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還是反叛：對君主和國家概念的混淆令俄國貴族等級陷入了怎樣的矛盾心理？

原標題：忠誠還是反叛：對君主和國家概念的混淆令俄國貴族等級陷入了怎樣的矛盾心理？

新視角NPF按：

18世紀改革的悖論性導致了俄國貴族等級社會心理的矛盾化：貴族個性的發展——君主、國家概念的混淆；與傳統價值觀的背離——絕對服從又懷疑否定；理想之路——嘲弄時政、離群索居；貴族對農奴制度的矛盾心理。這種病態的社會心理破壞了貴族等級的團結，延緩了俄國公民社會的形成，致使俄國現代化進程衝突迭起，步履艱難。

作者張宗華，史學博士，蘇州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俄羅斯莫斯科大學訪問學者，長期從事世界史教學與科研工作。現題為編者添加。原題：《18世紀中後期俄國貴族等級的社會心理特徵》，原刊登於《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18世紀是俄國社會開始邁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歷史時期，從彼得一世到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運動，通過學習西方俄國社會逐漸脫離傳統社會，開始邁向市民社會，並由此激發了微觀層面上人們個性意識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然而以軍事立國為基礎的俄國政府，在推動國家經濟進步時，完全根據軍事需要迫切與否來發展經濟。每當軍事需要迫切時就發展經濟,而軍事壓力鬆弛時經濟發展就緩慢，其結果破壞了俄國社會的自然和協調發展,造成了俄國社會巨大的分裂。18世紀前半期，彼得一世主導的物質層面的歐化改革使俄國社會分裂為貴族和農民二個等級。18世紀中後半期，歷代沙皇從貴族等級利益出發，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進一步歐化改革以及貴族內部矛盾的加深導致了貴族等級內部的分裂和對抗。俄國貴族的矛盾心理既是18世紀俄國政府歐化改革結果的曲折反映，又是18—19世紀俄國文學藝術苦難性、宗教性、人性的歷史淵源所在。

一、貴族個性的發展——君主、國家概念的混淆

貴族在服役問題上的矛盾心理是由其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所決定的。貴族作為一個等級義務為國家服軍役、行政役，為此得到了土地的壟斷權，他們扮演了雙重社會角色：國家的僕役和地主。佔有土地和農奴成為他們最基本的需要。1714年《一子繼承法》把兩種土地形式融為一體，最終把貴族等級連為一體。 1762年《貴族自由詔書》取消貴族的軍事、行政服役義務，取消貴族佔有土地的條件，使貴族的義務與土地相分離。1785年《貴族特權敕書》最終確立了貴族等級的特權地位，以立法的形式加強對農奴的控制權、土地的壟斷權，把貴族從賦稅、徭役的負擔中解放出來，貴族成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占統治地位的等級。

書信資料證明，服役義務是貴族生活主要的目的。45位貴族作家的33封信中，55—90%的書信內容都是有關軍役、行政役、外交役和服役前途問題的。貴族對1762年《貴族自由詔書》的頒布欣喜若狂，И.Г.切爾內紹夫致И.И.舒瓦洛夫的信中說：「你知道嗎？親愛的朋友，當得知這個喜訊 ,我是多麼的興奮，我淚流滿面，這是替十萬個貴族造福，這一天將使整個18世紀獲得福音。」但擺脫了繁重的服役義務，獲得了經濟權力的貴族在1762年後繼續服役，這種信念不是來自政府法令的強制，而是來自傳統的道德倫理和行為規範束縛。1794年，波蘭被瓜分後，波蘭王公伊沙貝拉·恰爾托雷日斯基在是否讓兒子去俄國服役問題上猶豫不決，Н.В.列普寧勸誡道：「不要聽他們說，去俄國服役是為奴。我替你擔保，在俄國服役，比在其他國家服役都自由。」因服役而享有貴族稱號的А.А.別茲博羅德科在致С.Р.沃倫佐夫的信中說：「除了服役，我不知道還有什麼道路可以選擇？」

