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泥森林裡修復生態，這個叫做「城市荒野」的工作室在上海都做了什麼？

上海浦東有一片 3000 平米的生態保育區，和大尺度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相比，這個不足半個足球場大小的保育區有些局促，夾在高架橋和居住小區之中。但這裡容納了 260 種本土植物和 180 種本土動物，斐豹蛺蝶、黑脈蛺蝶、扁鍬甲和金錢蛙出沒其間。

「城市荒野工作室」是它的營造者。2015 年，他們與浦東綠化局合作了「宜嘉苑生態保育區」，鏟掉原本的綠地，重新設計、管理和引種。不同於傳統造園者，他們沒有一張「花卉採購清單」可供勾選。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類活動，大量本土物種不斷消失。

這像是一個現代版本的「植物獵人」故事，幾個世紀前，富有探險精神的植物學家乘坐「奮進號」到達未知地，將那裡的種子帶回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直到今天，邱園的植物學家仍在進行系統性的種子收集。

郭陶然們的「未知地」就在上海。

保育區的一個夏夜，「不請自來」的金錢蛙

一

岑卜村位於上海西郊澱山湖畔，這裡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物種考察地之一。近年來，這個村子因為螢火蟲變得熱鬧起來，但過多的遊人也造成螢火蟲數量銳減。

郭陶然和同伴們在這裡發現了國家二級保護植物「水蕨」（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和水生植物「矮慈姑」（Sagittaria pygmaea）。另有水鱉科的一種一年生植物「龍舌草」（Ottelia alismoides），生在一段溝渠中。根據 2016 年發布的「上海數字植物志」，原產上海的龍舌草如今已經極為罕見。

他們在公眾號上發布的考察手記都頗有趣味。岑卜村的這棵龍舌草有了強烈的「求生意志」：根系已經腐爛，植物漂在水中，孤零零一朵花，在金魚藻的包圍下「艱難求生」。另一趟白龍港之行有些輾轉，只收集到了一種「鼠尾草」（Sporobolus fertilis）——並不是每次踩點都能有所得。哲學系畢業的郭陶然幾句閑筆，介紹起了「另一面」上海，這裡有灘涂、蘆葦和亞洲最大的污水處理廠，每天處理 356 萬人產生的污水。

收集到的紅板歸種子

紅板歸

收集到的濕生植物物種在大棚內進行發芽實驗

郭陶然在大棚內種植麝鳳蝶的寄主植物馬兜鈴，用以繁殖麝鳳蝶

大棚內種植的竹葉椒，引來柑橘鳳蝶在此繁殖

2018 年初，他們把植物基地搬到了城郊閔行區，一個佔地 4 畝的大棚，物種考察獲得的植物和種子在大棚內彙集，繁殖收種。經清洗篩選、乾燥處理，放入乾燥劑和除氧劑，密閉封存在冰箱里。工作室有了自己的「種子庫」，目前已收集了 120 多種。但很多種子數量有限，一些已經被篩選種在了宜嘉苑保育區內。

宜嘉苑將原本綠地上的植物全部剷除，這種「強幹預」是為了消滅入侵物種。根據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學研究中心對上海植物的普查，本土植物中約有 290 種分布範圍極小、數量稀少的植物很可能已經消失，而入侵物種的數量卻從 279 增至 367 種。

「前幾年有新聞報道，一些人買下了一塊地，什麼也不做，就讓它自然生長。聽起來很有情懷，但一看照片，自由生長的全部都是『一枝黃花』這樣的入侵物種」，郭有些後悔前期的「強幹預」還不夠，沒有打土壤封閉劑，建成後保育區的一項日常維護就需要清理這些新冒頭的入侵物種。

在密密麻麻的金魚藻中「求生存」的龍舌草

發現龍舌草就是在這段溝渠里，相比於金魚藻，龍舌草們更大的「敵人」是城市化進程

在水泥森林裡修復生態，這像是一句浪漫的口號，但郭陶然和同伴們面對的問題不僅於此。既有的市政建設是其一，宜嘉苑保育區原本是一片綠地，其中一片水塘下有軍用電纜，為了避開，需要另闢一處水塘。

引進昆蟲同樣不簡單。復育蝴蝶在技術上並不那麼困難，美國加州的水生生物學家 Tim Wong 用了三年時間復育了珍稀的美洲藍鳳蝶。Tim 在另一個城市的植物園裡借到了蝴蝶的食物「加州馬兜鈴」，在城郊找到了蝴蝶幼蟲，回到自家後院設置了一個可以遠離天敵蜘蛛和蠼螋的模擬環境。「後院實驗」很順利，如今他已經開始向外輸送復育成功的美洲藍鳳蝶。

