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
一九八三年四月舉行的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以來，沉寂已久的《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百家爭鳴，新見迭出，蔚為大觀。其中，關於主題的爭論便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熱門話題。迄今為止，人們對《三國演義》主題的提法已達十二種以上（包括「文革」以前提出的觀點）。
於是，從一九八四年起，一些同志對主題研究提出了懷疑和否定：有的認為探討主題就是「主題先行」，有的認為對主題的討論毫無意義，有的甚至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來，凡欲深入研究《三國演義》乃至其他古典小說名著的人，都不能不認真思考——
究竟怎樣看待主題研究
在文人學士中，偶爾心血來潮的遊戲筆墨之作確實是存在的，完全否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但是，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當他嘔心瀝血地進行創作的時候，都不可能毫無目的、毫無選擇地拼湊素材，驅遣文字，都必定要對他所表現的社會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斷，必定要表達某種思想和主張。像《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這樣凝聚了作家多年乃至畢生精力的偉大作品更是如此，而這些判斷、思想和主張又總有一個統攝全局的中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主題思想。南朝劉勰云：「意授于思，言授於意」（《文心雕龍·神思》）；唐代杜牧云：「凡為文以意為主」（《答庄充書》）；明末清初王夫之云：「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姜齋詩話》）；清代李漁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閑情偶寄》）。他們雖然沒有用「主題」這個詞，但實際上都強調了主題的提綱挈領作用。在無產階級領袖人物中，領導文藝工作時間最長、與文藝工作者聯繫最密切、對文藝創作接觸最多的周恩來同志曾經明確指出：「作品總有個主題思想，解決個什麼問題。」（《在音樂舞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外許多著名作家都介紹過自己在創作中提煉主題，表現主題的經驗。因此，那種認為主題根本不存在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有的同志質詢道：「思想有哲學、宗教、政治觀點、論理道德觀念等各種具體形式，所謂『主題思想』究竟指的是哪一種具體的思想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提得含混不清。誠然，思想有多種具體形式，一部作品也可以反映多方面的思想；但就一部特定的作品而言，居於中心的思想卻只有一種。至於哪一種思想居於中心地位，則既要受題材的制約，也要受作者世界觀的指導。正因為這樣，主題思想是因具體作品而異的，不會千篇一律。同樣是莎士比亞的劇作，《仲夏夜之夢》和《威尼斯商人》的主題會是一樣嗎？《哈姆雷特》和《奧賽羅》的主題又怎麼會雷同？同樣是寫梁山一百單八將的故事，施耐庵、羅貫中的《水滸傳》和俞萬春的《蕩寇志》也絕不會有相同的主題。顯然，離開了具體的作品來預先規定主題「究竟指的是哪一種具體的思想」，那是誰也無能為力的。
當一部作品定型以後，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對它進行條分縷析的解剖；而對於不同的研究者來說，無論先從哪一方面入著手，都是可以的，並不需要遵循固定的順序。在《三國演義》研究中，有的同志首先注意到人物形象，當然可以；有的同志首先對它的戰爭描寫產生興趣，也未嘗不可；同樣，首先研究它的作者、成書年代、版本源流或者藝術手法、結構特點等等，也都是可以的。既然如此，一些同志首先探討它的主題，又有什麼不可以呢？這種探討同創作中的「主題先行」完全是兩碼事。
