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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3月9日上午10時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周小川：防風險和改革不是對立的

記者：在2017年很多人認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的有些慢了，大家認為這可能與防風險有關係，接下來2018年防風險仍然是金融領域的重頭，這會不會導致大家有這樣一種擔憂，防風險會導致金融改革與發展進入停滯，或者步伐放緩，請問周行長怎麼看？

周小川：大家也知道金融行業，特別是像銀行這一類機構本身就是管理風險的行業。因此，防風險如果防得好，這是這個行業發展以及它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一個重要的基礎。這個做得好的話，就能夠發展得好、能夠服務得好。因此，防風險、防危機也歷來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個人認為，防風險和改革不是對立的東西，而應該是一致的東西。大家也看到國際上正是由於有了風險、有了危機，才促進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們中國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讓我們認識到風險和不足，然後進行了改進。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因此我們說防風險是改革的一個部分，2017年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我們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總書記作了重要的講話和部署，此後成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些防範風險的動作都改進了監管，改進監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改進監管、減少風險的情況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說我們剛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幣國際化和市場准入的放開，這些都把監管和改革聯繫一起。

周小川：盡我們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匯率政策和制度選擇

香港商報新媒體記者：近期港元的匯率持續走弱，已經達到了有聯繫匯率以來的最低點。所以，我看到有聲音講，香港需要重新檢視聯繫匯率制度。1997年的時候，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維護聯繫匯率制度，我想知道的是央行到現在如何定位港元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聯繫匯率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周小川：香港是特別行政區，在財政貨幣這些問題上都是高度自治的，在香港回歸祖國整個過程中，在香港基本法立法的過程中，這些事都已經說明白了，我估計您作為香港的媒體比我更清楚。香港目前實行聯繫匯率制，聯繫的是美元。後來有一定的微調，擴大到了正負五分錢的浮動範圍，這些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己作出的選擇，走的是香港自己的決策程序，我們非常尊重這種政策選擇。同時我們也盡我們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匯率政策和制度選擇。

因為香港經濟還是和內地的聯繫最多，但是貨幣和美元聯繫比較緊，這中間會發生一些變化，這種變化應該說也都是在預期之中的，也不是超過預期的。這種選擇，說實在的，有時候你會看到優點，有時候會看到缺點，因為選擇很少，所以每項選擇都不可能說只要優點不要缺點，總是共生的。我們不會對香港財政、貨幣政策作出什麼評論或者提出什麼政策主張，而是說如果香港作出的選擇，我們一定高度尊重，同時配合好，在現有的體制下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做法，使得現有的體制能夠平穩的運行，儘可能的把可能存在的缺點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

周小川提示投資者：新的金融產品一定要學懂了再考慮用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類似於P2P和比特幣這樣的金融創新往往是起於微，但是發展蔓延十分迅速。我的問題是，我們未來考慮構建什麼樣的創新監管的體系或機制，來確保對這種金融活動萌芽早發現，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早的預防呢？謝謝。

周小川：應該說這也是最近出現的新課題，過去金融系統其實一直是跟科技創新配合得相當好，而且金融系統歷來是科技創新的一個非常忠實的擁護者和應用者。大家可以想像，從早期計算機開始出現，從早期所謂通信系統開始改建，從遠程通信的出現，計算機網路的出現，你在社會上看到金融行業不管是銀行、證券市場來講，都是計算機最大的買戶，也是互聯網非常大的使用者。金融系統很早也是所謂雲存儲的使用者，最早來講大規模存儲客戶數據都是在銀行系統發生的。我們金融交易所包括股票交易所在內的都是聯網通訊、高速計算、數據挖掘，都是最忠實的「雲算者」。

最近出現了一個情況，有一些技術發展比較快，跟常規不太一樣，另外科技應用直接導致他們創造新的金融產品，創造新的金融市場板塊，這種做法過去不多。新技術出來以後，他們去用，用的過程當中基本上還是把握住了應用的方向和範圍。現在是有一些新的，這個新的東西我們第一是表示要密切跟蹤，共同合作，再有是如果新的技術馬上就投入運用，成為新的金融產品或者新的金融交易市場的板塊，我們認為要慎重。按照現在的規則，你該申請的還要申請，該評估的還要評估，穩健以後再進行。同時我們特彆強調一條，就是消費者保護和投資者保護，你要注意這些東西它是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效應。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加強投資者教育或者消費者教育。要知道對於一些特別新的產品，大家都沒怎麼摸過，過去都不怎麼知道的，一定要學懂了再考慮去用，你要用的話，就自擔風險，要自己搞清楚，否則的話，也不是完全靠監管能夠管得住的。一方面監管要想辦法學習跟上新的形勢，另一方面有一些規則還是要堅持。最後還要加強對消費者、投資者的宣傳教育，樹立自我負責的態度。

周小川：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改革的最終目的

日本經濟新聞記者：從2016年的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加大對資本外流管制的力度，這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有所放緩，您怎樣看待未來中國的資本項目的開放進展？謝謝。

周小川：我個人並不認為說整個資本項目可兌換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改革的最終目的，它服務於什麼，還是服務於中國經濟和世界整個經濟更加融合、更加開放，實現開放型經濟。你既然是開放型經濟，貨幣的自由使用程度應該高，應該可兌換。但與此同時，你要防範風險，除了金融的風險，也要考慮到經濟中各種不同實體所面對的風險，還要考慮到要有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這一類內容。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也並不完善，所以有時候資本流動會起到副作用，會傷害某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像這些都必須考慮在內。因此這樣的一種改革開放的進程，應該說歷來都不是直線型的，它總是朝這個方向走，如果經濟中有一些問題的話，就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體的執行措施需要進行微調，這樣的話最終會有利於在這方面前進。

中國從90年代到現在，最早提出人民幣要變成一個可兌換的貨幣，我記得是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是1993年就提出來了。在這個過程之中，作為一個大國逐步開始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有最大的兩個曲折，不是說最近有什麼曲折，最大的兩個曲折，一個是亞洲金融風暴，一個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旦出問題，大家就會對政策進行評估，進行反思，進行適當的調整，以便總體上在這個方向上走的更紮實、更穩健，最終實現改革開放的目標。

易綱：我補充一句。資本可兌換是在穩步的推進，在資本項目下有兩個最重要的項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資，包括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FDI，一個方向是ODI。直接投資，我覺得真實貿易投資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個大的項，比如說組合投資，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我們國內股市、債市的開放和中國的居民將來可以在更大範圍內配置資產，配置它的組合投資。不管是直接投資，還是組合投資，在這兩個方面都會進一步的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這裡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還有一些數據透明度，還有一些比如說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的要求，這些都會穩步的推進。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到，我們國內市場現在也在變大，不管是股市還是債市還是其他的市場，將來也都要做雙向的開放。在做開放的同時，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控好風險，使我們的監管水平和開放的程度相適應，這樣就能夠在開放中防範好風險，使得中國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資者在中國市場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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