「在君主們看來，貴族不僅是專制的可靠支柱，也是全體民眾的代表……社會輿論被貴族輿論所取而代之。因而，沙皇把賭注押在貴族身上是一項最為實際、最合情理的舉措，對那些通過非法手段攫取俄國皇位的人來說尤為如此。」貴族嚮往西方貴族豪華生活方式、追逐物質利益——土地、貨幣獎勵、賞賜、退休金、別墅、馬車、餐具，所以，專制主義政府利用官方學說調節貴族的行為舉止，通過服役義務有意識刺激貴族服從並參與國家政權建設。這種價值觀使俄國貴族完全喪失了個性，把服役作為忠君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的社會義務。1762年《貴族自由詔書》頒布後，貴族並未從強制服役的感情中完全解脫出來，擴大貴族特權的法令進一步強化了貴族愛國主義的情感，反而使服役成為貴族內部非常自覺的義務。

貴族為國家的服役與對君主的服役往往是一致的，對君主、國家、祖國的理解經常是同義的。俄羅斯帝國是君主的世襲領地，國家利益是君主個人意志的體現，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貴族是君主的僕役，帝王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影響著國家政治勢力的消長。忠君報國的熱情浸透在所有貴族的意識中，而逃避服役則被貴族視為對君主的不尊重、甚至是背叛。М.И.沃倫佐夫曾對И.И.舒瓦洛夫說：「我特別希望你明年冬天來服役，把你的才幹奉獻給君主偉大的事業和親愛的祖國。」貴族仕途的成敗往往取決於君主的評價。沙皇的好感、在宮廷接受沙皇的單獨會見、沙皇的親筆信成為貴族終身嚮往的目標。

18世紀俄國貴族的世界觀本質上是中世紀西方封建社會貴族意識的再現，在國家名義的掩飾下君主形象已經失去了個性而加以完美化。「俄國從未像現在這樣萬眾一心。沙皇如同慈父一般愛護自己的子民和國家，並依法實施統治，民眾則不會背叛自己的祖國，並在沙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幸福、力量及榮譽。」對貴族來說，君主的思想是至高無上的，君主與貴族之間關係的維繫並不是通過法律，而是恐懼的情感，無條件服從，忠君意識在貴族中深入人心。恐懼和順從成為君主監督下俄國貴族的生活寫照。「君主在大多數俄國人的心目中無異於神人」。謝爾巴托夫的50封信都是對女皇的忠誠、讚美。Д.И.方維津認為：「君主必須制定國家法令，否則，帝國、國王本人的統治就會動搖。」可見，「在社會劇烈震動、價值觀念急劇轉變的時期，與政權保持一致是人們克服內心彷徨及自我保護的一個手段。」在貴族的書信交流中看不到對自我社會作用的評價，對個性和等級利益的關注，貴族的所有價值標準都被歸納到忠君、義務服役範圍之內，貴族等級利益被融入到帝國的利益之中，吞沒一切的忠君思想壓制了貴族等級應有的權利與個性，阻礙了貴族政治文化的形成。

貴族引以為自豪的是與沙皇的親近。特殊的地緣政治使貴族完全屈服於帝王的意志，國家政權只不過是執行帝王意志的工具，每個貴族深感自己的社會地位是沙皇仁慈的結果。這種自我滿足感和對君主完全依賴的政治幼稚感妨礙了貴族等級勢力的壯大，反而為俄國君主的政治獨裁培植了社會心理的土壤。「我們希望，俄國所有的貴族對君主無限忠誠，不逃避服役。作為祖國的兒子不說，也不做敗壞君主形象的事情。」

