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學寫作的有效性
劉 瓊
重建文學寫作的有效性
文 · 劉瓊
（《南方文壇》2018年第2期）
現實主義寫作是一個龐大的現實命題，我只能從表面存在的幾個具體問題入手。
什麼是文學的初心？再現、表現、宣洩，等等，這些是西方式表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是中國式表達，著力點落在文學對世道人心的建設。作為一個文論書籍均有周祥詮釋的傳統命題，為何還提？起由是2016年底，《福建文學》雜誌社委託青年評論家鄭潤良給大家出了兩個題目：一是「你認為文學抓住了時代嗎？在這方面存在什麼問題？」二是「文學向什麼方向用力才能更好地抓住時代？」大家包括我的回答各有立場，刊發在《福建文學》2017年第3期，不議。意猶未盡，在此我也用提問題的方式繼續談談自己的看法。
文學書寫是否匹配這個時代
這個話題稍顯沉重。這也是第一個問題的延伸或言外之意。第一個問題的設置顯然從文學初心出發。能否抓住這個時代，或者能否匹配這個時代，既是對文學之「再現和表現」之表現的評價，也是對立命和立心效果的評判。
發此疑問不排除「過慮」之憂。「過慮」是時代通病。文學批評歷來是同代人批評。我們今天不大懷疑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創作活躍度以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推進作用吧？但翻看當時的各種報刊史料，不難發現包括魯迅在內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對當時的文藝創作提出尖銳批評。這是一批富有遠慮的知識分子，他們已經洞悉文藝創作與現實社會發展的內在關係。他們對於文藝的期待越多，就越不滿足，批評就越嚴厲。也正是在嚴厲的批評下，文藝創作更加努力，愈加繁榮。愛之深，責之切，或同此理。據此，對於同代人批評，我們可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因而，評價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書寫是否與時代本身匹配，今天肯定不是最佳時期，探討文學書寫對於歷史階段把握的客觀效果，往往不能心急，還要假以時日，才能做出更加科學可靠的判斷。話雖如此，不代表今天不需要對文學書寫和時代的關係進行探討。
眾所周知，近年來文學創作數量非常繁榮，僅以長篇小說線下出版為例——還不計算海量的網路書寫，早在三四年前即已達年均四千部。CIP數據顯示，由於紙張漲價、庫存減少，圖書出版總體增速趨於平緩，但文學類種數增幅仍然保持百分之八左右，其中，強勢發展的本土少兒文學和正處上升時期的網路文學是原創作品供應加大的主要原因。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城鄉生活和生命體驗。有評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正在迎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二次發展高潮。在一個出版繁榮、新作品和新作家不斷湧現的時代，文學對時代的把握能力為何還會受到質疑？換句話說，文學對於時代的把握能力，有沒有評判指標？判斷一個時期文學繁榮與否，數量繁榮是充分條件，在數量繁榮的基礎上綻放出若干匹配時代的精品力作，構成文學整體繁榮的必要條件。目前看來，大家普遍感到不滿足的是，能夠鮮明地提煉我們這個時代經驗、匹配歷史表現的精品力作比重不夠大，還不足以形成流傳後世的大陣仗。大家擔心在文學史的版圖上，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會不會辜負時代。
任何評判都應建立在比較研究基礎上。對於今天文學書寫現狀的評判，有一個坐標可徵用，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也是當代文學研究常用的「峰點」坐標。大量湧現的作家作品和理論評論研究，廣泛深遠的傳播影響和社會生活輻射力，是這個時期文學的突出表現。這個「峰點」提供三點經驗，可供參考：1.作品和作家的持久存活率。這個時期嶄露頭角和培養的一批作家，後來成為雄霸中國文壇近四十年的生力軍，一些作品可進入經典文庫；2.理論評論強健的思想力和對實踐的介入力。先鋒寫作、魔幻現實主義、尋根文學，等等，大量豐富的文學實踐在理論評論的催生下脫穎而出；3.文學對於大眾生活的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這是核心和本原問題，也是探討的主要面向。
這三點經驗相互可逆推。從這三個經驗出發，具體到文學內外部世界，兩個方面尤需關注。