我們之所以重視主題研究，是因為對一部傑出的作品來說，其激動人心，歷久不衰的魅力，雖然取決於許多因素，但主要地卻是來自它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就《三國演義》而言，論情節的曲折離奇，它不及後來的公案小說；論對廝殺場面和人物武藝的描寫，它也比不上新舊武俠小說。但是，它卻經受了漫長的六百年歷史的考驗，一直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在文學史上佔有比公案小說、武俠小說重要得多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通過豐富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內容。在這裡，主題思想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必須強調指出，我們重視主題研究，只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作者的創作意圖，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內容；決不是說主題就是作品的一切，主題研究就可以代替對其他問題的研究，更不是說只要有了好的主題，作品就一定會成功。創作是一種極為複雜的精神勞動，影響作品成敗的因素很多，人物、情節、語言、結構等都很重要。在真正的藝術家筆下，這些要素總是水乳交融的。唐弢同志說得好：「主題需要從題材產生，但又反過來使題材趨於完整；好比靈魂需要依附於肉體，但又反過來指導肉體，使肉體成為一個有機的生命一樣。一篇作品內容豐富，而主題思想不明確，這就好像是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如果主題思想有，讀起來卻乾巴巴，毫無生趣，那又可能變做沒有血肉的遊魂落魄。兩者都要不得。」（《理亂麻》，載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創作漫談》）因此，文學研究也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對作品必須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考察，進行綜合分析，才能全面地把握它，揭示它成功的奧秘。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綜觀幾年來的《三國演義》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幾點：
第一，根據我的粗略統計，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底，全國各級報刊發表的《三國演義》研究文章共約三百篇左右，其中專論主題者不過二十篇左右，僅佔總數的十五分之一，可見學術界同行們並沒有一窩蜂地圍繞主體問題兜圈子。
第二，對《三國演義》主題進行過探討的同志並沒有在這一點上止步不前，他們同時又認真地研究了作品的人物形象、藝術特色以及毛評的得失等問題，從而不斷地開拓著研究的領域。
第三，目前提出的各種觀點，並不是以往各種意見的簡單重複，而是在新的基礎上所作的更深入的開掘。同時，這些觀點並不是彼此對立，互不相容的，而是各有側重，互相補充的。它們為更加全面、更加準確地概括《三國演義》的主題提供了基礎。
第四，更重要的是，對主題的探討和爭論不僅沒有妨礙對整個《三國演義》的研究，而且激發了更多的人們的研究熱情，開拓了人們的思維空間，促使人們注意改進研究的方法，提高思維的縝密型，這對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是很有好處的。
當然，應該看到，與《紅樓夢》研究、《水滸傳》研究相比，《三國演義》研究起步較晚，基礎較薄，力量也較弱，要想在短時間內對諸如主題這樣的重大問題取得一致，實在不大容易。同時，還應該承認，在過去有關主題的探討中，確實也有不足之處：有的同志對「主題思想」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從而導致歸納主題的方法不同；有的同志則有偏執一端的傾向。這就是下面要談到的——
對現有各說的評價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必須確定兩個前提：
其一，統一概念。什麼是主題？就是「文藝作品通過描繪現實生活和塑造藝術形象所表現出來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內容的主題和核心。是文藝家經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驗、分析、研究，經過對題材的提煉而得出的思想結晶，也是文藝家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評價和理想的表現。」（《辭海·文學分冊》第11—12頁）簡言之，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內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明確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概念不同，大家在討論中只能是瞎子摸象，各執一詞，或者是南轅北轍，標準不一。過去，不少同志是從自己閱讀作品的某種感受，或者說，是從作品的某種客觀效果來分析作品的主題的，這種方法未必可靠。道理很清楚：形象大于思想，乃是作品的普遍現象。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否則，問題只會被搞得五花八門，永遠也無法得到統一。
