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孔子登場：世界文明的爆發和中華民族的「獲麟」——《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28）孔子登場：世界文明的爆發和中華民族的「獲麟」——《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1、公元前五百年前的世界文明爆發

戲劇中越是主角的出場，越是需要一個長長的鋪墊。

對於中華文明這場歷史大戲來說，為了孔子的出場亮相，先人們已經整整鋪墊了數千年。

所以，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後的中華大舞台上，孔子是無可爭辯的主角。

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在中國的北方，齊魯大地，孔子出生。

一些儒家學者認為，只有當孔子出生之後，中國歷史才算得上進入「文明時代」，也即是他們念茲在茲的「獲麟以來」。

「獲麟」就是出現了「麒麟」。麒麟這個中國古代傳說中象徵祥瑞的神獸，相傳只在太平盛世，或有聖人出世時才會有麒麟出現與之「天人相應」。傳說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書」，書上寫道「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到了孔子晚年的魯哀公十四年春天，孔子在撰寫《春秋》時再次提到「西狩獲麟」，對此孔子潸然淚下，並表示「吾道窮矣」。《春秋》因此而絕筆。孔子為此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不久孔子去世，所以此後麒麟亦被視為儒家的象徵。（《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正當孔子傷感麒麟所出非時的時候，他可能還不知道，他所生活的時代，不但是中華文明，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大爆發時代。這個時代里的「聖人」們為人類文明所創造的的「精神財富」，至今還沒有哪個時代能夠與之相提並論。

今天我們知道，在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還有偉大的道家先驅的老子。司馬遷說孔子去洛陽時拜訪過他。如果司馬遷所說可信，那老子就至少是孔子的同時代人。

除了老子，還有偉大的「盲史先生」左丘明、偉大的軍事先驅孫武、偉大的政治家晏子、偉大的商聖范蠡、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子產、偉大的訟師鄧析，以及影響了此後歷史走向的司馬穰苴、趙簡子、伍子胥、勾踐等人，他們幾乎都是孔子的同齡人——勾踐和范蠡也許要稍小些，但也不會超過二三十歲。

如果把孔子生活的時代前推後移一百年左右，則中國的歷史天空更是群星燦爛：管子、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鬼谷子、扁鵲、列子、惠子、鬼谷子、張儀、蘇秦、孫臏、龐涓、趙襄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屈原、許行、鄒衍、韓非子、呂不韋……。

在幾乎同一個時代里，和孔子生活在另一片土地、同一個環球的偉人也紛至沓來。

公元前500年前後，生活於今天尼泊爾境內的釋迦牟尼開始創建其博大精深的佛學體系，使佛教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十二因果律、輪迴報應、八識等思想影響了亞洲人民近三千年。

基督教《聖經》的前身《舊約》則在孔子死後的數十年後產生。

希臘文明最有名的文化遺產《荷馬史詩》，大約產生於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間，即孔子出生前後；

公元前523年，畢達哥拉斯在許多思想領域和學科領域進行了開拓，他的主要貢獻是數學，並將數學與神學進行了結合，開啟了人類科學理性的思維大門；和他同時代的赫拉克利特，是個神秘主義者，思想趨於辯證和唯心，他認為「一切產生於一，而一產生一切」，（類似於中國老莊哲學裡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赫拉克利特認為這「一」是神，是「神」創造萬物，而老莊認為是「道」，道法自然，是唯物的）；

巴門尼德學說，大約鼎盛於公元前五世紀上半葉，有人說他創造了邏輯，但他真正創造的是基於邏輯的形而上學；和他同時代的恩培多克勒，則是集哲學家、預言者、科學家和江湖術士於一身，對西方的物理學、生物學、醫學、天文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前460年前後，被稱為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開始了他的遊歷和歷史學創作，他所創作的《歷史》（?στορ?αι）一書，成為西方文學和史學的奠基之作；受到希羅多德的影響，另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則很快寫出了另一部不杇的戰爭史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公元前5世紀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因其嚴格、標準的證據收集工作，客觀的分析因果關係，他被事世稱為「歷史科學之父」——因在其著作中闡明了國家之間的政治行為與產生的後果建立在恐懼情感與利益基礎之上，他也被稱為「政治現實主義學派」之父。