第一，對於時代生活的總體性把握。登高望遠，總體性把握藉助兩個路徑：一寬鏡頭，二長景深。總體性是科學把握的前提。強調總體性，解決的是視野和坐標。沒有一個足夠寬闊的視野和精準的坐標，個案的甄別和判斷選擇缺乏科學性和說服力。深刻性和準確性不等於總體性，但總體性一定影響深刻性和準確性。寫作對於現實經驗的處理，在了解社會生活基本面貌的基礎上，所謂瞭然於心，再去了解具體環境的差異性，從紛繁複雜的原始素材中選擇需要重點關注處理的部分，就容易得多。這就好比拔蘿蔔，放眼看去，滿目都是青翠欲滴的蘿蔔纓，拔出來，根莖卻大小粗細不一。怎麼提高有效性？有經驗的老農動手前會了解這塊土地的肥力和蘿蔔當年的總體收成——這些都屬於蘿蔔地的「背景調查」，對蘿蔔地總體面貌大致有了數，選擇在陽光和水分充足的地方動手，結果通常不會讓人失望。
有人認為強調總體性，是反對寫個體和個體的周邊。恰恰相反，一花一世界，拔出蘿蔔帶出泥，個體是集體的具體化，總體經驗是個體經驗的集合，個體想像構成總體意識。寫好總體性，一個關鍵指標是寫出生動的「一」，有「一」才有細節，寫出典型命運、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由一寫出百、寫出總體，寫出代表性和普遍性，達到書寫時代生活本質的目的，才是高明的書寫。「因為閱讀這本雜誌而獲得對他所處年代文學的認識，以及文學對時代的描繪而產生的總體印象，這些重要的影響要遠勝於個人廁身其中所作的微小貢獻。」①一本文學期刊何以能夠照見一個時代？一個時代書寫的全面性建立在個體書寫的豐富性基礎上，這個豐富性是總體性攬鏡自照的前提，答案在此。因此，一個高明的寫作者，哪怕只是寫一個角落，也會慮及總體，努力為總體性貢獻經驗。
老實說，現有的大量的鄉土書寫與中國農村起伏變化的現狀並不匹配，一是不能及時地真實地再現鄉村現實的豐富性、複雜性特別是總體性，二是敘事藝術陳舊，墮入模式化和淺表化想像， 其中，第一個問題是主要問題。今天的鄉村無論貧窮還是富裕，都不能擺脫「21世紀」和「中國特色」這個時空背景。20世紀末以來，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社會經歷了時代變革和歷史轉型，其中鄉村社會的變化最劇烈最明顯。傳統的中國鄉村，詩意、安穩，也閉塞、保守、貧窮。遭遇劇變後的鄉村，還有詩意和安穩嗎？還閉塞、保守、貧窮嗎？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轉移了嗎？這些是繞不過去的總體性。總體性視野的匱乏，導致許多鄉土寫作簡單粗暴。再比如，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在脫貧致富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發展重心變化，產業結構調整，老百姓的犧牲、獲得和全面發展問題，城鄉發展落差問題，新的階層分化問題，依法治國和公平正義問題，道德失守和價值重建問題，等等，最終都具化為生動真切的事和人，事也是人面對，因此，文學創作的主體是人，客體本質上也是人。書寫這些具象的人和遭遇時，有沒有寫出個體和總體的關係，有沒有寫出階段性和歷史感，會成為評判寫作是否精準的標準。
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和變化趨勢，中國文學的目力和筆力不僅要及時地捕捉、全面地記錄，還要重構為生動的藝術形象。文學書寫的總體性，從現有經驗看有兩類主要方式：一類是集合式；一類是典型化，是經驗的高度提煉。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寫法多是集合式，《官場現場記》《儒林外史》，等等，出場人物眾多，角色用墨基本不分主次。《水滸傳》《三國演義》是集合式向典型化的過渡。《紅樓夢》和《金瓶梅》是綜合集合式和典型化的完美個案。現代白話小說基本是典型化寫作，以魯迅的《祝福》《阿Q正傳》《孔乙己》《狂人日記》為代表，這些小說的魅力和感召力要歸功於祥林嫂、阿Q、孔乙己、狂人這些人物形象的出神入化。這些人物形象凝結了時代和歷史的信息，它們塑造了新民主革命前期舊中國的面貌。
第二，對於現實經驗的正面強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從來都是反映時代全景和社會變遷的有力武器。人類社會變化，世道變遷，為文學書寫提供了大量可資利用包括批判的原料，敏感的書寫者會及時捕撈、甄別、解剖。文學是自由中衛，可以用各種姿態書寫。在各種姿態里，傳統寫作也即線下寫作，對於現實經驗的處理，主要採取兩種形式：正面強攻和側面回應。理論上，是書寫小時代還是書寫大時代，是書寫小我還是書寫大我，是側面寫還是正面寫，是硬攻還是軟磨，從文本的豐富性和充分性角度，都被需要。但從對歷史和現實的本質性和總體性書寫的角度，首先需要大量的正面照。為一個人錄影，如果都是背影和側影、逆光，對於這個人的真實面目，觀眾還是模糊的。評判文學書寫抓握時代的準確度和有效性也如此，如果正面書寫總量不足，側面和逆光書寫再豐富，這個時代的整體面目也還是模糊和曖昧不清的。
客觀上任何時代的文學書寫都無法自外於時代，近二十年的中國文學書寫亦如此。近二十年來，中國進入劇變和轉型時期，各種傳奇、各種體驗和各種經驗像過山車一樣從我們的生活中呼嘯而過、轉瞬即逝，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其內蘊的複雜性、傳奇性、微妙性需要寫作者迎難而上。主觀上，任何一個有野心的寫作者都不會漠視他的時代經驗，都會用力把自己系在時代的鋼纜上：直面現實，與時代生活同頻共振，才有可能認識並表現時代生活。
