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八節，還是這篇70年前的文章說到了我心裡

本文3171字，讀完大約需要7分鐘

76年前的今天，丁玲女士在延安寫了一篇《三八節有感》，她在開頭提出一個可能至今也沒找到答案的問題「『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她一定想像不到的是，半個多世紀後的現在，人們真的不說「婦女」了，只是原因跟她的疑惑南轅北轍——年輕的女性羞於給自己戴上的「婦女」的帽子，這個詞顯得過時又老氣。精明的商家給三八節賦予「女神節」、「女王節」等看似霸氣又時髦稱號，貌似討好女性，說到底也只是為了掏空你的錢包。

儘管恆大冰泉後來澄清，中間這張海報並非他們官方所發，但這些低劣到不忍直視、生硬且油膩的宣傳文案竟然會在21世紀的中國出現，對比起曾經丁玲的疑惑，才顯得更為諷刺。

丁玲的疑惑，寫在這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

「女同志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

時間過去幾十年，這篇文章依然字字誅心。

1.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

「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志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么？」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污衊。）

1942年的延安，抗戰還在進行中，舊政權風雨飄搖，新政權的蓬勃生長，讓這裡成為全國最開放、進步的有識之士的聚集地。鬱郁不得志的理想主義男青年，逃避包辦婚姻的女青年，期待著能在這裡實現彼此的共同信仰。有一個當時的延漂們記憶里共有的場景，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女學生們在河邊洗腳，對岸便擠滿了傻傻看著的男同胞，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外號——河防司令。

那時候的延安，男女比例8:1。

這一年，作為延安文藝界數一數二的大作家，38歲的丁玲，跟小自己13歲的劇社成員陳明結了婚，在一片嘲諷和挖苦聲中。大家吐槽的點，跟現代被人議論的姐弟戀一模一樣，他們說「丁玲愛上一個小丈夫啦」，「陳明吃軟飯啦！」……

陳明是丁玲來到延安後認識的後輩，她在1937年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的晚會上注意到他，他在話劇《母親》里扮演的兒子伯夏。丁玲喜歡這個角色，他們結婚以後，丁玲就一直把「伯夏」作為對陳明的愛稱。這時候的丁玲，是延安文藝界的高幹，聞名南北的女作家，她經歷過兩場婚姻，和一次愛而不得的單戀，每次都很著名，鬧得滿城風雨。而陳明，不過是個剛畢業的，名不見經傳的文藝男青年。

（1946年，全國文聯張家口分會成立大會，丁玲講話。）

這對姐弟戀的結合，可以說是受到了來自全延安的壓力。

微妙的是，同樣的情況，性別調轉過來，卻是當時的一種「流行」，而且被視為理所當然。

2.

女性結婚與不結婚被人議論，結了婚一樣被人議論，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後，種種的議論更多了。

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她們都得生小孩。

……

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著有凌雲的志向，和刻苦的鬥爭生活，她們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幫助」的蜜語之下結婚了，於是她們被逼著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

她們也唯恐有「落後」的危險，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託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悄悄的去吃著墜胎的葯。

而她們聽著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過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

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後，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後」的悲劇。即使在今天以我一個女人去看，這些「落後」分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折縐，頭髮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取她們最後的一點愛嬌。

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的社會裡，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

作為一個不甘於「落後」的知識女性，丁玲大概特別能體會這種苦惱。她的一生有兩個孩子，一個是跟胡也頻生下的兒子，一個是和馮達生下的女兒。以傳統的觀念來說，她應該也不算是很好的母親。

1931年，胡也頻被殺害，丁玲的母親主動承擔起撫養外孫的責任，為的是讓女兒安心從事自己的寫作事業。1934年，丁玲在監獄中生下一個女兒，出獄後又把女兒送回了老家，還果斷跟當時的第二任丈夫馮達離了婚，獨自一個去延安，去實現她的事業夢想。她跟陳明結婚後，兩人達成了共識不再生育子女，以免「妨礙工作」。而跟前夫的兩個孩子大部分時間在老家寄養，後來則送到延安的託兒所，只有孩子們剛到延安時，才在陳明的宿舍短暫停留了幾天。

