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金銀器及其發展背景

大唐盛世，經濟文化極其繁榮。就金銀器而言，製作技術之高超，花紋之精美，品種之繁多，前所未有，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就金銀器的風格而言，可說雍容華貴，文化氣息濃郁，體現了盛世之風采。為此，論者談及唐代金銀器時都不惜筆墨，大肆渲染。

唐 花口銀碟

唐代金銀器盛行，除了有雄厚的國力作基礎外，還與當時採金銀之盛有關。據新舊《唐書》記載，唐代採金場地有11處，采銀場地56處。產金地主要在劍南道、嶺南和江南的饒州、信州、潭州、永州等地。

唐 鎏金雙鳳紋帶蓋大銀盒

而產銀之地則有饒州、宣州、安南、陝州、伊陽、潤州等地。總的來說，唐代金銀主要產於南方地區。自居易詩云：「銀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濱，南人棄農業，求之多苦辛。披砂復鑿石，乞乞無冬春。」可見當時採金銀之熱潮。產金銀之地需每年向朝廷貢獻，交納金銀稅。

唐 鎏金雙鳳壓花菱形銀盤

唐代製造金銀器的部門可分「官作」「行作」兩類。

「官作」即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作坊。中央少府屬官中設「金銀作坊院」，宮廷內則專設為皇帝和後宮製作金銀器的文思院。

「行作」即指私營金銀作坊，僱傭民間工匠為官府和富貴們鑄造或進行商業生產。

唐 鎏金鸚鵡蓮瓣形帶蓋銀盒

唐代金銀器大宗用於進奉、賞賜，其次用於貯備國用，另也用於民間買賣。進奉主要指地方高級官僚向朝廷貢獻金銀器等財物，以討恩買寵，達到陞官固位之目的。

賞賜系指朝廷贈送金銀器與周鄰國家，如契丹、突厥、回鶻、吐蕃、南詔、渤海等國，以發展外交關係，另外還大量地賞賜給寵幸大臣。如玄宗時，多次賞賜安祿山大批金銀器，以籠絡其忠心。此外，金銀也是國家的貯備財富。

唐 銀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籌筒

《唐大詔令集》卷108記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敕：

「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令付有司，金銀為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貯備用的主要是金銀鋌。而民間富裕家庭日用之金銀用器、首飾，或購自市場，或可自家打制。長安有東西二市，市內有許多金銀鋪行。南方的揚州則是全國的金銀商貿中心。

唐 銀鎏金魚紋小盒

唐朝是金銀器皿開始大量出現的時代，考古發現已達一千幾百件，其中大宗出土的就有好幾批。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270件金銀器，1983年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出956件金器，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金銀器121件等。根據這些出土的金銀器，我們可以大致理出唐代金銀器的發展過程。

唐初，百廢待興，經濟尚待恢復，故初唐至高宗時期（公元618——683年）實行「去奢省費」政策。此期的金銀器出土數量少，種類單純，僅有碗、盤、杯、壺、鐺等，裝飾多分瓣，且多在九瓣以上。紋飾有海獸紋、雲紋、鹿紋、鴻雁銜綬紋、雙獅紋等，器底為雙層。此期的金銀器皿受西方影響較多，故多見具有波斯薩珊風格的金銀器皿。

武則天、玄宗時期（公元684——755年），經過幾十年苦心經營，唐朝經濟出現興盛局面，物質財富迅增。此期的金銀器出土數量和器類增多，不僅有飲食用器，還有葯具、宗教用具、雜器（如熏球）等）。裝飾多分六、八等分，大多數為雙層蓮瓣，紋飾主要有忍冬、蓮葉、石榴等花紋。這一時期已逐步擺脫外來影響，形成本土化。

肅宗至哀帝時期（公元756——907年），官僚腐化驕奢，進奉之風大盛，金銀器數量大增，出現仿生器物和茶具、酒具等。容器形體增大，出現高圈足，裝飾面多劃分為四、五等分，各類器物口沿多用單相蓮瓣，摩羯紋普遍使用，儒家經典人物故事和成雙禽類花紋出現。

大致說來，唐代金銀器裝飾花紋在武則天前後，主要為忍冬紋、四瓣或八瓣花紋折枝花，但後來逐漸演變，至德宗以後，多用團花（主體是牡丹花）和花鳥圖案為裝飾，出現了花團錦簇、花繁葉茂之貌。

唐代金銀器製造、裝飾工藝複雜精細，主要有澆鑄、錘擊、焊接、鏨刻、鏤空、鍍、拋光、切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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