幾乎於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同時期，阿那克薩哥拉傳承了科學與理性主義傳統，第一個把哲學介紹給了雅典人，他認為萬物可以無限分割，他的歷史性貢獻還在於他影響了希臘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蘇格拉底，而後者，在公元前469年前後則開創了一個思想和知識的新時代，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文明讓位於雅典文化。

在雅典文化的旗幟下，柏拉圖繼承了發揚了蘇格拉底的學問，亞里士多德則發揚了柏拉圖的思想，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可謂是西方古代、中古和近代一切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蘇格拉底和他的徒子、徒孫的思想成就以及在科學知識方面的成就，在希臘文明中達到了不可超越的巔峰。

在亞里士多德死後的兩千多年後，世界才又產生出可以認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敵的哲學家，他的權威性差不多與基督教會的權威性一樣大；但耐人尋味更令今人反思的是：他在科學和哲學方面的權威性以及人們對他的迷信竟然對人類思想進步形成了巨大的障礙。自十七世紀初葉以來，幾乎每種認識與知識的進步，竟然都是從攻擊某種亞里士多德的學說開始的，打破了亞里士多德權威的迷信，科學開始進步了。

在偉大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後，西方哲學思想史上又出現了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伊壁鳩魯生於公元前342年，死於公元前270年，幾乎與中國的孟子、莊子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沒有超過他們的前輩，就像孟子和莊子沒有超過孔子和老子一樣，只是對他們前輩的學說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

在今天，可以肯定地說，正是由於孔子、老子和亞里士多德們的出現，基本框定了人類幾千年的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格局。直到今天，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人類，我們在骨子裡都沒有突破由他們劃定的社會文化和行為心理圈子。比如：作為中國人，無論科學技術、社會環境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但骨子裡我們基本上還是兩種人或三種人：要麼是孔子式的，要麼是老子式的，要麼是老子和孔子的複合體。

更令人奇怪的是，自從公元前400年以後，世界再沒有出現類似的思想繁榮，以中國為例，在其後漫長的兩千多年裡，居然沒有出現一位成氣候的偉大思想家可以與孔子時代所創立的思想相媲美，即如魏晉時期的玄學、宋明時期的理學，都沒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思想的窠臼。同樣，即便是導致了西方全面超越東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根本不能與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思想和文明的大爆炸相提並論。

所以，對於孔子的降臨和正式登場，他的一位弟子說出了這樣一句：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2、一個偽課題的誕生

「半部《論語》治天下」，用以形容孔子的偉大和《論語》的重要功能。

然而，半部《論語》是否能夠治天下，以及「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名言」出自何處，卻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和詳加考證的問題。

這句話最早出自於南宋。在學者林駧（dòng）所撰的《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儒吏》中如此記載：

「趙普，一代勛臣也，東征西討，無不如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無餘業。」

意思是作為一代勛臣趙普所學的書籍，除了《論語》之外，沒有別的了。在這段話下面，有個小注，寫著這樣的話：

「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與林駧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士人羅大經（約1196-1252年），在其所撰《鶴林玉露》中亦有這樣的記載：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指宋太宗趙光義）嘗以此語問普，（趙）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

完整道出「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始自元代著名戲曲作家高文秀。在他所著的雜劇《好酒遇上皇》中，有這樣一句台詞：

「每決大事，啟文觀書，乃《論語》也，此時稱小官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但是，《好酒遇上皇》寫的並非趙普的事迹，但劇中「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卻藉助於雜劇這一大眾化的文藝形式而廣泛流傳開來，後世所傳，大抵來源於此。

那麼，作為宋朝名相，《宋史·趙普傳》里僅有如下記載：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由此可見，趙普並非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而成為一代名相；而是他早年學習和熟悉的是「吏事」而「寡學術」即不學無術，等當了宰相之後，由於適應不了宰相之職的要求，所以宋太祖趙匡胤才經常提醒他要多讀書。一直到晚年才「手不釋卷」讀《論語》。說明他在太祖時期第一次當宰相時，與《論語》並無「一毛錢」無系。

3、真實的孔子

綜上所述，趙普根本沒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那麼孔子本人呢？

我們不得不回到2500年前那個「獲麟」的時代，那個「聖人」降生的歷史現場，去探尋這個對中華民族至為重要的偉人足跡。

史載孔子遠祖為宋國貴族。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周克殷建政後，即發生「三監之亂」，為了安撫商朝貴族及後裔，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商紂王庶兄微子啟於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啟死後，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孔子十五世祖。六世祖得孔氏姓，稱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封地位於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傳五代而至孔子父叔梁紇，叔梁紇為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定居，成為陬邑大夫。