雖然沒有一個書寫者能夠自外於時代，但文學屬於個體性勞動，個體對於時代生活和文學的理解千差萬別。特別是正面強攻現實，對創作者要求很高，它要求創作者在了解客觀社會現實的基礎上，進行形象的逼真的書寫和探索，它有明確的標準，有生活的照偽鏡，能一眼將作品打回原形，識別出創作者的認識水平和創作水平。也正因為這一點，許多缺乏生活和生命體驗、缺乏對生活底色的認識能力和表現能力的創作者，就會自動地繞開。也有些寫作者出於文學觀念的偏差，故意屏蔽書寫和生活現場的關係，掛上「純文學」「向內轉」的標籤。主客觀的原因導致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兩個明顯的階段：嚴重的「向內轉」，慢慢地「向外轉」。
在文學「向內轉」之前，是先鋒寫作。先鋒寫作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影響力最大的一類創作，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創作觀念，它把文學從口號化、標籤化拽回到文學性，一些有特點的作家和作品也是這個時期的成果，比如余華、格非、蘇童，等等。先鋒文學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貢獻是敘事藝術的充分探索。對現實經驗的重構和解讀方式獨闢蹊徑是先鋒寫作的一大優勢，各種獨特的生活經驗在先鋒文學作家的筆下淬鍊重構，迸發出鋥亮的藝術鋼花。需要更正的是，先鋒文學創作與時代生活並非絕緣體。恰恰相反，他們筆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轍痕和社會學身份。以先鋒文學代表人物余華為例，余華的小說與整個90年代中國社會大背景基本同頻共振，是典型的典型化寫作，《在細雨中吶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無一例外都建構在深厚的「中國」背景之下，講述的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制度，擁有明確不誤的意義指向。但是，先鋒寫作後期，生活經驗的豐富性被拋棄，「技術探索」被絕對化、極端化，「向內轉」乘勢而上。恰逢70後、80後初登文學舞台，經驗體驗先天不足，筆墨自然樂於更多地逡巡在「我」的周邊，又恰逢資本強勢介入，揣摩資本趣味又成為寫作追求。當這種寫作成為風尚，文學面對現實發言的能力和發言的興趣越來越小。文學寫作的這種變化，引起了理論評論界的關注。
這個時期的文學研究，有三個關鍵詞值得重視，它們是「現代性」「市場」「個人化」。何言宏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與現代性問題》一文里說，「受到國家力量與市場邏輯雙重支配的文學出版和文學創作，以經濟倫理損害了文學倫理，引起了文學標準的變異，從而損害了文學的自主性」。南京師範大學學生程炳武在碩士畢業論文里也提出了「個人化小說」概念（《20世紀九十年代個人化小說研究》），與此同時，有人提出「市場時代的文學」概念（《市場時代的文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文學對話錄》）。既往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現實主義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現實主義的缺席必然導致文藝與生活、與人民的關係疏遠，從而使文藝描寫現實、記錄歷史的重要功能削弱。網路寫作的現實遭遇就是例證。互聯網技術的進步，降低了寫作和發表的門檻，資本的介入以及產業鏈條的構建，使網路寫作迅速克服媒介和藝術形式的限制，滲透、融合到影視產業，形成覆蓋式傳播影響，網路文學以一種新型業態形式生成並野蠻式生長。由資本強勢主導的網路寫作，一是流水線的寫作模式客觀上不允許現實經驗的慢慢提煉和轉換，二是創作主體年齡偏小，實際生活經驗積累少，寫作過多地依賴想像和虛構，文本的類型化程度高。網路文學寫作是對類型文學和通俗文學書寫的豐富，其中個別文本甚至達到類型寫作的高峰。但是，大量的網路寫作架空現實和歷史，缺乏有效經驗，無法正面記錄世道人心，無法形成真正深入人心的傳播影響，網路文學的可持續發展受到掣肘。有關方面為此出台了引導政策比如評獎導向，最近情況有所改觀，比如，最近兩期中國作家網發布的網路文學排行榜上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作品比重加大。以現實關懷和現實題材為特徵的現實主義寫作在網路寫作中佔比之前，早已重返主流視野，在敘事藝術和題材開掘上均有探索，比如非虛構寫作、「底層敘事」「在場寫作」，等等，併產生了很明顯的社會效果。現實主義的回歸是對「向內轉」強調的有力反駁，把寫作與現實的關係重新接續上。關於現實主義寫作的有效性，後面還會專門論述。
