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遇羅克」君：比講奉獻更可貴的是說真話

公元2018年3月5日，又一個戊戌年春天裡的日子。

這一天，我所在的小城沒有陽光明媚，反而是陰雨連綿，但熱鬧非凡，因為是紀念「雷鋒」日。

一大早，我就認認真真，但又渾渾噩噩地開始營生著。瀏覽新聞，我看到無數個站在主席台上的人激情澎湃地和下面黑壓壓的人群講著話，說著同一樣的腔調，那就是號召學習某種精神。

學習雷鋒精神，這是好事，因為我們要學習無私奉獻，樂於幫助他人。

我們往往提倡的都是我們缺失的。而這其中，最為可貴的精神應該是追求真實、真理。因為只有一個真實的人，才有資格能被別人學習。

有一個朋友在網上和我說，「兄台，今天是遇羅克的被害日，你要不為他寫一點什麼」。

我說，我只是記得有這麼個人，但快忘記了。他就說，趁還記得，你還是寫一點吧，讓更多的人認識他，認識那段歷史。我說，歷史不一定是準確的，別人想告訴我們什麼歷史就會有什麼樣的歷史。他說，還是盡量寫點吧，總會有人知道的。

我已經不再年輕了，年輕的時候我很傻，現在不年輕的我很蠢。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盡說真話，不會說別人喜歡聽的話。

如果現在的年輕人問我遇羅克是誰？我就說他當年就是因為說了一些別人不喜歡聽的話，寫了一些文章被槍斃了。當年有思想的人就會有危險性。做人，要麼裝蠢，要麼裝傻。想混的好，就裝孫子，搖尾巴。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我們還這樣的活在世上，可有的人卻早早地看不到了。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里萬人歡呼，此時這裡舉行著一場審判。其中有名叫遇羅克的年輕犯人，他才28歲。他因思考而獲罪，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審判完畢後，被立即執行槍決。

青年詩人北島目睹了這場審判，他用詩記錄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黃帝子任姓之裔封於遇，左傳魯襄公救成至遇，即其地也，後以國為氏。國內現有遇姓人一萬多一點（含錯姓「迂」者）。

遇姓不常見，這如同在遇羅克那個年代裡，像他那樣的人也不常見。

遇羅克，1942年生於北京。他的父親遇崇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系，母親王秋琳也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創辦「理研鐵工廠」，後來均被劃成右派。

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遇羅克長期受歧視，雖然成績優異，但兩次被大學拒之門外。他先後當過農民、科技資料員、小學代課老師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由此揭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善於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意思，在「清官」、「貪官」、「罷官」、「奪權」上作起文章來了。按照他的邏輯，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等於麻痹人民，維持和延長統治階級的統治，是反面人物。而貪官激發階級矛盾，促使人民造反，農民起義又一直公認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所以貪官比清官更具有進步作用。

文章刊出以後，很多人對其觀點並不贊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駁的人卻寥寥無幾。那年24歲的遇羅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長達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駁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這篇長文被壓縮並改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發表在《文匯報》的一角。

在文章中，遇羅克批駁了姚文元對歷史和現實的曲解，明確地說：「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於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有些人開始顫抖，記恨遇羅克。

1966年底，遇羅克又因《出身論》一文，再次為某些人所不容。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視曾長期成為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依據階級成分被實際劃分為三六九等，影響其就業、升學、入黨、入團、參軍等幾乎所有與個人前途攸關的機會。

遇羅克尖銳地質疑：「『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圍繞出身問題，遇羅克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出身論》針對的是社會上流布極廣的封建血統論。遇羅克通過對當時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統論的荒謬本質。他尖銳地指出，堅持血統論的人「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

《出身論》於1967年1月18日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3萬份報紙在北京街頭被搶售一空，不得不臨時加印6萬份。《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上引發了轟動。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很多人爭相傳抄、議論，很多讀者從全國各地寫信給遇羅克，表達自己的感動之情。當時在街上有人議論：「這是反右以來最敢說話的文章了。」火車上只有這麼一份報，全車廂的人爭著看。