在貴族冠冕堂皇的忠君旗號的掩飾下，刺激貴族服役的動機在於現實的等級威望和物質誘惑，俄國貴族為個人官運亨通而爭權奪利，或者逃避服役，出國旅遊、休假,適度的奢侈生活在貴族眼中顯得很自然，而簡陋的生活水平是有損於貴族榮譽的。「官職成為貴族評價家族財產的多少、家族自豪感、家族地位穩固的標誌。」在爭取官運鬥爭中的挫敗導致了貴族內心的痛苦折磨，迫使他們施展有損於貴族尊嚴的陰謀詭計。

二、與傳統價值觀的背離——絕對服從又懷疑否定

對沙皇政府的反叛心理是貴族背離傳統觀念的表現。貴族經常有意識恢復對君主形象的整體認識，降低對君主的過度吹噓而加以適度評價。俄軍駐波蘭的總司令А.И.比比科夫從內心深處反對瓜分波蘭。貴族抵制政府頻繁的軍事遠征，1768—1774年俄土戰爭時,Д.И.方維津在給俄國簽約代表А.М.奧布列斯克夫的書信中說：「俄國今天的困境都是由外交委員會的Н.И.巴涅爾造成的。為了祖國的真正的福利，和平是必須的。戰爭除了虛幻的榮耀並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好處。」貴族開始對君主施捨的高級官職、親近皇室的做法表示漠不關心，如在威尼斯任全權大使的С.Р.沃倫佐夫給父親的信中：「女王說，她給我這個官職，是為了向我表示她的仁慈，這種安排我能夠拒絕嗎？實際上,我面臨的困難比生活在威尼斯不知有多大。總之，仁慈是偉大的,但麻煩事很多,因此我要放棄它。」

因沙皇專制政策失誤而給俄國歷史發展帶來巨大災難，貴族的心理開始處於矛盾之中，他們對君主開始產生懷疑，甚至持否定批評態度。「國內由於君主犯罪而出現災難是如此可怕,堅強、勇敢讓位於受屈辱的奴隸地位。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缺乏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陰謀詭計、狡猾多變的惡習被張揚，善良被惡勢力所壓制。」貴族不僅反對政府的強制服役政策，而且力求從專制統治下解放出來。1794年С.Р.沃倫佐夫寫道：「我只能責備自己非理智的衝動所造成的過錯,我雖然受到懲罰,失去了榮譽，但我的良心是平靜的。」1790 年А.М.庫圖佐夫對И.В.洛普欣寫道：「我熱愛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是對法律的絕對服從,而不是破壞法律。」此時貴族開始區別法律、真理、社會共同幸福和君主的意志。А.М.庫圖佐夫對И.В.洛普欣又寫道：「痛心呀祖國 ,一切都隸屬於君主的意志,而不是法律。個人的安全感在減弱，對法律的信任感也在降低,法律本身在失去原有的作用。」

但從整體上來說,對君主作用的過度讚揚成為貴族價值觀的重要特徵，尤其是從愛國主義的情感角度極度崇拜帝國政府。「人一旦得到自由，他不斷關心和苦惱的最大問題，莫過於趕快找一個可以崇拜的人。寧願要處於奴役狀態下的平等，而不要處於不平等狀態下的自由思想。但是這種平等將使他們在他們要崇拜的人面前變得同樣無助。……正是這種一致崇拜的需要，給每一個人以至從開天闢地以來的整個人類帶來了最大的痛苦。」皇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不僅得到俄國傳統文化的支持，而且得到貴族等級自我保護意識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貴族潛意識中的奴性意識，片段性、口頭上的政治抗議僅僅局限在對君主道德倫理行為的指責上，其影響範圍僅僅是沙皇周邊的人。

三 、 理想之路——嘲弄時政、離群索居

傳統的忠君、愛國主義意識和實用主義觀念的相互交織成為18世紀下半期俄國貴族的主導價值觀。官方價值觀念的貶值不僅改變了貴族官員服役奮鬥的目的——享樂主義，而且引發了愛國主義觀念的自我毀滅，官員下流自私行為的出現。