一般認為，叔梁紇娶妻施氏，生九女而無一子。娶小妾為他生長子孟皮卻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叔梁紇請求當地的顏氏，想娶她三個女兒中的一個立為妾，顏氏徵求三個女兒的意見，只有小女兒顏征在（顏徵在）願嫁叔梁紇。史載顏征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不為時人所容，二人遂在尼山居住並懷孕，故有史家謂之「野合」。

孔子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申時誕生於陬邑昌平鄉誕生。史載孔子生而七漏，頭上圩頂（yú dǐng，意為頭頂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自稱「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他三十歲那年（前522年），因為小有名氣而受到前來魯國「訪問」的齊景公和名相晏嬰的召見。雙方討論了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很善於利用這層「關係」的孔子在五年後（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想要擺脫「三桓」凌駕公卿之上的努力失敗，被迫逃往齊國，國內由「三桓」之一的季平子攝行君位）時，便到了齊國，由此引發了齊景公問政孔子的一段著名對話：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語見《論語·顏淵》）

這裡，孔子第一次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八字施政方針」。景公對此很滿意，說孔子講得很好，如果真的君沒有君的樣子，臣沒有臣的樣子，父親沒有父親的樣子，兒子沒有兒子的樣子，縱然有糧食，又怎麼能吃得到呢！改日齊景公再向孔子詢問為政，孔子又說：「為政在於節約財物。」這句話也打動了景公，景公一興奮，提出把尼溪的田地封賜給孔子。這時候一個「明白人」——齊景公的名相晏嬰——站出來阻止了景公，這個年紀比孔子大、同時也是孔子非常敬仰的人（見前文晏子篇）對景公說：「這些儒者能言善辯而不能用法度來規範；高傲自大而且自以為是，不能任用他們來教育百姓；他們崇尚喪禮過度致哀，破費財產厚葬死人，不可形成這樣的習俗；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借貸，不可以此治理國家………」

這段「直抵要害」的話警醒了齊景公，也從此斷了孔子在齊國施展抱負的念想。無奈的孔子只好返回魯國。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孔子除了經常學習以致「不惑之年」外，偶爾還會當一下不稱職的「國際時事評論員」而接連發表錯誤言論。比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晉國開始推行法制，並鑄造了范宣子所作的刑書，放在城市裡讓老百姓共同遵守。孔子對此評論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范）宣子之刑，夷之蒐（註：音、意均同搜）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在這裡，孔子強調了「貴族體制」下的「禮教規範」，他反對用統一的「法律」來管理社會——事實上，我們今天知道，范宣子之法，其實是順應了當時的時代潮流，推動了中國社會由禮制走向法制。

4、孔子治魯

公元前504年（魯定公六年），魯國季氏家臣陽虎擅權。孔子稱之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退隱而修著《詩》、《書》、《禮》、《樂》，眾多弟子跟著孔子走遍各國，跟隨他學習。陽虎想要見孔子，而孔子卻「不想見」陽虎，後來兩人在路上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孔子沒有明確表態，隨後孔子被升職為「小司空」。

魯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據說「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曝屍三日，魯國大治」。（此段事迹見下篇《孔子誅少正卯事件：「殺氣」和「玄機」並存的「聖人污點」》）

次年，孔子為削弱三桓（《見本書魯國的悲劇一篇》）而採取了「隳三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的激烈政治舉措，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卻沒有送給孔子——這個「打臉」的做法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孔子只好離開魯國，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的狼狽旅程。

有關他四處踫壁、「累累如喪家之犬」的故事，此不贅述，倒有「子見南子」一事最可從中竊見孔子的「為官心切」。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段話的背景是，孔子到衛國尋求面見衛靈公。而衛靈公的寵妃、著名的美女南子，找人約見孔子。在講求禮樂之治的中國古代，到一個國家，見元首寵妃這件事是大大的不合禮儀的。況且，南子這個人，名聲並不好。然而，想在衛國有所作為的孔子必須要走南子這條「上層路線」。無奈之下，只好在一種特殊的形式下見了南子：當時，孔子與南子之間掛一副珠簾，南子在帘子裡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然而，孔子門下一向耿直的學生子路不幹了，他直言不諱地對老師提出了批評。逼得難堪的孔子反覆賭咒發誓：「你不要懷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對不起人的事，給天雷打死！給天雷打死！」