其二，既然《三國演義》的主題乃是作者羅貫中通過作品所表達的觀念和主張，那麼，歸納主題的依據就應該是學術界公認為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本」），而不是經過毛宗崗評改的《三國演義》（簡稱「毛本」）。如果依據的本子不同，也難免方枘圓鑿，格格不入。
有了上述兩個前提，我們在主題研究中所持的標準就比較統一，意見也就比較容易趨於一致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幾年來有關《三國演義》主題的各種觀點吧（參見拙作《研究中若干問題討論綜述》，載《文史知識》1984年第7期）。
「歌頌理想英雄」說。這種觀點認為，「《三國演義》歌頌了『明君』的典型劉備、『賢相』的典型諸葛亮，而且對其他仁厚、智勇、忠義之士，也竭力進行了歌頌。這些歌頌，構成了《三國演義》的基本內容。」它抓住了《三國演義》塑造人物的基本原則，因而抓住了其思想內容的主要方面，值得我們充分重視。遺憾的是，學術界對這一觀點至今注意不夠。同時也要指出，持此觀點的同志對它的闡發還欠深入，對《三國演義》藝術地加以再現的從漢末致亂到三國歸晉這一情節主線也未涉及，這不能不說是這種觀點的明顯的不足之處。
「讚美智慧」說。此說論者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應該闡述為：通過三國時期各軍事政治集團之間鬥爭的描寫，揭示了正義的力量只有運用智慧才能戰勝邪惡的道理。」這種觀點抓住了《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這一方面還不能說是全書的主題思想，用這一觀點還無法統帥黃巾起義、鞭打督郵、董卓之亂、袁紹磐河戰公孫、孫堅跨江擊劉表、李傕郭汜犯長安、孫策大戰太史慈、關羽千里走單騎、陸遜火燒連營等一系列重要情節，也無法說明曹操滅袁紹、敗馬超等重要戰役的勝利（它們顯然不能稱為「正義戰勝邪惡」），更無法解釋蜀漢滅亡，三國歸晉的結局。所以，此說有其片面之處。
「天下歸一」說。此說認為，《三國演義》「通過漢末致亂、農民起義、諸侯割據、三國鼎立、西晉統一等一系列曲折複雜的歷史事件的描述，表現了漢末至西晉統一這一段歷史的真實面貌，表現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中生亂，亂歸於治』的歷史辯證法，表現了『天下歸一』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抓住了《三國演義》的情節主線，揭示了羅貫中通過一系列曲折複雜的歷史事件所表現出來的嚮往「天下歸一」的思想，因而觸及到《演義》主題思想的核心，比較引人注目。它的不足之處是，對於作者在人物塑造這個重要方面所表現的觀點和傾向未能充分注意。因此，用它無法解釋：為什麼積極進行統一戰爭的曹操卻往往遭到作者的鞭撻？如果讓這種觀點與「歌頌理想英雄」說互相結合，互相補充，那就比較全面了。
有的同志提出的「分合」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基本內涵與「天下歸一」說一致，卻不及「天下歸一」說準確。這是因為：第一，此說立論的基礎是毛本《三國演義》開頭的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卻根本沒有這句話。第二，《演義》雖然表現了東漢末年由「合」到「分」的過程，但這種「分」並不反映作者的願望，恰恰相反，作者對這一段「分」的歷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傾注筆墨重點描寫的，倒是由「分」到「合」的過程，也就是「天下歸一」的過程。所以，這種觀點與其表述為「分合」說，毋寧表述為「天下歸一」說。
「謳歌封建賢才」說。此說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不在於宣揚封建正統思想，也不在於鼓吹『王道』、『仁政』，而是要為真正的封建賢才吶喊，歌唱。整部《三國演義》就是一曲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它從《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這一認識出發，論述頗見新意，能給人以一定的啟發。但從本質上看，它與「歌頌理想英雄」說是相通的，卻比後者的思想容量更小一些。所以，此說也不足以概括全書的主題。