貴族的消極價值觀往往與國家義務緊密相關，主要趨向是反對提拔官員的傳統方式，貶低貴族個人的呈請美德。認為政府選拔官員的道德標準——奴性降低了貴族的人格尊嚴。為了升遷而不惜奴顏婢膝，勳章和職位的獲得使官職的威望下降,導致了貴族信仰的危機。貴族開始對國家義務漠不關心、疏遠，以各種形式表達對俄國社會制度的反抗情緒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嚮往。這種情緒折磨著俄國貴族，磨掉了他們為事業成功努力進取的稜角。由於尋求庇護、好感而筋疲力盡的貴族產生了虛度時光的念頭。由於不成功的服役仕途而出現了氣憤、懊悔、不滿和自我毀滅心理。「風氣的腐化墮落、理性的迷失……人們用法律使信仰和道德威信掃地,丟開我們祖先的規矩和習俗，破壞祖先的陵墓,摧毀任何統治的這一惟一穩固的支柱，破壞的目的是為了根據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則建立一種沒有過去和將來的社會。」

貴族開始區別為君主和祖國服役的內在含義。А.С.比比科夫、Я.И.布爾加科夫、С.Р.沃倫佐夫、Е.Р.達什科夫、П.И.巴涅爾、П.А.魯緬采夫等人不願在宮廷為官，希望任參議員或外交使節。葉麗薩維塔時期的高級侍從、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軍團的中尉С.Р.沃倫佐夫熟知宮廷生活，他對父親寫道：「當我考慮留在近衛軍的時候，不奢望什麼幸福？我認為最好去沿街乞討，總比去服役和留在這個軍團好。敬請尊貴的父親，給我一點仁慈，能讓我去野戰軍團。我自願為祖國服役，而這種願望與日俱增；但我不能忍受宮廷的生活，它比留在近衛軍更恐懼。」

為了遠離宮廷陰謀，外交服役、去國外學習和旅遊成為改變貴族服役狀態唯一合法的途徑。駐英大使С.Р.沃倫佐夫退役後也沒有回到俄國，而在維也納生活了近30年。Д.М.戈利津非常留意聖彼得堡外交政策的發展趨向，經常回國考慮自己的未來。但是宮廷義務和國家義務在他們的意識中發生衝突，並且在一定範圍內得到響應和支持。Е.Р.達什科夫給剛剛留學歸來的朋友亞歷山大·庫拉金寫信：「我了解你們，不能不承認，你們遠離祖國是為了得到好處。但我作為你們最真摯的朋友，希望你們回國留在這裡。因為在這裡，你們可以遠離首都俄羅斯的煩惱和寂寞，一切由你們自己決定，我也在這裡的鄉村享受生活。」恰達耶夫評價道：「自由的個人和制度化的公民社會的缺失，使得官僚這個大怪物將所有的全權都集中到自己手中。同樣，有組織的政權把社會上所有的健康力量隔絕起來，不使他們參與積極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而國家官僚所關心的只是維持現狀。所以，俄國社會上最有學識、最活躍和最能幹的那部分中的很多人都去了歐洲，都離開了自己的國家，或則仍留在國內，終日縱酒無度，為自己尋找一種毫無意義的毀滅，因為在所設立的機構中找不到自己的一個位子。這種情形使有思想的人們或者陷入了狂熱的、全面讚美現存體制的狀態，或者相反，對現存體制進行自我誹謗和全盤否定。」

貴族逃避服役除了俄國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個人生理因素，還有俄國現實的服役狀況造成的心理厭惡。如58歲的А.М.戈利津儘力躲避宮廷內部的黨爭，不願受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擺布，獲准退役，遠離莫斯科25年而從事慈善事業，建立戈利津醫院，醉心於繪畫和雕塑。48歲的高級參議員М.И.沃倫佐夫當得知彼得三世的死訊後，拒絕向葉卡特琳娜二世效忠，要求退役。退役獲准後,1763年他去國外長期旅行。即使勢力雄厚的Н.И.巴涅爾和Г.Г.奧爾遼夫也不希望保持在宮廷中的地位。

