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近代史
讀《中國近代史》有感
葉鵬森
今天剛讀完這本書，就發生了一件與它有關的事。
我當時被一位老師喊上台講述自己的觀點，發現自己連「鴉片戰爭」是哪一年爆發的都忘記了。那一刻我深深自責，我最對不起的是自己。學過的東西卻沒能記住，是對過去高中時代的自己一記諷刺。高中時，自己是歷史老師所器重的為數不多的學生之一，如今卻有「數典忘祖」之嫌。所以為了重溫中國的近代史，我就著手閱讀蔣廷黻的書。
而今下午（3月6日）四點左右，我被那位老師約來其辦公室見面。她送了一本《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6》給我。我受寵若驚，第一次收到大學老師的贈書。
「當時在閱讀在教學反饋（隨堂文章）時，知道你還看蔣廷黻的書，我是很驚訝的！」
眼前這位老師從我的各方面情況來考量，建議我以後走學問這條路，即考研。這一天是個人生節點，由老師擰成的點——我面臨了選擇。這是我的，從未遇到過的「變局」，我也到了做出選擇的時期。
而回頭過來瞧這本《中國近代史》，關乎國運的「變局」也不在少數。每一次選擇，都會改變歷史長河的流向。歷史不會倒流，卻有可能倒退。
蔣在《第四節 民族喪失20年的光陰里》問了一個問題，這問題是我從未想到過的——【為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維新變革呢？】這裡頭作者給了三大歷史原因——【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第二，中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我現在思考的不是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而是怎麼去給問題定性？就是這場鴉片戰爭、這次失敗，為什麼不是一場足以讓人作出改變的戰爭？我們在生活中也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失敗了很多次以後才作出對應的改變，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我們不會把第一次失敗就定性為「不得不作出改變」的節點？有時候反而「愈挫愈勇」。許多事情並不簡單，而如何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找到那個「不得不作出改變」的節點，才是關鍵、能力所在。於國、於公司、於個人，亦如此。
我在看有關《中英條約》的內容時，蔣廷黻講了一個細節——【英國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的當權者還不知道香港在哪裡。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當局並沒有認識到香港的價值么。
蔣廷黻在講湘軍時，談到了曾國藩；或者說，他在講曾國藩時，談到了湘軍。曾國藩之於湘軍，是個靈魂所在。但湘軍的創立和形成並不一帆風順——【他要維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兵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和新標準，幾乎把他打死。】這樣的歷史細節，讓我對曾國藩有了更為豐滿的認識。能熬到黎明到來，他真的不一般。蔣評他對中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是「革新守舊，同時舉行」。也就是說，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批洋務之人，起的是歷史過渡作用，一方面要維持清政府，以免內戰亡國；另一方面著手布局機械製造，為國謀強發展，以御外患。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之中，他們完成了歷史任務。
時間往後一點，就到了洋務運動尾聲。在海軍用人方面，我認為李鴻章負有很大責任，因為他所任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這位丁先生，是騎兵出身。這麼重要的職務，如此安排人事，實在令我詫異。是神州無人，還是其他原因？且看後來實戰——【不久，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瞭望台，丁汝昌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看起來真是個貽笑大方的歷史故事。甲午中日戰爭，我們自己幹掉了指揮官。這事情若為真，該令人捧腹還是還是令人心傷？我們政府曾如此無能、迂腐，舊中國的悲傷事，不勝枚舉。