浦東保育區的環境則更複雜，一些趨光性的昆蟲會撲向一旁高架橋上的路燈，比如綠尾大蠶蛾，光照也會影響一些在夜間交配的昆蟲。

保育區的另一邊是居住區。有人在水塘里偷偷設置了「地籠」，這種自製工具可以捕捉小龍蝦。去年水塘換水，工作人員發現之前投放的魚苗幾近消失，郭陶然猜測有人電魚，殺傷性更大。

兩年多的營造，這個迷你保育區逐漸成型。按照傳統園林景觀的審美，它並不「好看」，沒有修剪整齊的草坪、灌木叢。郭陶然們則欣喜於逐漸增多的蝴蝶、甲蟲、蛙類，水生植物開始此消彼長。

加州生物學家 Tim Wong 在自家後院營造的蝴蝶生境（圖 / Instagram: @timtas1c）

從卵、毛蟲、蝶蛹到成蝶的美洲藍鳳蝶（（圖 / Instagram: @timtas1c）

二

金杏寶是上海科技館的老館長，一次她接待了新加坡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一位德國專家，後者表示對「一切人工的東西」不感興趣。相比博物館內相對碎片化的展陳，他更想在上海找到一些「野」的東西。宜嘉苑生態保育區成了城區內「野」的一站。

金杏寶曾在接受《城市中國》雜誌採訪時談到其間差異，近年來博物館的展陳越來越倚重聲、光、電等技術手段，看似炫目但乏善可陳。金杏寶舉例德國漢諾威中學生物中心（Schulbiologiezentrum Hannover），講解員向人們展示一棵枯木的「死亡」，扒開樹皮講解蟲子，在落葉里找尋活物，或是觀察鳥類如何在枯枝間築巢，這裡有極其形象的生物鏈。

宜嘉苑保育區內，枯木同樣不會外運。郭陶然還將園外一些被風掛斷的柳樹搬進來，鑽孔，種上真菌，這些朽木被分解後會成為鍬甲等昆蟲幼蟲的棲息場所。「以前上海有很多獨角仙和花金龜，但落葉清理太頻繁了，它們的幼蟲無法生存，長此以往土壤也少了有機物，越來越貧瘠。」郭陶然稱，這個保育區的原則是，進入保育區內的物種，自然分解，「死也要死在裡面」。

保育區內樹樁生長的「靈芝」

近年來，「博物學」似乎成了一門顯學，組織自然教育活動的機構慢慢增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阿拉善基金會為城市荒野工作室這樣的機構提供了資助，他們組織論壇、活動，成為議題製造者。

追溯更早則是上海這座城市對自然博物的「興趣」。1906 年，原籍福建的唐啟旺受聘於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和徐家匯博物館（後更名為震旦博物館），前後五代唐門人專職標本製作。為了製作魚類標本，他們在菜市場蹲守，甚至有魚販會主動送上捕到的奇特魚類。

有媒體人曾回溯舊時上海自然博物館的「靈光」，相對「台前」的講解員會參與「幕後」的物種採集、研究、學習，在面對公眾時，這些講解員可以提供很多看似無用卻足以引發好奇心的信息。細節如展櫃的設置和展簽的撰寫里也有「人情味」，並不冰冷。這在今天分工愈發明細的博物館內不多見了。

在上海，從事自然博物教育的官方和民間機構漸起。不同於一些低門檻以遊戲、體驗為主的導覽，觀鳥協會、螢火蟲環境保育志願者小組、城市荒野工作室等機構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公眾。

新的上海自然博物館裡，城市荒野工作室為「上海故事」展區設計了一系列講解性的課程，相較其他火爆的展廳，「上海故事」相對冷清。許多人認為上海沒有好的自然環境，沒有特殊的動植物。周寅是工作室的專職講師，在這個展區，他為人們講解上海隱藏的野生動物，如何繁衍生息，如何與人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瓦松原本常見於老房子的瓦片上，隨著樓房的興建，瓦松逐漸從市區消失

寶藍色的小甲蟲是中華蘿藦葉甲，以蘿藦的葉片為食，蘿藦作為一種雜草被綠化工人清除，這種漂亮的小甲蟲也隨之消失

中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常客」，活動大多迅速爆滿。周寅是復旦大學的植物學博士，從事水生植物繁殖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但對孩子們而言，他的代號是「蛙哥」。郭陶然畢業於上海大學哲學系，因為喜好昆蟲被送了一個同樣孩子氣的稱號「蟲哥」。