文學的發生和發展需要諸多條件，一些文學類型在不同歷史時期已經達到高峰，比如唐詩宋詞元曲，讓後人望塵莫及，這也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有文化自信，要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唐詩宋詞的發展與古漢語使用生態密不可分，現代漢語和白話文養成全新的表達和思維方式，小說自20世紀以來獲得快速發展也是此故。文學史是一個個山峰連接而成，並非是社會進化論所持的螺旋上升線路。基於這一邏輯，有人會問當下中國文學能否創造新的高峰？這句話又回到了起初的問題：時代巨變，生活豐富激蕩，文學的自主性獲得了極大的解放，文學創作是否匹配這個發達時代？也許，與豐滿誘人的現實相比，文學書寫正面強攻的總量和力度仍嫌不足。
文學怎麼認識這個時代
文學書寫能否匹配這個時代，取決於兩種能力，缺一不可：對於歷史和現實經驗的認知能力和對於現實經驗的文學轉換能力。追本溯源，純粹層面的文學鑒賞過程，雖然首先表現為感官層面的審美愉悅，其次才是意義層面的認知共鳴，但「文」終究為「言」服務，是「言」的前綴。對於歷史和現實經驗的認知能力，即「言」，是「寫什麼」和「為什麼寫」，具體到當下，是如何認識這個時代、怎麼寫這個時代。
這幾組關鍵詞或應關注，比如：新與舊，大與小，複雜和獨特。
新，相對於舊而言，放到「時代」這個名詞的前面，注重判斷這個時代的內在發展動力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僅是時間坐標點的更新。從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看，近二十年來，國情巨變，世界局勢也在變化，能不能通過斷崖式的社會轉型看到中國社會的制度、秩序、世道人心的歷史變遷，能不能透過複雜、生動、細微的表象看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變化邏輯和變化動力，成為衡量當代文學書寫有效性的標準。還要考慮到，中國今天的新不是平地上的重新架構，而是舊邦新命，還必須熟悉歷史延續和歷史遺存。這個新時代，同時也是複雜的大時代。郭敬明的小說《小時代》無比真切地表達了思想解放、物質財富迅速積累之後，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虎視眈眈和一往無前的力量。在社會物質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藝作品對於物質和人的關係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但探索如果僅僅停留在物質創造和物質擁有的層面，把物質本身作為人生追逐的目標，奉消費主義為圭臬，是「小」了時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學家錢穆說中國知識分子遠從春秋時起，便以「在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里，探求一種人文精神，為其嚮往目標的中心」，知識的功能雖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而知識的對象與其終極目標，則早已大眾化。作家和藝術家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類別，是中國社會人文精神的建設者，也是人文精神的傳播者。作家、藝術家身處豐富、深刻、複雜、變革的大時代，人類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個體人的命運，哪一樣不是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政治、經濟、文化，哪一樣不值得去為歷史立題？文藝作品一旦完成，進入到公共空間，判斷其價值有三個基本維度：知識價值、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審美價值表現為創作主體對於經驗的重構藝術，知識價值和道德價值是文學作為一門獨立藝術形式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筆由心起，除了審美價值，文學貢獻的是知識價值和道德價值，是信息、智慧和力量。文學也是輿論，文學的影響是病毒式的擴散影響，興緻由衷，以審美的方式把個人的生命體驗與時代歷史結合，把個人經驗化為大眾經驗，從而形成文學的公共價值。文藝創作實踐是個體性行為，文藝創作的功能卻具有公共性，文藝創作無視大的人群，無視創作底色的世界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是對作家、藝術家自身職責的放棄，也是對時代、歷史的傷害和不公道。
作家這個職業有其特殊性，天然被賦予「立命」「立心」責任，因此，作家被喻為「上帝」，是全知和先知。「我們現在所描述的所有事情被通稱為『不成文法』，我們所說的『祖宗大法』也在此列——他們是維繫整個城邦的隱秘絲帶。」②文學與現實關聯密切，寫作對於生活的干預深刻久遠，因此被看作「第三種法律」。「這種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心裡；形成了國家的真正憲法；它每天都在獲得新的力量，我說的就是習慣、風尚，尤其是輿論……其他所有方面的成功全部有致於此，這就是偉大的憲法家秘密地在專心致力著的方面。」③