上篇《中國近代史》，蔣廷黻寫到抗戰時期便擱筆。而此書下篇《中國近代史附錄》也是有見解獨到的內容的。其中就包含了《琦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學術論文。讀了之後，你會發現蔣先生的格局真得能用「宏遠」來形容，宏大又具有前瞻性。他對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是站在歷史發展潮流之上來看的。這一點是我要好好學習的地方。
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蔣先生有個結論——【鴉片戰爭的發生，非中英兩國所預料，更非兩國所預謀。】讀史學史，遇到一個新觀點時，並不要急著去否定它。我看到這觀點時，發現這並非主流教科書的觀點。作者從中國方面分析——【中英的戰爭，在中國方面不過是「剿夷」「討逆」。】換句話說，當局並沒有將英國「來犯」當作是一場對外戰爭，並不承認英國與中國的平等地位。在英國方面，作者談到——【及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春禁煙錮英商與英領事以迫繳煙的信息傳到倫敦之時，適當巴麥尊爵士主持英國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積極政策而在當時負盛名的。他即派遣艦隊來華，但仍抱一線和平的希望，且英國贊成和平者也大有人在。】作者從當權者的個性、主張來分析歷史事件，我是點頭贊同的。雖然這麼做可能不夠「客觀」，因為個性、主張可能會因為什麼事情而突然改變，也難以讓人捉摸。但從英雄角度來看歷史，權柄之人往往能最大程度左右著歷史事件。英方雖有武力準備，卻不願意再生事端。這麼一來，就有了蔣先生的結論——【鴉片戰爭的發生，非中英兩國所預料，更非兩國所預謀。】
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蔣廷黻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細節。即我在上一段提到的巴麥尊爵士在一封照會（致「大清國皇帝欽命宰相」）中，譯者【除了一句外，全文的翻譯確實守信。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譯文為「求討皇帝昭雪申冤」。】作者認為，這一關鍵句子的錯譯，直接導致了道光和琦善將此次外交案當作是一般的訴訟案件。言下之意不外乎不把英國當作是一個主權國家，英國只是個「外夷」。此次行動，不過是一種「討回公道」的做法。我曾經拿這句英語到論壇和大家討論，有個人翻譯得挺好——「務求公道賠償」。言簡意賅之餘，還體現了此次交涉的性質——英方要求平等對話談判，索要賠償。而不是簡單的「昭雪申冤」。中方的後續做法很有中國味道——直接罷免了林則徐。林則徐是得罪了英國人，但英國人的主要目的不是林則徐，他們要的是市場以及其他方便通商的條件。而大清政府——「英國所要求者一概拒絕，唯獨重治林則徐的罪以了案。」我不清楚朝廷中是否有看穿英方意圖的人，但從後面一系列的動作來看，道光沒有意識到外敵到底有多強大。倘若國勢強大興盛，尚有「天朝上國」的資本；而如今已是日暮西山的境地，再不審時度勢，「自信地」採用老一套來應對新時代的浪潮，無疑是以卵擊石。
時間回到康熙王朝。在《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中，蔣廷黻談到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一條中西平等簽訂的條約，在中國的外交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俄方代表果羅文與中方代表談最後的事宜時，【果羅文以職權的限制，並以中國勢力未到蒙古，拒絕交涉蒙俄界線。】我讀到這裡，突然想起談判課老師的教誨——「要懂得限制主談判的權力，以有限的權力斡旋對方」。果羅文很顯然就是這麼做了。
私以為，《尼布楚條約》之所以能平等簽訂，是離不開明君康熙的。我們可以從這一段描述得知——【張誠說，康熙曾有明令，要代表們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為唯獨這樣可以使俄國人永遠遵守，所以這約的簽訂是經過鳴槍誓天的】「懂得他國禮儀而不固執己方禮儀」，這是我的批註。單從這一點，康熙就已經超越了乾隆、道光等人。他不固執我方的禮儀傳統，平等對話俄國。馬嘎爾尼來華時，乾隆對其禮儀大為不悅，直接導致那一行人鎩羽而歸。那本是中國跟上世界發展潮流的一次絕佳機會。與其爺爺相比，乾隆的做法實為「倒退」。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為中俄雙方營造了150多年的友好局面。
通讀該書，我得知了許多歷史細節。雖是一家之言，不可妄信。在讀史學史的道路上，仍有許多事要做。一個歷史觀點的橫空出世，必須要有自己的分析，並建立可考的史料上。
讀後感畢。
2018.3.7下午
於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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