與《史記》里這段故事相呼應的是，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做了如下注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其中既可見孔子為了尋求國君接近、施展抱負時的「不擇手段」和「狼狽之狀」，也透露出孔子這個老小孩的一點點「小可愛」。

公元前484年（魯哀公十一年），齊國討伐魯國，孔子弟子冉求帥魯師與齊戰，獲勝。當時的魯國執政季康子問冉有指揮才能從何而來，冉有說是向孔子學來的。孔子另一個弟子冉求藉機勸說季康子派人迎孔子歸魯國。孔子周遊列國14年至此結束。據載回到母國的孔子仍有心從政，但卻被季康子敬而不用。從此以後，孔子便專心從事他的教育事業。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於魯城北泗水岸邊。史載孔子死後不少弟子為他守墓三年，子貢甚至為他守了六年。他的弟子和魯國人依著他的墓蓋房子的有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也被人們改為廟堂，他的衣服、書籍和琴等和他一起接受到人們的奉祀。

孔子死後不久，本來有著很好政治基礎的魯國不但沒有在春秋時期「稱霸」，更沒有成為後來的戰國七雄，到了公元前249年，反而被孔子最看不起的蠻夷之邦楚國滅亡。

5、聖人的哀榮

讓孔子欣慰的是，他在生前的所有付出，卻在死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回報，甚至可以說是「極盡哀榮」：

首先是孔子的門人開始推尊孔子。門人中以子貢為代表，把孔子比擬為高天、日月、「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後來的亞聖孟子則認為孔子所行的「聖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會的至高準則；後世更有孔門弟子認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語出《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唐子西文錄》）。」孔門子弟對孔子的評價和對他言行的記錄奠定了孔子日後被不斷「神化」的基礎。

其次是被後人們不斷「陞官晉爵」。孔子誅少正卯時的官職，人們都認可於《史記》的「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事實上，孔子所當的「司寇」之官﹐應當是在司空之下的小司寇﹐其位為「下大夫」。因為先秦典籍中﹐無一稱孔子為「大司寇」者，所以《呂氏春秋·偶合篇》稱「僅至於魯司寇」，「僅」者僅止於此，蓋有所不足之意。春秋之卿，皆命自天子，大夫始命自諸侯。由此可見，《史記》中的官職是後人為孔子不斷陞官的附會之作。而後來，一些孔門弟子，乾脆把「攝相」（乃代行相事之意）進一步附會為孔子「相魯」，亦是一種變相的陞官。可見孔子由司寇而大司寇﹐由大司寇而攝相﹐由攝相而相魯，是孔門後人層層的加上去的。

最後是秦漢以後的歷代皇帝「公開加封」：漢高祖劉邦首開祭祀孔廟先河；武帝時期，司馬遷首先以「至聖」尊稱孔子；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於未能妥善安排對於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當時的國家政權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祭祀；漢平帝時，孔子第一次被封為「褒成宣尼公」，這是他的第一個封號；到了東漢，國家又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並被加封為「褒成侯」，賜食邑八百戶。

到了隋文帝時期，最高當局封孔子為「先師尼父」和「宣尼」。

唐代，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唐太宗貞觀二年封「先聖」；貞觀十一年封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封為「太師」；武則天天授元年封為「隆道公」；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第一次封為「文宣王」。

及至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再次加封孔子為「至聖文宣師」，「至聖」從此專指孔子。

宋元時期則進一步把孔子神化為「帝」，用孔子的神聖光環和綱常倫理來維護其封建統治。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為「玄聖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再封為「至聖文宣王」；西夏仁宗三年封為「文宣帝」，並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並如帝制」——西夏王國給予孔子以皇帝的名分，與西夏皇帝相同規格的廟、殿、庭院，這一封號是孔子歷朝封號中，級別最高的。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意圖宣示自己是中原正統王朝的元當局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本是古代秦樂的用語，古樂一變為一成，九變而樂終，至九成完畢，稱為大成。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再封孔子為「至聖先師」。