貴族不僅對自己的生活道路反叛，而且反對子女選擇和繼承自己的事業。如服役24年的Н.И.諾維科夫歷經官場險惡，被捕入獄，出獄後為子女和已故朋友И.Г.施瓦茨子女的未來前程憂心忡忡。М.И.沃倫佐夫調教外甥А.Р.沃倫佐夫要熱衷於服役事業，而А.Р.沃倫佐夫卻認為綬帶、官位和獎賞已經失去原有的價值，最終他離開聖彼得堡宮廷，在英國度過自己的晚年。高級參議員Ф.В.羅斯托普欽致朋友С.Р.沃倫佐夫的信中說：「我什麼也不想要，因為得到的東西很可怕，我只是希望妻子漂亮、孩子幸福。」

內心世界複雜化、追求個性解放和自我價值實現是俄國貴族反抗情緒的最初表現。要求個性解放首先觸動了貴族上層的根本利益，迫使他們從傳統的、共有的價值觀危機中走出來，社會地位的喪失，專制主義理想學說的弱化在貴族意識中引起了震動。他們希望獲得新的價值學說，他們希望遠離和相對獨立於沙皇政府、官僚機構、世俗社會之外，逐漸擺脫沙皇專制主義的壓迫獲得個性解放。「俄國文化階層普遍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個性意識,不認可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如財富、榮譽、權力、影響力、個人成就和個人主義。」「在像磐石那樣的國家裡，知識分子實際上沒有其他自我表現的機會。為數不多的生活相當富裕的貴族知識分子以在俄國過遊手好閒的無聊生活來補償自己的痛苦和備受折磨的公民感情，而更經常的是——到國外去。」他們成為一批與政權相脫離，與所有階層的日常生活、傳統相脫離，帶有自己非常偏執的獨特道德規範和世界觀的貴族知識分子——俄羅斯大地上「漂泊者」或「多餘的人」。

貴族反對派試圖在另一種社會中重新定位，他們以訓導、懺悔、日記、通俗易懂的文學創作和精神哲學的對白等方式表達抗拒情緒。「俄羅斯人用提高宗教道德理想和對彼岸世界永不停息的追求來補充自己日常生活的外在困惑和痛苦。」對貴族來說，與現實調和、拋棄現實是一種最無痛苦的有益之路。但是這種調和是不穩固、短暫的。為了使心靈得到安慰，貴族遠離國家官僚機構，幽居在自我封閉的莊園世界、家庭的幸福和朋友的圈子內，逃避世俗社會裡官員們的明爭暗鬥、沙皇政府的壓制和排擠；在文學創作、繪畫和音樂中尋求精神寄託，這樣，俄國的文學逐漸從官方的讚美詩中獨立出來，從挑剔、閑暇的文學變為以感傷主義為特徵的專業著作。如1794 年葉卡特琳娜二世勸導要求退役的 Н.В.列普金：「從你的信中得知你要退役，放棄給你的榮譽的事業，你已經習慣和離不開這個榮譽，除非你改變這個稱號。」 而具有叛逆精神的貴族卻認為：「我自願失去這種無所事事的生活，與以前的生活興趣隔絕，這樣才有可能實現自我價值。」正是在貴族莊園里崛起了一大批俄國文學藝術的先驅：特維爾的尼科里斯基·利沃夫、烏克蘭的奧布霍夫斯克·卡普尼斯特、托爾若克的普列姆黑諾·巴古寧、奧爾略夫省的茲內緬斯基·普列謝耶夫、沃爾霍夫河岸的茲萬卡·傑爾扎溫、莫斯科附近的齊赫溫斯基·諾維科夫、薩拉托夫省的納傑日金·亞歷山大·庫拉金等，他們成為俄國19世紀文學藝術輝煌時代的開路先鋒。

