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箏的命名與起源，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關於箏的命名，有兩種說法，一說乃是有瑟分劈而來，另一說乃是因發音錚錚而得名。《集韻》就持「分瑟為箏」之說：「秦俗薄惡，父子有爭瑟者，人各其半，當時名為箏」。當然除了父子爭瑟的說法而外，還有兄弟爭瑟，以及姊妹爭瑟的說法。這些大同小異的傳說也正好說明這些說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識而言，瑟分為二就成了破瑟，豈能算箏？若將瑟破為二而修補成箏，恐怕遠比製作箏、瑟要難吧？

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其發音的性質而得名，劉熙《釋名》中「箏，施弦高，箏箏然」，就持此說。說箏因「施弦高」而發音「箏箏然」，這音色顯然乃是對瑟的音色舒緩而言的，這就把箏與瑟聯繫起來了。確實，我們的民族樂器可以因樂器的來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製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烏），這兒的箏因音色發音「箏（錚）箏然」，而得名也未嘗不可。從後文來看，起初的箏與瑟並不密切，這就失去了箏瑟音色對比的意義，從而使此說顯得難以使人全信。以上所說箏的命名，也涉及到箏的起源。既然「分瑟為箏」之說不可信，那麼出事的箏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麼箏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漢．應邵《風俗通》載文：箏，「謹按《禮樂記》，五弦，築身也。今並、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從應邵的《風俗通》所載可知，漢以前的箏其制度應為「五弦，築身」，但是當時「並（山）涼（甘肅）二州箏形如瑟」，應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還記下了「蒙恬所造」的傳聞，這又是說明，漢代在西北地區已經流傳瑟形的箏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樂四》中說：「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關思哉。並有附註說：「今清樂箏並十有二弦，他樂肯十有三弦。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余，以代指。」

以上兩條資料頗值得我們注意，應邵乃東漢末年（二世紀末，三世紀初）人，他所記的「五弦、築身」，乃是按照《禮樂記》的記載，並非親眼目睹，而他所見的「並、涼二州，箏形如瑟」，卻未提及其他地區箏形是否有異。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紀人，他在《通典》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箏完全如瑟的形制，這形制也符合正統禮器的標準。當然，杜佑同時也提出了對「蒙恬造箏」這一傳說的疑問。

箏究竟是否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認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箏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據年代來看，蒙恬造箏並不具備這種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驁，死與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時蒙恬不過是20多歲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箏的才華，製成後卻要它在短短數年內就流行秦國，並成為當時秦的宮廷樂器，看來不具有這種可能。更有人說，箏乃蒙恬築長城時所造。這一說法就更不具備可能性。因為蒙恬修長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滅齊國以後之事，這比李斯呈《諫逐客書》至少要晚十六年！

應邵《風俗通》說，箏乃「五弦、築身」。但「築」是什麼樣式，歷代文獻都語焉不詳。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具漢築明器。這具築之所以說他是明器，是因為該器雖然髹以黑漆，卻是用獨木雕成。實心，不利於共鳴，若用來演奏，無法獲得足夠的音量。此外，該器通長約34厘米，用來演奏顯然太短小，而《同典》載，唐代的築長四尺三寸，漢築演變至唐代雖然有異，但相差也不至於如此懸殊。這些理由都足以證明它是明器，該器猶如有柄的小瑟，築面首位各釘以橫排竹釘，一排五個，這就與《風俗通》的記載相符。這具明器築的樣式與瑟相同，似乎又說明瑟、築、箏的樣式是極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築、箏的樣式雷同，那麼我們只能認定箏與瑟的差別除了音色有別而外，外在的差別主要在於弦數，即：瑟有二十五與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箏僅為十二弦與十三弦，當時的築也發展成為十二陷與十三弦，那麼築與箏之間的區別又在何處呢？《通雅》在箏下註明「踏步箏用骨爪，是、長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築時引《釋名》的說法：「築，以竹鼓之也」。如此看來，其實、差別主要在於箏是彈撥樂器而已。

總之，箏很可能來源於一種大竹筒製作的五弦或少於五弦的簡單樂器。年代當在春秋戰國時期或春秋戰國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秦代。箏、築、瑟的關係，既不是分瑟為箏，也不是由築演變為箏，而很可能是箏築同源，箏瑟並存。五弦竹製箏演變為十二弦木製箏，築身筒狀共鳴結構演變為瑟身長匣形共鳴結構，可能是參照了瑟的結構而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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