但誰都沒想到，遇羅克卻因為這篇文章走進了監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

1968年1月5日早晨，羅克像往常一樣，帶了一飯盒大米飯、炒白菜和一本書，上班去了,但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這一天，他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28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開放改革後，遇羅克的弟弟羅文、羅勉共同研製發明了超過國際水平的切割機「水刀」，為國家節約了大量外匯。多年後，他們這麼回憶這位哥哥。

父母都是右派的學生，在學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勢利眼的班主任開始把羅克的操行評定由往年的「優」改為「中」，像對其他父母遭到厄運的學生一樣，見到羅克也總是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他的口頭禪就是：「你們首先要和家庭劃清界限，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希么：「出身不好的學生就像有了裂紋的鑼，敲不成音了。」

羅克氣憤地說：「我就是面破鑼，也要敲一敲震震他們。」

遇羅克從小愛開玩笑，後來雖然總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時把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賽誰講的笑話能把大家逗樂了。有一次母親想念被教養的父親，心情不大好，遇羅克編了一個笑話講給媽媽聽：「我小的時候寫大字，家裡捨不得買紅模字，媽媽給我寫字，讓我透過薄紙拓。我總是得3分，不明白為什麼。有一天老師翻錯了頁，給媽媽寫的模字判了分，才給4分……」

1959年，遇羅克高中畢業，成績優秀，語文、數學都是最高分，還是因為出身落了榜。就連要求分數不高的地質專業學校，也不允許他進入。他抱著一線希望，在家又複習了一年，還是與上大學無緣。

父親被教養後，為了節省房租，羅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三間。遇羅克很希望自己有獨立的一間，於是住進家裡的小煤屋。他說，只要安個門就行了。母親不同意，裡面連個窗戶也沒有，又潮濕，擔心住在裡面會生病。

遇羅克的姐姐說：「不就是缺個窗戶嗎！」，於是拿把斧子就把牆裡刨出一個洞。後來，找來個木匠幫忙做了一張簡易的桌子和一個書架。從此遇羅克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裡讀書到後半夜。他借用魯迅為其阜成門宮門口舊居寢室命名的「雅號」，稱小煤屋為「老虎尾巴」。牆上掛有兩幅國畫，徐悲鴻的《駿馬》和《逆風》。另外，自己寫了一條「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橫幅貼在牆上。

「文革」越演越烈，慢慢地，報紙和電台廣播中，奇談怪論和顛倒黑白的東西越來越多，思想混亂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羅克的日記中，對它是這樣評價的：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矇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麼不正常，即可作為證明。

對於運動初期學生造了老師的反，羅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師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長地說：青少年的墮落難道與他們所受的教育不無關係嗎？聯想到給學生灌輸的東西，使學生只懂得鬥爭不懂得愛，整個教育界是有責任的。說是因果報應也不為過。

羅遇克在小煤屋裡寫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引發眾人思考後，父母心中也暗暗得意。他們不能說什麼，即使在自己家裡也一樣。為難的是：繼續反對吧，違心——羅克說出來的，正是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鼓勵吧，多年的經驗知道，這是在和洪水猛獸周旋，哪個父母能引導自己的孩子往火坑裡跳？他們深知，自己還不就是因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沒有像羅克張這麼大的嘴、說這麼多的話呀！

人的理智，很難戰勝感情。母親好幾次善意地提醒遇羅克別說了，要說也別那麼說了。但遇羅克沒有聽從。

1967年1、2月間，「聯合行動委員會」組建，簡稱「聯動」。它的成員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幹部子弟，這也是惟一的條件。它的前身，是紅衛兵東城、西城、海淀糾察隊的成員，也是搞打砸搶、殺人抄家的急先鋒。

羅克，就是在「聯動」正猖獗的時候，寫了一篇《「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他是第一個，也是惟一的通過公開發表文章的形式，系統地剖析了「聯動」的起因和特權階層的醜惡靈魂。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這樣說：

「我們誠心誠意地勸告那些受反動的惟出身論蒙蔽的小傢伙們，實在說，我們對你們的憐憫勝過對你們的憤恨和厭惡。當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在某些部門佔優勢的時候，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里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里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的習氣，辦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多麼危險，多麼危險！從泥坑中伸出你們的雙手來吧，革命的同志是不會見死不救的！」

