籍在中國流行之時。從教本內容表現來看這個特點十分明顯。《蒙學動物教科書》差不多是日本教科書的「修訂簡本」。《蒙學體操教科書》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書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沒有新序說明，直接在正文開篇標有「文明書局譯編」。
第三，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蒙學教科書」第一次較為完整地表現出近代學科意識，推動傳統知識體系的更新，促進了中國人近代常識的建立。
自然科學教育是蒙學的基礎，是培養理性觀念和邏輯思維的第一步。「蒙學教科書」有筆算、心算、珠算、格致、化學等幾種，其中《蒙學筆算教科書》對以往算術書的教學次序加以改良，32課課文含括加減乘除和簡單的四則運算，知識設計合理、簡明得當。相比「三字經」中唯一一句算學知識：「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的囫圇模糊，何者能夠培養兒童牢固的數理基礎，不證自明。
「格致」一科尤具代表性。它承擔著傳統「格致」概念向近代自然科學轉變，使兒童了解科學知識、建立科學觀念的重任。《蒙學格致教科書》共8章，每章約6課。第一章總論，第一課就是「釋格致」——「就天然之現象，以窺其真跡，曰觀察；從器械作用之現象，以得其佐證，曰實驗。合觀察實驗，以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
把「觀察」和「實驗」作為自然科學的兩大支柱方法，這個見解頗有深度，當是一大進步。
總論之後，各章分別講解重學、聲學、光學、熱學、磁學、電學和氣象學等內容，基本物理現象均有涉及。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兒童，可謂破天荒頭一遭。這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具有的知識，也是與「金木水火土」思維不一樣的理解事物的方法。
培養科學意識的同時，「蒙學教科書」為兒童展示了真實豐富的世界圖景。
傳統私塾教育不僅沒有聲光化電常識，動物、植物、地質、礦物、生理衛生等知識，也多半被看成正經學問之外的「野狐禪」。這不僅壓抑了兒童對於草木魚蟲的天然興趣，更排斥了很多有趣的知識。
而銷售良好的《蒙學動物教科書》，初版2年多就訂正發行了8版。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的兒童一定驚嘆於各種千奇百怪聞所未聞的動物，滿懷興味接受各種分類和概念。這部動物教科書還有一大特點是插圖豐富準確，其中一幅草履蟲結構圖，百年之後在我們今天的中學動物教科書中，還能見到它作為原生動物的代表。
後來居上者：商務版「最新教科書」
在文明書局的「蒙學教科書」嶄露頭角之時，創建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正從一個印刷機構向教科書編撰出版機構轉型。1904年後商務推出一套「最新教科書」，因為如下多方面因素，很快成為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寵兒，影響遠遠超「蒙學教科書」。
第一，緊合學制。「最新教科書」包括供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用三類，與「癸卯學制」的學級劃分相稱。按照教育史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這套教科書「僅初、高小就有11門32種156冊，是當時中國小學教科書課目最完備的一套課本。」
「最新教科書」編輯周詳。它在「編輯大意」中對書籍的適用對象、學習進度、語言難易、內容選材、版式設置諸方面均有詳細說明，這種形式開啟了近代中國教科書編輯的新形式。
「最新教科書」還編排了各科配套用書，包括「教授法」和各類挂圖，與教科書同時發行。「教授法」即今天的教師用書，它講求教學方法，重視知識背景之完備。比如，歷史教科書配有「東洋史要地圖」——包含22幅歷史地圖的小冊子。該圖冊已非手繪，而是現代地圖製作方法，標有比例尺和經緯度，符號標誌基本符合現代規範，比同時期的地圖更精準清晰。
第二，謝洪賚的貢獻。謝洪賚，字齎侯，號寄塵，生於浙江慈溪一個基督教神職人員家庭，熟讀四書五經。1895年後在上海中西書院教學，並為商務印書館編譯多種教科書。
謝洪賚的貢獻首在翻譯英語讀本。他譯介了著名的印度讀本（Indian Readers），為商務教科書贏得了名聲。他還說，「印度廣學會另印讀本一種，計五帙。不稱Reader而曰Book，大致與前者相仿。惟所選之料不同耳。海上市肆今罕售者。」從「Reader」到「Book」的變化證明了英美學校教學正在經歷從讀本到教科書的轉變，作為「Text-book」的「教科書」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中國的。這個發現是謝洪賚對近代教科書誕生所做的重要貢獻。
「最新教科書」系列中謝洪賚參與最多，他編纂、編譯及校訂了地理、地質、理科、代數、幾何、三角、化學、物理、生理等科目。
他在所編著的地理學教科書《瀛寰全志》中說，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時代，「群龍盡見，睡獅獨酣」，中國人睜眼環顧，「始悟四洲」，發現歐美世界早已「廳建獨立，鍾撞自由」，所以他要發憤把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亞非利加州、南北亞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國情一一述來，使中國學生儘早知道世界大勢。