大時代需要史詩性書寫，把「說法」從人類的總體性「活法」中找出來並寫出來。巴爾扎克在小說《人間喜劇》里以與生活和時代同構的方式，把金錢和人的微妙關係形象地展現出來，列寧曾說讀《人間喜劇》九十六部作品比讀任何歷史著作學到的經濟細節的知識都多。許多人也是通過閱讀魯迅的《狂人日記》和《祝福》，對中國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陝西作家這方面比較突出，從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包括近年來的陳彥，通過《創業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裝台》這些作品，從不同的層面建構這塊土地的百年史志。朱老忠、黑娃子、孫少平、順子都是有限土地里或職業里的具體人物，但他們的根都深扎在特徵突出汁水豐沛的社會肌體里，成為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層面的生動代表。周梅森的反腐題材小說《人民的名義》成為2017年文學出版現象級作品，不是偶然，因為作家用如椽之筆把近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真切生動地記錄在案，如評論家解璽璋所說「《人民的名義》呼應時代與民心的主題，替中國的作家洗刷了恥辱」。
沉潛至九重之淵，方能探求驪龍之珠。文學寫作拋棄現實經驗，對現實和歷史的影響也就無從談起。報告文學一度式微就是反證。時代的變化在報告文學作品裡沒有得到充分有力的展現，在一種膚淺的文學觀念的影響下，大量的報告文學寫作滿足於表象羅列，缺乏穿透力和思想力。報告文學作家會問，我們已經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第一時間寫出了真實的現場，怎麼會沒有介入現實？介入現實，一定要寫到深層，寫到真相，寫到笑點、淚點、痛點和難點。
文學如何為時代生活塑形
生活前置「時代」一詞，強調經驗的階段性和當下性，給生活歸置了明確而不是泛泛的坐標。當然，這是個偽命題，生活都在時代之中展開，沒有時代坐標的生活異想天開、不足為憑。但寫作，特別是書齋寫作，很容易被詬病缺失貼切坐標，缺乏時代感。生活汁水豐盈充沛，中國社會的變革變化如此複雜，中國人的活法、做法和想法為什麼不能通過細節、形象和行為，與文字構成密切聯繫？文學能不能為時代塑形？如何重建文學與生活的邏輯？
一是重建文字的責任並有效打撈生活素材。隨物賦形，「藝術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體驗、把我們與同伴的接觸延展到我們個人機遇以外的一種模式」④。生活是文學的素材，真實的生活寫出虛構的印象，這是敗筆；虛構的生活寫出真實的情趣，這是藝術。作家這個群體的內在素養，決定文學的最後呈現。解鈴還須繫鈴人，溝通創作主體也即作家的共識是首要的。
當代中國作家的構成，包括職業作家和非職業兩部分。非職業作家是潛在的巨大，但因為是潛在，定性分析較難，所以此處略去不說。職業作家是文學寫作的主力軍，問題是許多作家進入職業化寫作狀態後，特別是隨著經濟收入穩定好轉，作家的生活半徑越來越小，直接生活經驗往往成為負數，對於生活的感知力、理解力減弱。對作家群體用力，這個用力，不是哄，不是捧，不是打，不是罵，而是努力培養作家為歷史和時代塑形的雄心。中國文學與歷史的關係密切，從先秦到唐宋史傳之風尤盛，《左傳》《史記》《戰國策》都是傑出之作。明清四大小說除了《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都有明確的現實關切和歷史書寫。這種書寫傳統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獲得充分的光大。今天，重樹作家的寫作雄心，重建文學書寫的有效性，首先要重建文字的責任感和文學為歷史和英雄人物書寫的理想情懷。美國人羅蒂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二十世紀的美國左翼思想》里寫道，「講述民族的歷史與英雄故事，這是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任務。」寫作不是盲目的能力，寫作是有目的的能力。寫作能力不僅是辭藻華麗、故事圓熟，更有價值的是所指和能指關聯後產生的張力、意蘊和指向。與現實和歷史嚴重脫鉤的寫作，文本通常缺乏質感。
樹立雄心之際，客觀上還要提高打撈生活的能力。書寫能力下降的一個客觀原因是人們感知和打撈生活的能力下隆。作家要能穿透生活表象，直探其最純粹、最潔凈的本質，洞悉了，就能輕易找出最恰當的配對組合，只給讀者看必須看的東西，把那些多餘的全部扔掉，只留下有用的必要的敘事，因此，提高打撈生活的能力，要走好兩步：第一是看透，第二是剪輯。面對大量的碎片化的鮮活經驗，怎麼剪輯，其實是對作家的藝術修養以及敘事能力的全面考驗。剪輯掌控的是一種氛圍和情調的調度，要能發掘故事的味道和延展空間，從而和讀者對話。