同樣是湖南人的楊沫，跟丁玲一樣，是同時期的「進步」女青年，作家。楊沫跟自己的兒子，後來的作家老鬼，早年的關係也不好。童年的老鬼是被放在別人家寄養的，在他的記憶里，和自己的母親連尋常的擁抱都沒有過。甚至還曾因為一部老鬼的作品，母子二人一度斷絕關係，直到楊沫晚年才重新找回一絲血液里殘存的溫情。

「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和一個母親，這樣的身份矛盾，過了七十年，每一個職場的女性大概仍然都是心有戚戚焉。

3.

2016年，一位美國的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re發了一條推特「沒有女人發明原子彈，沒有女人建煙囪，沒有女人發起種族大屠殺，沒有女人消融極地冰川，沒有女人組織校園槍擊。」

這段話遭到了一位網友的強烈反對，她不僅指出這位導演不但忽視了女性在歷史中存在的痕迹，否定了她們的行動力，還給她們貼上道德的標籤。這看似在讚美女性，實際上是在以自己的意志塑造女性。

更不用說，這個社會多的是女性被像玩偶一樣捏造成各種別人認為的「你應該」、「你就是」。

女孩就應該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男孩更適合出門闖蕩。

女孩都喜歡香水口紅包包的，吵架、過節什麼的給她們買買買就是了。

女司機開車很不靠譜的，停車要佔兩個車位。

電視劇里的女主，工作是為了談戀愛，旅行是為了談戀愛，升職加薪也是靠著自己的上司男朋友，跟閨蜜聊的話題永遠是男人和戀愛。

連年長的女性也逃不開這個套路，要麼是不近人情的「滅絕師太」，要麼是八卦插隊的碎嘴大娘，再要麼就是拜金勢力的苛刻丈母娘。

……

被物化，被貼標籤，被條條框框局限著，半個多世紀後，女性的處境好像也沒有更好一點。

半個多世紀以前，丁玲在《三八節有感》中這樣描述她心目中的女性：

「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鬥或捲入庸俗。）」

女性不是生來就比男性更善良，而成為一個好人，也從來無關性別，而是因為女性自己的選擇。

如同丁玲所希望的，其實身為女性，並不需要社會特別地來歌頌女性的成功和榮耀，光是什麼時候把「女人的過錯看得與社會有聯繫些」，而不只是歸咎於她是一個女人，什麼時候能「不需要特別提出」婦女這個詞，婦女節才真正有了意義。

3月8日，婦女節，一個為女性爭取呼籲職業機會、平等、自由和尊重的節日。

一點都不過時。

最後，把丁玲對女性的祝願（或者說希望）送給大家：

第一、不要讓自己生病。無節制的生活，有時會覺得浪漫，有詩意，可愛，然 而對今天環境不適宜。沒有一個人能比你自己還會愛你的生命些。沒有什麼東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親近，好好注意它，愛護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裡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覺得生命飽滿，才覺得能擔受一切磨難，才有前途，才有享受。這種愉快不是生活的滿足，而是生活的戰鬥和進取。所以必須每天都做點有意義的工作，都必須讀點書，都能有東西給 別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軟，枯萎。

第三、用腦子。最好養好成一種習慣。改正不作思索，隨波逐流的毛病。每說一句話，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這話是否正確？這事是否處理的得當，不違背自己作人的原則，是否自己可以負責。只有這樣才不會有後悔。這就是叫通過理性，這才不會上當，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誘，才不會浪費熱情，浪費生命，而 免除煩惱。

第四、下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生為現代的有覺悟的女人，就要有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鬥，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 。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 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恆」中來養成。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正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

祝各位婦女節日快樂。

原創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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