1762年《貴族自由詔書》頒布後，退役成為貴族逃避黑暗社會現實的一個途徑。但逃避現實社會的貴族並不是完全致力於經濟事務。再者，貴族遠離的不是土地，而是宮廷、世俗社會和專制主義的壓迫，探詢另外一種精神的獨立和平靜。大規模退役破壞了貴族整體社會意識的形成，阻礙了貴族在現實社會中實現自我價值。其結果在貴族內心世界產生了行善、苦行、內心自責，甚至自殺的念頭。恐懼、憂傷導致貴族個人的信仰危機，使得他們的道德標準扭曲。在病態的價值觀下對榮譽、自豪感、順從、自由、教育、坦率、多愁善感等概念予以特有的解釋。

四 、 貴族對農奴制度的矛盾心理

貴族是18世紀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不僅使貴族擺脫了義務服役負擔獲得了特權，而且拉開了貴族和農民社會地位上的差別，農民對貴族的依附達到了奴隸般的狀態。農奴制對貴族來說神聖不可侵犯，這種社會現實也反映在貴族的社會意識中。

1762年《貴族自由詔書》頒布後，農民成為貴族地主的私有財產。1765年的法令規定地主可以流放農民，使之成為新兵。1767年政府禁止對地主賞賜得來的農民鞭打和在尼布楚服苦役，農民正式成為被買賣的對象。葉卡特琳娜二世統治的34年中對有功績的貴族、寵臣賞賜了近80萬農民，農奴制推廣到帝國全境，並且日益滲透到貴族生活中。

大多數貴族認為農民是粗魯、愚笨的賤民；農民是騙子、小偷、醉漢，不可能富有，貧窮是由於他們太懶惰所致，農奴是貴族經過「洗禮的財產」,有勞動力的「自己人」，可以被交換、發配去當士兵，如同不值錢的森林、馬匹一樣買賣。一頭純種狗價值為2000盧布，一名手藝精湛的廚師或技藝高超的樂師才值 800盧布，普通農奴只值300盧布，女農奴還不到100盧布。Е.Р.達什科夫對一位地方官說：「我希望你能以最便宜的價格賣給我40—50個農民。」伯爵別茲拉蘇特病態地認為：「農民沒有人的屬性，而僅僅是農民。這樣的農民應該知道自己只是主人的奴隸。主人會準時與他們接觸，向他們徵收賦稅。任何時候貴族不要與農民講話，不向農民低下自己高貴的頭顱。我深信，我是老爺，農民是我的奴隸；我是人，他們是農民。」為此，他竟然喪心病狂地每天檢查二次主人和農民的骨骼，尋找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貴族地主非常嫉妒自己農奴的富有。「我們鎮上的一些農奴很富有。一個農奴向地主交納了 160000盧布，為自己的7個兒子贖身，卻遭到了地主的拒絕 。」可見，在貴族的意識中，貴族的義務是發揮統治者的作用，而農民的義務則是按時納稅、服勞役，從屬於統治者，這是千古不變的永恆法則。「每個俄國人都有基本的權利——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是擁有奴隸，因為窮人不可能養活自己。如果想享受自由，只能餓死。」他們把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加喬夫視為下流之輩。

取消義務服役後，貴族上層忙於服役事務，他們經常奔波於宮廷、駐外使節和軍事遠征事務，而疏於自己莊園的經濟管理。А.В.蘇沃洛夫對管理軍團所有世襲領地的С.М.庫茲涅佐夫說道：「我從來就沒有時間去我在諾夫哥羅德的村莊，我在高加索村莊幾乎一半的農民都跑光了。」為了保障充足的勞動力，防止農民逃亡，他們又小心翼翼地對待農民。貴族認為佔有農民比佔有土地更為重要，貴族地位的改變不是領有土地數量的多少，而是隸屬於他的農民數量。