「悲劇」說。此說論述相當精采，在首屆《三國演義》學術討論會上曾經引起熱烈的爭鳴。應當承認，羅貫中確實是把曹操和劉備作為一組對立的形象，作為「奸臣」與「仁君」的典型代表來刻畫的，表現了「擁劉貶曹」的思想傾向。但是，把魏勝蜀敗視為全書的結局是不準確的，因為蜀亡後僅僅兩年，魏就亡於晉，應該說全書結於三家歸晉。同時，由蜀亡於魏的史實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義，而是邪惡；不是道德，而是權詐。······《三國演義》所描寫的不僅是蜀漢集團的悲劇，而且也是我們民族的悲劇」，這卻主要是此說論者的主觀感受（儘管這種感受有其深刻之處），而不是羅貫中本人所要表現的主題思想。羅貫中雖然為蜀漢的滅亡而惋惜，但對率兵滅蜀的魏國大將鄧艾卻熱情地賦詩讚美：
當年鄧艾襲西川，
曾把陰平石徑穿。
越嶺雄兵齊貫索，
臨岩大將自披氈。
五丁破路應難及，
三國論功合讓先。
漢祚將終須換主，
真饒山向上摩天！
而且在寫到鄧艾死後，又云：「史官因鄧艾蓋世之功，乃有廟贊詩一首曰：『······功成自被害，魂繞漢江雲。』」（《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二十四，《鑿山嶺鄧艾襲川》則及《姜維一計害三賢》則悼惜之情，溢於言表。這哪裡像在描寫「邪惡」戰勝「正義」的悲劇呢？因此，用「悲劇」說來概括《演義》的主題也是不恰當的。
「仁政」說。此說認為，《三國演義》的「尊劉抑曹」傾向，反映了掙扎在封建制度殘酷壓迫之下的人民對仁政的歌頌和嚮往，對暴政的批判和鞭撻。它抓住了《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一個側面，但卻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演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和鬥爭，表現了對暴政的鞭撻和對「仁政」的嚮往；但全書描寫的重點卻是統治階級內部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他們鬥智斗勇，竭力圖王興霸，以便由自己來統一天下的複雜過程。所以，「仁政」說也無法概括全書的主題。
「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此說認為，《三國演義》「通過三國時代尖銳複雜的矛盾鬥爭的描寫，以及各種典型形象的塑造，表現了作者對聖君賢相風雲際遇，魚水相諧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它發展了「歌頌理想英雄」說，著重強調了「作者對聖君賢相風雲際遇，魚水相諧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論述比較深入。不過，與「歌頌理想英雄」說一樣，這種提法也忽視了「天下歸一」這個情節主線，其容量仍嫌太小，不足以概括《演義》的主題。
「宣揚用兵之道」說。此說認為：「《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就是：作品通過三國興亡過程中形形色色的戰爭描繪，著重揭示了戰爭勝敗的關鍵在於指揮者能否靈活運用『兵不厭詐』的軍事思想。」它抓住了《三國演義》擅長描寫戰爭的突出特點，立論頗為新穎，論述也比較細緻。但是，必須看到，《演義》中大量的戰爭描寫，並不單純著眼於宣揚「兵不厭詐」的軍事思想，主要還是著眼於由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到三國鼎立，再到西晉統一這個歷史巨變的發展趨勢，著眼於塑造為國家重新統一而竭忠盡智的一大批英雄豪傑。所以，此說雖然給人以新的啟示，但稱之為《演義》的主題則不足以服人。
通過上面的分析比較，我自己對《演義》主題的概括已經伸手可及了，這就是——
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及其偉大的聚合力，維護國家統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幾千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屢次被強行「分」開，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醫治了戰爭的創傷，促成重新統一的實現。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擾攘不安的元末年代，廣大人民對國家安定統一的嚮往更是特彆強烈。