2017 年，他們與普陀區一所小學合作，開發了一套課程，講解上海的本土物種與市民生活，從衣食住行到房屋建造使用的木料。女子出嫁時打造的樟木箱就來自本土物種香樟樹，蘆葦也可以編製一些玩具……這些生產生活資料里有一座城市的歷史。

香料是他們找到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又一個「小切口」，梳理香料家族與世界殖民史的關聯。麥哲倫與菲律賓土著因為丁香和肉豆蔻發生衝突，身中毒箭而死，但船隊載著香料回到了西班牙。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的則是今日餐桌常見的大蒜，當時被稱為「胡蒜」。

從他們對香料的一段文字中，你或許能了解他們如何講述自然的故事：

「香料的共同特點是體態小、難保存、難獲得。香料的英文『spice』，有一層意思是『獨特、無可替代』，與『特殊』（special）是同根詞。它的化學物質歸根到底是使香料成為香料的東西。香料利用這些對付蟲害，卻讓人類感到了強烈的誘惑。人類使用香料不光於宗教儀式和祭祀活動，還用於保存食物。因為它們的珍貴稀有而變為上流階層的身份象徵。哥倫布希望尋找的黑胡椒在當時就被稱為黑黃金。」

20 世紀著名的「植物獵人」 Ernest Henry Wilson，他們的足跡伴隨殖民擴張，和地理大發現。如今，人們願意像曾經探索遠方一樣探索我們居住的城市嗎？（圖 /Arnold Arboretum）

三

城市荒野工作室曾製作了一本《上海夜間生物觀察手冊》，免費發放了 4000 冊。他們花了三年時間找尋夜間生物的蹤跡，拍攝圖片。手冊還推薦了滬上幾處夜間生物的觀測地點。今年這本手冊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在這之前，他們詳細講解了夜觀設備和正確的夜觀方式，如何不干擾昆蟲的生活。

自然觀察是工作室最受歡迎的課程。去年 5 月，他們邀請了 12 位小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在奉賢一片樹林里找尋螢火蟲。「螢火蟲保育小組」的創始人姜龍發現了這片樹林，這也是目前上海發現的最大一處螢火蟲自然棲息地。

社交媒體時代，螢火蟲棲息地通過社交媒體被廣而告之。長居城市的人們渴望親近自然，但突然湧入的人流卻給螢火蟲帶來危機。

2017 年 6 月，郭陶然的同事在奉賢一片人工干預較少的廣玉蘭林地踩點，他在落葉里發現了一對正在交配的螢火蟲，後經證實是雌雄光螢。1982 年上海曾有發現雌光螢的記錄，除了「黃脈翅螢」和「條背螢」之外，這是上海本土的第三種螢火蟲。它的雌蟲不能飛行，活動範圍非常有限。「也許它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很久很久，或許曾經在上海很多地方都生活著雌光螢，但還沒等人們發現它，就因為環境變化消失了。」

郭陶然在微信推文中解釋他們的疑慮，擔心一旦公布發現雌光螢的消息，許多「昆蟲愛好者」會聞風而動。

夜探濕地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希望更多的公眾能夠知道這一消息，因為這裡被規劃為未來的公園綠地，一旦開始施工，必然會破壞這裡的棲息環境。也許當公園建成的那一天，就是雌光螢從上海消失的那一刻。」

儘管上海開始建設郊野公園，試圖保護自然風貌。但許多學者批評，由於涉及工程、苗木，諸多利益，這些本該限制建設、限制人類活動的公園到最後還是淪為大興土木。

位於浦東的上海科技館旁有一片次生濕地，被城市開發暫時遺忘了十多年，它沒有門牌號，人們稱它為「科技館小濕地」。這裡一度成為滬上各個官方和民間機構組織自然觀察的地點。去年，規劃公示，這裡將被建成「上海博物館（東館）」，搭配三棟商用塔樓。

小濕地的去向引發城市規劃學者、建築師、自然科學家、自然教育活動機構的關注，有學者從建築設計的角度提出，可否增加落地柱樁，整體抬高建築物以保留小濕地，但也有學者反對，認為這並不能真正起到保護作用。人們討論在城市開發與自然之「野」之間能否找到一個平衡點，但目前，相關研究和可行性調查都很薄弱。面對「高效率」的開發，小濕地已成絕唱。

如郭陶然一樣的物種保育者似乎永遠在和時間賽跑。

（文中未標明出處圖片均由城市荒野工作室提供，題圖：Takao 599 Museum、Paul Jarvison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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