《瀛寰全志》內容豐富，重點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勢、天氣、物產、人民、宗教、商務、交通無不敘述有章、要言不煩；該書尤重考察「國政」，對於一地之國家、政體性質均有論述。它還有意識地區別「社會」和「國家」，認為「社會者，人類相互之團體也」，它是「與生俱來」的，「社會發達之度」決定了「世界國民進化」之遲緩；「國家者，大社會之獨立而有主權者也」，有人民、有主權，「若是者謂之國家」。該書初版於1903年，這些洞見不但超出同時代教科書，即便置於晚清思想文化的歷史大背景中也別有鋒芒，值得珍視。
他更大的貢獻則在於普及自然科學常識。筆者認為，謝洪賚所編著的教科書中，最為流暢精彩的是《最新理科教科書》。
「理科」是《奏定學堂章程》規定的初等、高等小學堂必修科目，包括了幾乎所有自然科學門類。這樣一部教科書對於編者的要求極高，因為只能「編纂」，無從「編譯」。如此豐富的科目門類，由它們連綴成的教科書今天閱讀起來竟如行雲流水一般，過渡自然，難易合理，知識貫通。課文開篇以早春的「梅」把學生帶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紹「菜」、「蝴蝶」和「豌豆」，然後小結「花與蟲及風之關係」，巧妙地把自然常識熔為一爐。在介紹一些粗淺的動植物知識後，以「動植物之異同」一課聯絡這兩大門類，說明世界萬物生態循環的緊密關係。再例如，介紹光學原理時，以眼球構造相比喻，兼說明照相機、顯微鏡和望遠鏡的功用。如此種種，引人入勝。
謝洪賚編譯的中學用書則更能體現他對引介西方「科學」的重視。比如地質學，謝洪賚認為地質學不是西洋獨有，禹貢開創的中國地質學淵源久遠，但歷史的流變使它「雜以荒唐之說」，使今天中國人不明「天地間成毀之樞機」，「瞠乎無所聞見」。所以他編譯美國人賴康忒（Joseph Le Conte）的地質學著作為中學課本，希望「予人以科學知識而喚醒其考察之習慣」。
第三，海外影響。「最新教科書」的影響不限於國內，它在當時就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
在華新教傳教士於1877年成立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為開拓更廣泛的事業，在1890年改組為「中華教育會」。它的機關報——《中國報道》1904年用一個專欄報道了「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認為這些教科書「將非常有助於新教育改革，而這新教育變革對中國的學校又將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則報道中，它認為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出版，是「過去幾年裡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標誌著中國的兒童從傳統經典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進入到充滿趣味與知識的新的文學作品中」。
商務印書館和它的「最新教科書」以其超群的影響力開啟了中國學生的「教科書時代」。甚至可以說它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重要起點。
姍姍來遲的「國定本」教科書
當江南地區民間出版業博興，文明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拳頭產品已經迅速佔領市場的時候，清政府才反應過來，並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著手編纂新式教科書。《東亞普通讀本》初版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是中國近代教科書誕生初期一部稀見的中日合編教本，也是筆者所見最早的「國定本」教科書。該書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有藏。這部讀本只在台灣學者司琦教授主編的《小學教科書發展史》中有介紹。
該書為線裝，封面整肅莊嚴，寫有：泰東同文局撰；大日本國勅任貴族院議員/大清國欽賜二等雙龍寶星伊澤修二監修；大日本國泰東同文局前協修/大清國京師大學堂教官江紹銓校補；大清國直隸學務處督辦/五品卿銜翰林院編修嚴修閱。版權頁上註明著者是伊澤修二，泰東同文局發行，印刷於東京。封底寫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刊行」，以及「書經存案不許翻印」字樣。
書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飾以龍雲花邊的「聖諭」，說明該卷主旨，例如第一卷聖諭「孝順父母」，第四卷為「教訓子孫」。各章前均配有插圖。十六章題目分別為：孝行、友愛、婦道、勤學、立志、交通、勤勉、節儉、廉潔、誠實、仁慈、忍耐、謙讓、忠節、智識和剛勇。每章內容都包括敘論、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詮釋說明該章主題、選輯經典中有關語錄名言，以及選錄古今聖賢行為。
以第一章「孝行」為例。敘論先講父母養育之恩，然後闡發「孝為百行之首」的道理，並將孝分為屬於父母者和屬於其身者兩類，以孔子、曾子之言為代表，說明孝包括事父母和立自身兩方面內涵。關於孝道的嘉言，是從《孝經》、《禮記》、《論語》、《詩經》、《中庸》和《大學》等典籍中選取。至於古今聖賢懿行，則節取《史記》等典籍中有關虞舜、曹娥等42例事迹。