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現出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實現統一的大業需要一大批才智忠勇之士，三國時代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而小說的主要使命又是塑造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這諸多因素交匯作用，使羅貫中不可能冷冰冰，乾巴巴地複述那個由亂到治、由分到合的歷史過程，而是懷著極大的熱忱，以一支絢麗多採的巨筆，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這裡，他打起了「忠義」的旗幟，把它作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標準。當然，作為封建時代的文人，羅貫中的「忠義」觀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籬：他的所謂「忠」，就是要一心不貳地為封建王朝奔走效勞，肝腦塗地，有時甚至只是為某一集團的領袖賣命捐軀；他的所謂「義」，則以「忠」為前提，是「忠」這種政治品格在人際關係上的外化，而又往往以個人恩怨為轉移。這種「忠義」觀有著嚴重的缺陷。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作家的思想也確實融合了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感情，如對漢族王朝的深沉依戀，對忠於事業、鞠躬盡瘁的精神的熱烈頌揚，對平等互助的人際關係的真切嚮往，對殘民以逞的邪惡勢力的憤怒斥責······這種犬牙交錯的狀況，使得《三國演義》呈現出複雜的思想面貌，也使得它幾百年來一直處於一種微妙而特殊的地位：統治階級企圖利用它，人民群眾也從中提取自己的鬥爭武器。自然，今天的人們還可以給「忠義」賦予新的意義。
就這樣，嚮往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經線；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緯線。二者縱橫交錯，形成《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兩大坐標軸。羅貫中以這兩大坐標軸為中心，把歷史的與道德的評價融合在一起：凡是有利於國家統一和進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許；凡是符合他的「忠義」觀的，他就讚美，就歌頌。反之，則予以貶斥和否定。於是，在這個巨大的坐標系統中，全書的主要情節被有機地編織起來，各個人物的功過高下也都歷歷可見。十分明顯，用這兩大坐標軸來概括《三國演義》的主題，既兼有「天下歸一」說和「歌頌理想英雄」說的長處，又避免了它們各自的弱點；這樣的主題，既反映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又表現了中華民族品評人物時「尚德」的歷史傳統，在思想內容上達到了難能可貴的高度和深度。
用我們這裡提出的「嚮往統一，歌頌忠義」說來觀照全書，作者對自己筆下的各類政治集團的態度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一類集團是作者滿腔熱情加以歌頌的，劉備集團可以算是典型。這個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以匡扶漢室相標榜，在曹丕代漢以後又以繼承漢室的正統自居。他們從來沒有忘記恢復漢家的一統天下（這裡的「漢」具有雙重意義：一則指歷史上的漢朝，二則指宋元時期廣大人民心目中的漢族政權），儘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的目標沒能實現，但他們對益州的治理，對南方的平定，畢竟也為統一作出了貢獻。而那種對興復漢室的不屈不撓、不懈不怠的追求，不能不被具有民族思想的人民群眾以及進步作家羅貫中所追慕。另一方面，這個集團的領袖劉備的「仁」、軍師諸葛亮的「忠」、大將關羽等人的「義」，也都符合羅貫中的道德觀，深為他所崇敬。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羅貫中把劉備集團理想化，從而表現出尊劉的傾向。
除了劉備集團之外，孫堅、孫策父子胸懷大志，頗有蕩平天下之氣概；孫權的進取精神雖然不及乃父乃兄，但他聯劉抗曹，待機而進，治理江南，也是爭取重新統一這場角逐中的佼佼者。因此，羅貫中對孫氏父子每每加以讚許，而不是像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所說的那樣，把孫氏的吳國與曹氏的魏國都列為「僭國」，同樣加以貶斥。對忠於孫氏父子的謀臣武將如周瑜、魯肅、陸遜、程普、黃蓋、甘寧、周泰、徐盛、丁奉等人，羅貫中也都持肯定的態度；只有呂蒙、潘璋二人，因為擒殺了「義」的化身關羽，才被施以貶斥性的描寫。
