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有一種存在是歸屬感
哲學上喜歡討論像忒修斯戰艦悖論這樣的問題：
如果忒修斯之船的木頭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
我認為這樣的問題無關到底哪艘船才是忒修斯之船。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怎樣定義一艘船的。這樣的問題顯示了，我們在不求甚解的時候，已經定義了這個世界。
如果這個問題的主體換作是聖地亞哥古城門呢？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了馬六甲，為抵禦蘇丹王國的反攻，次年在聖保羅山用巨石修建了一座城堡，並用葡萄牙保護神聖地亞哥來命名。這座城堡在當時號稱東南亞最大最堅固的城堡。古城門口擺著大炮，右邊的炮樓現在還保存著。1641年，荷蘭人成為馬六甲的新主人，從1670年開始對聖地亞哥城堡進行修補和擴建，挖起護城河，架起弔橋，擺起重炮，還在城門上刻上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誌。1807年，英國人用班庫倫港口同荷蘭人換來了馬六甲，又擔心城堡成為荷蘭人對付自己的武器，於是著手拆除防禦工事，並用重炮炸毀了古城。到萊佛士爵士出手阻止時，已經只剩下城門還有斷壁殘垣，保留至今。在慾望和野心的鬥爭里，它殘存了下來，像一位老人，飽經滄桑，淡漠又倔強。新客舊主，曾經守衛著，如今被瞻仰。五百多年裡，修城的工人，守城的侍衛，攻城的士兵，還有無數在城門前把自己凝在照片里的遊客......只有這座城門不言不語，卻毋庸置疑，它存在著。還有它背後的聖保羅山，那是大自然的作品。我們紀念這個城門遠多於這座山，我們紀念人的作品遠多於造物主的作品，雖然後者存在的時間更加久遠。那紀念更像是慾望的延續，我們總是渴望延續。五百多年裡，槍聲炮火後帶著彈痕的矗立。即使最激烈的鬥爭方式都不能確保永遠佔有，它靜默的立在那裡，就這樣讓自己跨越了時空。前人不見，城門猶存。
山頂的聖保羅教堂里，無頂的牆壁上靠著刻字的石碑，門口立著聖方濟神父雕像，欄杆外側是青草鋪滿的斜坡，視野可以一直延伸到遠處的紅屋頂，還有馬六甲海峽。
我倚著黑色的欄杆，看著斜坡上的大樹，心想，它都看到過什麼？這裡的一磚一石，它們都看到過什麼？它們知道一天之中山的溫度，知道每一種花開的季節，知道樹葉落下的聲音，也許還知道孩童心裡好奇的那個問題。但它們一定聽不懂虔誠的禱告，不明白軍官的命令，不理解太陽為什麼總是會帶來喧囂。
太陽還在雲層里努力向上爬的時候，馬六甲享受著安靜的早晨。除了流動的馬六甲河，荷蘭紅屋門前紅柱上的時鐘，還有時鐘正對著的噴泉，整座老城是靜止的。街上沒有遊客，人力車還沒有開著高音喇叭穿行，馬來人的雪糕店還沒有營業，一座座老屋緊閉著大門，除了天空的飛鳥，誰還知道這一刻有什麼不同於一個世紀以前。幾百米外的清真寺傳出宣禮聲，寺廟裡的青煙盤旋而上，街道里壁畫的人像前站著拍照的人，這一天就開始了。
有人說看過馬六甲的壁畫就不會再挂念檳城。我心裡，檳城的壁畫是無可替代的。沒去以前，那種期待來自《單城雙戀》種下的情結：男主角搭救被搶的女主角時，撿到她跌落的手鏈，兩人吵吵鬧鬧著相識，各自在小城裡躲避遠方都市的煩惱。有一天男主角經過壁畫，就把手鏈放進了牆壁的格子里。很久以後，女主角模仿壁畫上小男孩的動作，找到了遺失的手鏈，兩個人兜兜轉轉，在夕陽下的沙灘上抱在了一起。
當然，現實里，檳城的壁畫和邂逅無關。據說是立陶宛的畫家看到老檳城人的生活其樂融融，就把一些生活場景畫在了牆壁上。四通八達的小巷子里，老屋的鐵門上，房子的外牆上，不經意的一扭頭，就能驚喜的發現一個故事。有光影下的貓，盪鞦韆的小孩，騎自行車的姐弟，賣小吃的老奶奶，騎摩托車的男孩......
