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是一種什麼體驗？
這是知乎上的一篇舊文，今年是畢業第三年，回想當年的心境，依然心有戚戚。實在應該每年都問一下自己，當年的初心，還在堅持嗎？（其實也是因為畢業以後動筆太少嗯）在自己的平台發一遍，作為破土的文章挺好，也是與自己和所有人共勉吧。
我有幸曾就讀於三所高校，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於我，人民大學像是雄心勃勃又難免急功近利的同齡人，那也是我只知進而不知退的歲月，長驅猛進卻最終鎩羽而歸，想抱怨卻無從抱怨，因為回首一看，假使有錯也皆出於己，母校何曾虧待。北京大學像是體貼入微且志同道合的知己，我在這裡結識的朋友大多具有我想像中那種由使命感而生髮的精神氣質，這樣的精神氣質為我重新定義了正義、自由、理想和勇氣，也重塑了我對自己的要求，使得北大註定成為一生都難以從心頭抹去的記號。而哥大則是個沉穩博大但不失赤子之心的長者，她為我提供了超出想像的知識、超出想像的尊重、超出想像的寬容、以及超出想像的率性。她和她背後的國家一樣多元而複雜，在現代史的維度內較我們要年長，無所顧忌的性格表明比我們的文明要年輕很多，而那份自信和包容又時刻彰顯著她的成熟。
在哥大，我讀的學位是MPA， Concentration 是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pecialization是East Asian Studies。課程很雜，經濟、金融、會計、統計都要學一些，很quant的學習內容基本上是配合美國大多數相關崗位對就業者的要求來的。這樣的訓練方式給了我們很大的安全感，因為有了基本的分析能力，掌握了基本的分析工具，感覺丟出去不大可能餓死。但我們都自知在這些領域不過初窺門徑而已，還遠未登堂入室。與其說這些課業讓我們變成了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不如說讓我們有了關注時代變化的敏感，互聯網和資本市場的勾勾連連不再是與我們這些非從業者毫不相關的身外之物。這大概是美國這些professional-oriented的學位最基本的培養目標吧。
體會比較深的倒是其他一些課。比如History of Modern China，聽西方學者建構中國近現代史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尤其在一些很微觀的層面，譬如去分析煤的產量與獲得同資本主義發展機會有何關係。時常覺得在西方長成的學者在近代史領域的比較研究比我們自己的視角似乎更valuefree一些，沒有必然性的羈絆，沒有哪個制度更加進步的成見，但其實李約瑟難題還是這些課程繞不開的話題。
更開眼的是另外一些課，比如Economic Development，比如Issuesin Rural Development。在這些課上才發現，原來有那麼多人付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去改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的生活。如果不是在這裡，我永遠想像不到美國年輕人對非洲問題有多麼狂熱，他們願意為了實地考察而學法語甚至localcommunity的某些特殊語言，爭先恐後地奔赴實地進行調研。他們去礦山、去疾病多發地帶，調研並試圖解決那兒的貧困、醫療、教育、人權等問題。RuralDevelopment那課上，只有我和一位韓國姑娘是沒有實地經驗的，一位20出頭的美國姑娘在撒哈拉以南跟隨一個NGO已進行了多年的灌溉實驗，聽她介紹她的經驗實在是佩服不已。
美國人是格外關注人道主義和全球治理的。紐約出現埃博拉病例的時候，我去聽了哥大Earth Institute的一場對社會開放的報告會。會上，科學家、媒體、政府官員、哥大學者以及在西非從事埃博拉防控的專業人員通過現場報告或skype的方式介紹了各自的工作。4個小時的報告，現場觀眾的耐心和熱情讓我驚訝，學者和在西非的專業人員的工作精神和專業水平更是讓我嘆為觀止。時值我們正在workshopdesign之際，之前學了很多stakeholder analysis, outcome mapping,data collection之類的技巧，我上課的時候對此嗤之以鼻，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必要專門在課上學。在會上才知道美國人真是讓這些東西在實地工作中發揮效用。一個20來歲的華裔姑娘，哥大生物和醫學雙碩士，當時在賴比瑞亞是一個community小項目負責人，她用幾分鐘時間簡潔明了地介紹了他們在當地如何與居民溝通、如何將病人送至醫療中心、如何說服居民處理病人屍體。當時我想，我大概太孤陋寡聞了，很少在國內見到能如此專業、高效地處理這樣事務的同齡人，當然大家也是難有這樣的機會。那次報告會之後，我產生了一種感覺：美國是世界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世界也是美國的。當然，這樣的角色代價大得很。
對於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美國人自己也是自信滿滿。金磚銀行成立之時，見到美國人對此表示樂觀，也有美國人認為，中國不過旨在輸出過剩產能而已，有人簽contract就好，對發展的關心度上遠不如其他國際組織。又譬如談到美元，有美國人會覺得想挑戰美元霸權可以，可得先找到另一種貨幣足以承擔美元如今的功能，目前哪裡找得到呢。對於中國，一位曾在菲律賓與離開中國後的晏陽初先生共事過的教授認為，在中國所有的方法最終都是中國方法，所有的模式最終都只能是中國模式。這些見聞讓我在回國後又聽到開發性金融、開放型經濟、包容性增長這些詞之後感慨良多。
最後講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關於哥大東亞系的初建，是我在哥大聽過的最喜歡的故事。百年前有一位在美華工叫丁龍，他在退休的時候向主人傾訴了自己的一個心愿，想把一生的積蓄捐獻給美國的大學以成立漢學系研究自己的祖國。丁龍的主人畢業於哥大法學院，他感動於僕人的理想，將丁龍的1.2萬美元捐款追加至27.5萬，並協助丁龍在母校哥大創立了全美第一個漢學系。這項事業也打動了慈禧，清政府將數千卷《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捐獻給了哥大漢學系。
第二個故事其實是哥大校長的一封信，依然發生在紐約出現埃博拉病例的時候。校長給大家寫信主要是安定大家的恐慌情緒，但在信的開頭和結尾是這麼兩段話：
「Dr. Spencer, an emergencydepartment physician at New York Presbyterian/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Center,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 humanitarian mission with Doctors WithoutBorders to one of the outbreak areas in Western Africa. We admire andappreciate all of those willing to do this vital and selfless public healthwork around the globe.
…
We must keep Dr. Spencer inour thoughts and wish him a full and speedy recovery, as we do the vulnerablepopulations he serves. 」
這兩個故事讓我覺得，有崇高理想和奉獻精神的人，無論他是什麼身份，無論他正遭遇什麼，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應當得到尊重。我是學政治學出身，在從東方走入西方時沒有熱切地擁抱這裡的制度，相反，我始終冥頑不靈地認為無論古今中西，政治中起作用的就是那麼些東西。哥大真正打動我的其實是上述的這些見聞和故事，這些關於知識、尊重、理想主義和人文關懷的故事。說這些是修辭也罷，美式政治正確也罷，來了就知道，真的很打動人。
Rosa寫於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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