葉卡特琳娜二世對狄德羅說：「在主人和農民之間不存在任何確定的條件。但是每一個明智的主人都應該儘力節儉，不要浪費他們，尤其是不要給他們過多的壓力。」Е.Р.達什科夫在給朋友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看法：「農民的富裕會增加我的收入，只有神經病才會折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農民。」大多數貴族地主對農民殘酷壓迫，而某些善良的地主出於自己的經濟利益，開始對農民行善。在莊園建立學校、醫院，收養年幼農民孤兒，容許娶農民的女兒為妻，讓他們在森林蓋房屋，給他們出售更便宜的書籍。慈善活動促使貴族的意識中產生了提高農民地位的念頭，他們開始重新解釋下賤人：「無禮、粗魯、思想僵化並不是農民等級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是他們長期處於不自由的奴役地位所造成的」，「即使最下賤的人都有一顆善良的心，低賤是指他的現狀，下流是指他的行為。」他們鄙視不勞而獲者：「 農民勞動,而你們吃他們的麵包」。他們對有才之士給予特別的關注，同情農民的悲慘命運。18世紀俄國著名的貴族諷刺家坎捷米爾寫道：「自由人和奴僕身上流淌的是同樣的鮮血，生長著同樣的骨骼。」「庄稼人和達官貴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奴僕的精神應該是獨立的。」「亞當沒有製造貴族，挪亞在方舟拯救自己的同時也拯救了與他別無二樣的人 。」

18世紀俄國落後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了貴族的生活理想：渴望成為鄉間的主人，取得土地所有權。這樣就歷史地限制了貴族不可能徹底解放農民，不可能摧毀農奴制。某些善良貴族地主只能對俄國歷史現狀感傷：「在保守的政治制度下，農奴製成為最令人厭惡、最殘酷的剝削制度。」貴族對農民的同情感是軟弱無助的，甚至是怪異的。「下賤人的生存只能在國王的保護之下,社會秩序的破壞是由於下層人自我意識的上升，他們地位的改變並不能給國家帶來幸福與繁榮。教育導致自由，但不受教育的自由將誘發專制、無序。」目光短淺的貴族一手翻閱情感小說，另外一隻手殘酷地折磨農民。托思妥耶夫斯基、 別爾嘉耶夫等思想家認為，貴族社會意識的兩重性是俄羅斯精神——神聖與殘暴的體現。可見,18世紀俄國農奴制強化的原因，除了從俄國複雜的地理歷史條件中尋求之外,還可從貴族對農奴制捍衛的複雜心理中探求。

綜上所述，18世紀的改革運動使俄國擺脫了落後的局面,但是,改革結果確立了俄國的封建等級制度,延緩了向市民社會的過渡，改革使「社會上層接受西歐模式的培養和教育；所有國家機關的建立都仿效西歐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歐制定。但這一切僅限於社會上層。」改革使社會轉型時期俄國貴族上層心理基本上處於一種複雜的、矛盾的、內心恐懼的狀態。忠君愛國的傳統觀念不容許貴族追求地位、財富，而這種觀念與當時俄國現實不相符合，導致了貴族對官方學說的背離，18世紀俄國貴族的意識基本上沿著官方愛國主義和個人供職仕途誘惑相互交織、自我毀滅的矛盾方向發展，尤其是，在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中缺乏一種現代民主進取精神，所以他們對俄國面臨的社會危機無能為力，只能通過文學藝術形式抨擊沙皇專制主義，譏諷俄國大貴族的落後與反動，面對醜惡的、具體的社會現實，他們深惡痛絕但束手無策，只能在對上帝的祈禱聲中懺悔、自責。這樣,最終導致了19世紀民粹派的幼稚行為，以及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無休止的爭論。這是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的兩重性和俄國現代化進程受阻的歷史淵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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