這套讀本以日本學者伊澤修二的編著為基礎。伊澤修二早年曾赴美留學，甲午戰後出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長，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日治初期對台灣近代教育有重要影響的學者。20世紀初，時任日本文部省編譯官的伊澤修二和來訪日本、積極引進日本近代教育體系的中國學者羅振玉有過不少接觸。伊澤和羅振玉「詳論譯書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譯印教科書，而定版權之法制」，伊澤多次表達兩國合作、幫助清政府進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他還告誡來訪的羅振玉，中國編教科書「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將來中學以上，必講孝經論語孟子，然後及群經。」
當時很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對於來訪中國官員的建議，都是以尊崇儒家教育為宗旨。清政府學習日本後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以《孝經》、《四書》、《禮記》節本為初等小學必讀之經」；「以《詩經》、《書經》、《易經》及《儀禮》之一篇，為高等小學必讀之經」。從《東亞普通讀本》的內容來看，可以說體現了伊澤修二和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共同意願。就在該讀本出版的同年，伊澤修二所著《教育學》被翻譯為中文，同樣由東京的泰東同文局印行。
中方閱稿者為時任直隸學務處督辦的著名學者、教育家嚴修。他1902年、1904年兩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被袁世凱由貴州學政提任直隸學務處督辦。嚴修在督辦任上校閱了此書，還籌設開辦了今天南開大學前身——私立敬業中學堂。該讀本出版當年，他又在袁世凱舉薦下就任學部侍郎，施行新教育改革。
校補者江紹銓不是別人，正是幾年後因創辦「中國社會黨」而留名於史的江亢虎。當時他年方22歲，已學習日語並兩赴日本考察政治，與片山潛、幸德秋水等日本社會主義者有所接觸。校補此書時，他正擔任京師大學堂日文教員。此時他已開始從一個維新勇進之士轉向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乃至「社會主義大師」。
著作最後告示本著同時在日清兩國發售，書後所附眾多的發售地說明該書在中日兩國有較廣的銷售範圍。
值得一提的還有當年「民間本」和「國定本」之爭。
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學制」頒布，近代學制建立。清政府著手規劃各項文教政策，包括制定新式教科書的編審制度。時有「國定製」和「審定製」兩類意見：「國定製」以前後兩任管學大臣孫家鼐和張百熙等官員為代表，認為學堂教科書均「急待國家編定，方有教法」；「審定製」以張之洞等人為代表，指出「官編課本未能盡善」，應該允許民間纂譯課本，但需呈請學部鑒定。通觀晚清時期，中央政府雖然力圖實現「國定」教科書目標，但受各種條件所限，實際實行的是並不嚴格的「審定製」。
據統計，從1905年學部成立到宣統元年、二年（1909/1910年）間，學部編譯圖書局共編纂或改編出版了修身、國文、算學等教科書93冊，編譯圖書局總攬其編纂、印刷和發行。這是清政府第一次組織較有規模的教科書編纂發行。由於總量不多，存留於世者較為稀少。今天教育史研究者可見的「國定本教科書」，一般即指學部所編教本。這部《東亞普通讀本》初版於1905年四五月間，此時教科書的編審職能正由京師大學堂向新建立的學部過渡。成立於1905年底的學部不曾參與讀本的編纂校補諸事，諸務皆為京師大學堂主持。這部讀本無序文、無編輯大意、無凡例、無章節、無目次，處處體現尊崇「聖諭」，其「國定」色彩比幾年後學部所編教科書尤為強烈。
作為「國定本」教科書，不論《東亞普通讀本》還是其後學部所編教科書，相比同時期民間教育界和出版界推出的教科書，都是大大落後。它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識，各章主題之間缺乏邏輯、不講銜接，內容和體例都表現出落伍與傲慢。它也多重複傳統教化、強調遵從清廷的等級尊卑意識。包括其後學部編纂印行的教科書，皆因內容不完善、印刷質量差、獨斷市場滋生腐敗等弊端而飽受陸費逵、嚴復等學者和《申報》等輿論界批評。這部京師大學堂主持的「國定本」教科書，就其傳布的知識和教育理念來看，恐怕連被批評的資格都夠不上，它很快在教科書市場上消失湮滅了。
從晚清戊戌維新運動時期開始迅速壯大的民營出版業，到1906年已是十分壯觀，加入上海書業商會的民營出版機構有商務印書館、彪蒙書室、開明書店、時中書局、點石齋書局、會文學社、文明書局、小說林、廣智書局等22家。民營出版機構在教科書出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1906年，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共102冊，其中民營出版機構發行的就有85冊，為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和時中書局三家所包攬：商務印書館（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等54冊），文明書局（初級蒙學修身學等30冊），時中書局（普通各科教授法1冊）。
儘管清政府選派優秀學者、規劃有利的銷售渠道，但由於其教育理念和知識結構落後，「國定教科書」最終寫下一個失敗的結局。承載新知識和新觀念的民間編纂的教科書，它們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迎合了新教育轉型的方向。民間自由編纂教科書、出版社相互競爭的傳統基本上持續了整個近代時期，顯示出蓬勃和活力。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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