清代前期，孔子祭祀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清世祖順治二年封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清代後期，孔學由盛而衰，開始有把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於西方歸結於儒家思想的理論出現。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最後一次為孔子封號「大成至聖先師」。

博按：讀史的意義，除了充實我們的人生之外，更在於通過歷史事件的外在關聯和內在挖掘，從而揭示歷史的真相，探究歷史的規律，尋找歷史的原力。在研究孔子本身以及其思想影響的同時，橫向比較世界同時代歷史的人文現象，可以深刻發現：孔子、釋迦牟尼和荷馬所處的時代，正是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時期，走向理性開明時期的重大轉折關頭；正是人類社會在無序紛亂中尋找有序治理時期；正是人類社會於立足於大時局下而布局於未來的文明「開闢」時代。而今天的我們在回顧這個偉大的時代時，都免不了發出這樣的喟嘆：當孔子周遊列國，累累如喪家之犬之時；當蘇格拉底慷慨走向刑場，視死如歸的時候；當釋迦牟尼捨身饗虎的時候，其實他們正在開啟一個偉大時代的序幕！他們的苦思冥想和卓越探索，其實正是歷史得以前進發展的思想動力和知識源泉；而他們所開闢的文化道路和思想光芒，正是我們今天得以洞悉人生、詩意生活的根源所在。

就本文的主人公孔子而言，其於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在於，當今任何涉及中華文明的文字都躲不過孔子，任何涉及中華民族的話題都無法迴避《論語》的影響。無論今天有一些人多麼不情願承認這個現實，但一個真實的歷史運行後果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你的所有思維和想法，你的所有話語和行動，會隨時不自主地進入到由孔子和他的弟子們設定的「話語體系」：由以《論語》為代表的所有儒家經典創造的近千個成語——構成的文化語境，為中國人做事、做官、做人、做文提供內在的思想指引。即便在今天的網路空間里，我們其實也無時不刻都在「消費」著孔子的思想和《論語》里的話語。可以說，孔子的思想和《論語》的精神，早在數百上千年前，已經內化成中國人的性格特徵，流淌成中國人的文化血脈。而且，18世紀以來的三百餘年間，孔子學說還進一步影響和融合到世界其他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孔子學說在中國周邊地區如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曾經形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在西方，儒家學說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霍爾巴赫、萊布尼茨、休謨、魁奈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先驅吸取了孔子的仁愛思想和教育理念，打破了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了西方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以及無神論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因之，近代以來，孔子不但被尊為儒教始祖，而且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然而，誠如孔子在生前沒有利用他的思想和精神，使得擁有最好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的魯國走向強大和繁榮一樣，孔子的思想和《論語》的精神並不是萬能的，也並非無可指謫。站在21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思想的不足之處：比如孔子學說有關「禮教」的空洞、虛偽、死板和教條問題，正因為孔子在《論語》里所講的都是些大而空、虛而偽的死板道理，所以它並不能指導複雜多變的政治實踐和社會治理。

然而，對於孔子之後的中國歷代統治者來講，《論語》里的所有話語體系，卻可以當成他們要求群眾做到而自己不必做到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孔子大力提倡的「仁、義、禮、忠、信」等信條，簡直給中央皇權統治者們提供了推行「人治」的顛補不破的「天然邏輯框架體系」。如果所有的群眾都能夠按照「仁、義、禮、智、信」的要求來接受治理，那皇帝們大可放心地去和他們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花天酒地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秦漢開始，孔子的地位被愈抬愈高的主要理由。再比如孔子學說的單一性和缺乏人文關懷問題。孔子學說深入地關注了人與人之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卻沒有充分觀察到在社會生活中，人還要與自然發生關係，人還要與自我發生關係，以及當人類生活變得更加複雜多樣的秩序維護問題，而後三者，在某種程度上還制約著人際關係的健康發展。於是，更加註重內心豐滿和自我修養的佛教應運而來，更加關注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道教默默長存，更加強調民主法制的基督教破門而入，而以孔子學說為思想根基的中華文明在近代以來的節節敗退，也許正根源於此。至於20世紀20年代初，現代新儒家學派力圖恢復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重建儒家的價值系統，並以此為基礎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但至今仍然由於中國傳統專制思想的根深蒂固而只能在理論上做探討而很難在現實中得以履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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