二是重張和發展現實主義。作家的站位有賴於作家的自覺——自覺奔向高處和前方，但能不能奔到高處和前方，有賴於作家的寫作能力。
文字如何處理生活經驗？直面時代、正面強攻的現實主義寫作是有效方式之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文藝創作和文藝研究領域，現實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被廣泛徵用，併產生了大量經典作品，對包括中國文藝在內的整個世界文藝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遠的如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不說，以我國當代文學創作為例，研究一些共識度較高的經典作品，會發現一個共性：關注歷史和現實，關注人類社會實踐，通過對生活現場的觀察，了解和把握新事物、新規律、新問題，並通過藝術形象的提煉和塑造，努力真實、詳盡、準確地書寫這些人類社會的實踐和精神發展歷程。這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文藝從發生到發展，無論如何虛構變形，如何創新創造，文藝作品記錄和探索人類的精神和心靈的宗旨不變，文藝創作為時代歷史塑形的評價維度沒有改變，判斷一部作品的標準，最終要看能否作為現實的書寫文本進入歷史長河。
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現實主義被污名化，被等同於落後、保守、平庸，被等同於教條主義、歌德派、藝術品質低劣。當然，任何一種理論和方法都不是萬能的，現實主義與任何理論和方法一樣，有優勢，也有短板，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提倡文藝創作百花齊放、提倡創新理論和方法的原因。但是，這不等於不加分析地否認或者指責現實主義存在的科學性、合理性。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和創作態度，作為一種創作風格和創作方法，是經過大量的豐富的中外文藝實踐檢驗，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並符合人類認識和表達的內在需求，是有生命力的理論和方法。現實主義被污名化，既是缺乏對現實主義的客觀公正的認識，也是缺乏對文藝創作理論方法的深刻研究，這種表現已經對當前我國的文藝創作產生了極大傷害。
其實，現實主義寫法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方法論層面，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面向。現實主義被窄化，是指在當下的文藝實踐中，一方面，圍繞「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繁衍派生出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如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底層現實主義，等等；另一方面，現實主義的豐富性和多面向被遮蔽，特別是現實主義的最可貴的精神層面被忽視、被拋棄，現實主義只留下了創作風格或創作技巧這些相對技術化的層面，有些時候甚至連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或創作方法也被窄化為「寫實」或「白描」。現實主義被窄化，對現實主義是傷害，對文藝實踐也是傷害，它混淆了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混淆了文藝創作與實踐現場的關係，使文藝創作在許多具體的領域裹足不前。理論的困惑必然帶來實踐的困惑，比如在非虛構寫作或者說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寫作中，真實性原則和文學性寫作的關係怎麼處理一直模糊不清，成為問題。又比如在小說創作中，怎麼把握和處理現實生活中的美與丑、光明和黑暗的關係，也成為一個問題。
現實主義需要堅持，也需要發展。現實主義在實踐過程中，有兩個問題需要克服。一是要處理好局部真實與整體真實的關係；二是要處理好客觀真實和主觀想像的關係。對待現實，要堅持辯證法，有局部經驗，還要有全局觀，在呈現生活真實的同時，處理好局部和全局、光明和黑暗的關係，處理好文學性和真實性的關係，也即藝術想像和生活真實的關係。
【注釋】
①孫甘露等：《大家說收穫》，復旦大學出版2013年版。
②柏拉圖：《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盧梭：《社會契約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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