遇羅克始終是這樣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個良心未泯的人。

「文革」初期，羅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學生，知道有的教師對羅克很不好，讓他提供這些教師的「罪狀」。他不願落井下石，斷然拒絕了。

有一次下雨，學校批鬥老師，讓他們在雨中淋著。遇羅克問學生：「你們沒想去給他們打打傘嗎？」學生們奇怪地問：「難道你不恨他們？」遇羅克說：「想起有些人身為教師卻具備勢利眼的惡習，確實可恨，但他們畢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遇羅克向許多人推薦《孫中山選集》。有些人對選集上醒目的題字「博愛」有些陌生，一時不能理解，他說：「看看現在發明的慘無人道的刑法，看看對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難道不是正需要補上這一課嗎？」

被捕後，遇羅克被關在「死刑號」里。

其中有個「囚友」名叫張郎郎，他是我國著名美術設計家、共和國國徽設計者張仃之子。1968年，他因為組織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以「現行反革命」罪名入獄，9年後釋放。

張郎郎問他，你為一篇文章栽進來，值不值？他說值，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屬於弱勢群體，沒人能發出聲音來，現在有這個機會那我就喊得聲大點，喊得聲大肯定會付出代價，付出什麼代價我都值了。

張郎郎回憶，遇羅克整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辯證法，特別正統，覺得馬列主義沒有錯，而且這個真理是對的。張試圖給他講存在主義，他不要聽，他說你們就是吃飽了沒事幹，胡思亂想。

張郎郎回憶，那時候，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遇羅克跟他說，上面內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當時認為像陳、周如果哪天佔上風，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為他跟別的犯人不一樣，他沒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個思想罪，所以他抱有幻想。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遇羅克、張郎郎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並不是就地槍決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眾。

張郎郎說他那時候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很痛苦。當進「死刑號」的時候，就像老鼠碰見蛇，跑都不會跑了，腦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羅克聽見有新犯人進來，就摁按鈕，找獄警。獄警問什麼事，遇羅克就大聲說：「我們上一批的人他們都見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個人，因為我有重大問題要交代，怎麼也不找我審訊啊？」實際上他用這個方法告訴別人，來到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個人活下來，而且他之所以沒槍斃是因為他有重大問題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監獄裡讓犯人們提前起床，這是因為要槍斃人。有人過來就叫名字，叫誰誰出去。那天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沒有叫張郎郎和另一個同伴，但遇羅克被叫到了。

1978年冬天，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找到《光明日報》，希望幫助為遇羅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判決，宣判遇羅克無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一文後，全國紛紛刊載關於遇羅克的文章。

遇羅克並未獲得烈士稱號，歸還給遇羅克父母的，是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的序言中，學者徐友漁把思想者分成兩類：一種人提出複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澀的理論；另一種人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是後者的代表，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是生命。

有人說，真正要了解遇羅克，應該分析他的人和思想，還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出身論》的現實意義是它對於貴族血統的一種反諷，影響大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上千萬上億的人被壓抑，這個東西讓他們覺得說出了心裡話。

另外，當時遇羅克也承認他那篇文章並不是理論上特別完美的，說他他出去還要繼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那個時代的人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就想追尋真理。

48年間恍如一指尖，竊以為，以血統、出身來決定社會地位這是免不了的，這也是個永恆的現象。遇羅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想把它倒過來，這個想像，在任何社會中都實現不了。

現在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些人想讓遺忘他，有些人想記起他。只有把他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人們才能記住他。

「中國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這是遇羅克經常熟讀的一句句子，作者是魯迅。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48年過去了，遇羅克用生命談了「出身」，竊現在卻不敢喜。現在面上我們都談的是信仰和初心，但其實私底下談的是金錢和權欲，沒人在意你說的是假話。這些都和出身一樣。似乎，一切都沒有變過。

嗚呼，我也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遇羅克君。

END

原創不易，點贊是美意，轉發是大愛，讚賞是支持。還請您輕動貴手，點一下末尾的廣告，然後關閉即可。

以下是往期文章，點擊可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