第二類集團是作者不遺餘力加以鞭撻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董卓集團和袁術集團。董卓「常有不仁之心」，殺太后，鴆少帝，敗壞朝綱，殘害百姓，以至「兩朝帝主遭魔障，四海生靈盡倒懸」，造成天下大亂，實為不忠不義的元兇巨惡，羅貫中對他自然是痛加貶斥。董卓餘孽李傕、郭汜之流，也是一夥狐群狗黨，混世魔王，為天下所不容，也為羅貫中所嘲罵。袁術狂妄自大，輕薄無能，急於過皇帝癮，卻既無統一天下的本領，又不顧百姓死活，忠義兩虧，同樣為羅貫中所不齒。
第三類集團是作者褒貶互見的。例如，劉表雖然擁有荊州九郡，本是用武之地，卻劃境自保，不圖進取；劉璋雖為天府益州之主，卻暗弱無能，坐以待斃：他們都是作者嘲笑的對象。但就個人品質而言，劉表不因蔡氏之讒言而加害劉備，尚有長厚之風；劉璋在劉備兵臨城下之際，不願犧牲百姓的生命去冒險死戰，不失仁義之心，作者對此則是首肯的。至於忠於他們的文士武將，如伊籍、黃權、李恢、王累、秦宓等，都被羅貫中作為忠義之士而加以肯定。
比之劉表、劉璋來，羅貫中對袁紹集團的態度是更有代表性的。他肯定了袁紹在誅滅宦官、討伐董卓等鬥爭中的積極作用，但又一再譏笑他外寬內忌、賞罰不明、好謀無斷、色厲內荏，不是統一天下的雄主。在寫到袁紹吐血而死時，羅貫中引詩云：
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雞膽事難成。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
圖王霸業渾如夢，枉害傷心吐血勞！
但是，對忠於袁紹的田豐、沮授、審配等人，羅貫中不僅沒有貶斥，而且視為忠義之士，對他們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在這裡，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判都起了作用。
不過，最能體現羅貫中的創作主旨和褒貶標準的，還是他對曹操集團的態度。
眾所周知，《三國演義》具有反曹的傾向，這是因為曹操作為奸雄的典型，「名為漢相，實為漢賊」，其所作所為每每違背「忠義」的道德觀。對此，羅貫中的憎惡之情，充滿字裡行間。但是，曹操畢竟是統一了北方，並為全國統一奠定了基礎的傑出人物，對這一巨大的歷史功績，羅貫中並沒有隨意貶低。《演義》寫曹操擒呂布、掃袁術、滅袁紹、擊烏桓、敗馬超等重大戰役，都突出了他非凡的膽略和智謀。當寫到曹操去世之時，羅貫中引用後人的四詩三文，既肯定了曹操的歷史功績，又鞭笞了他的惡德劣行。前一方面如「史官有詩曰」：
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
動靜皆存智，高低善用賢。
長驅百萬眾，親注《十三篇》。
豪傑同時起，誰人敢贈鞭？
後一方面則有「前賢」的「貶曹操詩」：
殺人虛墮淚，對客強追歡。
遇酒時時飲，兵書夜夜觀。
秉圭升玉輦，帶劍上金鑾。
曆數奸雄者，誰如曹阿瞞？
至於忠心耿耿為曹操運籌帷幄的謀士郭嘉、賈詡、程昱、劉曄等人，以及追隨他東征西討的武將張遼、徐晃、典韋、許褚等人，羅貫中不僅沒有把他們看作助紂為虐的幫凶爪牙，而且視之為忠義之士、一時之傑，發自內心地予以讚美。有的人可能會感到這種現象難以理解，其實，從「嚮往統一，歌頌忠義」的觀點來看，這倒一點也不奇怪。
羅貫中不愧為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既沒有把歷史道德化而抹煞某些人物的歷史功績，又沒有忘記文學藝術宣傳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的使命，把人物一一放上道德的天平。儘管他的認識擺不脫歷史的局限，這樣的創作態度卻使他筆下的主要人物既有厚重的歷史感，又有深刻的美學意義，這正是《三國演義》為後代的多種歷史演義小說難以企及的根本原因。
讓我們再看一看羅貫中對魏、蜀、吳滅亡的描寫吧！當蜀漢後主劉禪向鄧艾投降時，《演義》寫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這裡沒有亡國的深哀巨慟，有的卻是對統一事業的衷心擁護。當司馬炎接受魏主曹奐禪讓時，《演義》又寫道：「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在人民心目中，國君姓什麼是無關緊要的，國家的統一與安寧卻是至為重要的。當吳國最後滅亡時，情景同樣是「吳人安堵」。儘管西晉統一隻是短暫的，但這種統一比起國家四分五裂的狀況來，卻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此羅貫中欣喜地寫道：「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至此，無數英雄豪傑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終於迎來了重新統一的結局，小說的主題也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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