檳城是屬於生活的，老舊的城市，沒有華麗的外表，沒有霓虹的夜景。印度廟，清真寺，教堂散落在各個街道。白色的外牆肅穆又不張揚。汕頭街的招牌上寫著「古早味肉骨茶」，炒粿條的大爺鍋鏟翻動的飛快，紅豆冰上加一塊花花綠綠的雪糕，五顏六色的飲料裝在袋子里順手一紮插上吸管就滑進了喉嚨，大排檔的電視里播著港劇。路邊幾個不同膚色的小夥子，穿著拖鞋，拿著各自的樂器就組成了樂隊。黑人小伙一邊彈著吉他，跟著節奏晃動身體，一邊唱著：「Get up. Stand up for your right. Never give up fighting.....」
檳城住著大馬最多的華人。到了哥打巴魯，我就相信這是真的。馬來西亞是一個多種族，多種宗教信仰的國家。但馬來人從出生開始就必須信仰伊斯蘭教。從哥打巴魯車站到瓜拉勿述碼頭，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車程里，除了清真寺，我沒見到第二種跟宗教有關的建築。而在馬六甲和檳城，教堂寺廟和清真寺，相隔也就幾百米。所以停泊島上只有兩種人，馬來人和遊客。這也意味著，從碼頭坐上快艇，在海上體驗了五十分鐘海浪的起伏以後，我就跟我熟悉的一切隔絕了，包括網路。在停泊島上，我感覺最親切的，就是頭頂的月亮。坐船的時候，我花了幾分鐘從忐忑的心情里分神出來，琢磨出來兩個結論：在這種情況下的海葬，確實需要足夠洒脫。因為完全沒有留下遺言的機會。好在我還沒有想好要說點什麼。以及，馬六甲的酒店老闆說馬來人沒有生意頭腦是對的，一路上每個人都在問我船票，卻沒有一個人提過保險。
一下船，看著藍綠藍綠的，清澈見底的海水，我就忍不住想起廈門，心裡嘟囔著：「同樣是海，你看看人家。」停泊島真的讓人想要停下來。在又細又軟的沙灘上走著，腳步自然就慢了下來，再沒有什麼事需要心急的奔波。我坐在礁石上，看海水翻卷著白色的浪花，一浪一浪的涌過來，拍打在石頭上，像無數個純白的小精靈四散跳開。耳邊只有海浪的起伏聲，什麼都聽不到，風也聽不到。偶爾回想起什麼，就像海浪一樣，湧上了沙灘，就散的無影無蹤，滲進了沙里，退回了海里。
日落時分的海上，有一種空靈的美。遠處七彩的橋慢慢變暗，海上的光一點一點褪色，太陽被雲層半遮半掩。我看著遠處，有一刻像是進入了一個巨大的靜止的空間里，沒有了自己。
第二天早上，我睜開眼坐起來直奔長灘，雲很低，太陽好不容易翻到了山頂，又被壓在雲層下面，借著一點空隙給海水鍍上了金色。我取笑了它老半天，扭頭去沙灘上寫字了。
回程的船上，身後兩位老人相對而坐，老奶奶全程把雙手放在老爺爺的手上；旁邊的小女孩仰著腦袋問阿姨：「大家是不是都坐船去找媽媽呀？」船尾兩個剛認識的人正聊著某次看到的最美日出，嘴裡重複了好幾個beautiful. 我橫坐在藍色的船上，面朝著大海，盯著一陣一陣激起的浪花看得入迷，偶爾有海浪打在臉上，開心得想叫出來。
看過了哥打巴魯田地里長出的小房子，尖尖的屋頂下面最多兩層小樓，一進入吉隆坡的市中心，仰著腦袋環顧四周的高樓大廈，心裡感慨：「首都果然是繁華啊。」一年半以前，還沒有經歷過檳城的對比，我當時完全沒有這個感覺。吉隆坡的建築透著尊貴，同樣是上了年紀，老得優雅。我走在街上，常常產生一種好像是在香港的錯覺，大概是因為點餐問路都在講廣東話。直到對著迎面走來的人潮，整條人行道上的人全部剛剛從清真寺走出來。在這個國家裡，不同的城市，地標性的建築幾乎都和宗教有關，清真寺修在馬六甲海峽旁，印度廟和教堂可以佔據著市中心的位置。信仰和吃飯一樣，是生活里重要的組成部分。
有一天早上，我在街道里走著，突然就明白為什麼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們可以在一座城市裡共存。因為每個人都在努力的找尋自己的歸屬感。華人堅持守護華文教育，建寺廟，修宗祠；每一座清真寺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背後都有建造的故事；印度廟的高塔上，各個人物雕刻精細，色彩鮮艷。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作為生命體的存在時，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這一切不能永恆。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即使用盡一生的努力，都沒法在這個世界上留下印記，沒法證明自己真的存在過，沒法抵得住時間的磨蝕。信仰大概是平凡人的永生之路，把自己的生命放進信仰里，就可以和信仰一樣永恆，彷彿萬丈金光里，有一束就是自己。自己永遠存在著，時間只是改變了形式。人生的悲喜成了宿命里一早烙下的掌紋，只需要經過，這一切是為了體驗，體驗過後有永生。即使在人的世界裡感受了無數的失落，痛苦，絕望，在信仰里，永遠是神的孩子，永遠有光照在身上。
忒修斯之船不曾有一刻是相同的，好奇的孩子永遠也摘不到星星，但仰望星空，心裡就放得下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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