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江南城鎮的市政建設及其局限

原標題：民國江南城鎮的市政建設及其局限

《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一、引言

在民國時期人們意象中的江南, 仍以太湖平原為中心, 範圍不出環太湖的蘇州、太倉、松江、常州、鎮江、湖州、嘉興、杭州地區, 與明清時代的江南核心概念相仿。譬如, 有人指出, 民國時期南京、上海、蘇州、無錫、鎮江等城市都屬「江南」的概念範圍, 是長江下游的一個核心地域, 與北方的黃河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相對。所以「江南」就成了「一個多重性格的流域」, 即從經濟上看, 「江南是一個都市線」;從人文的觀點上看, 「江南是物質文明最高度的區域」;從政治上看, 「江南是現在政治機構的中樞」。這也是江南給時人的一種基本感覺。

江南地區交通發達, 人口稠密, 經濟、文化都較昌盛, 農村工人的工資也較高。江南人的生活, 確實有讓外人艷羨的地方。當時有人論道:「世界動向不管是在巴黎或是在英倫, 只要發生了能夠波到中國來, 江南人的生活, 馬上就有了一個適應:而且他們的適應, 是具著創造的模仿, 造成獨立一格的風尚, 從思想, 學術, 工作, 物質的建設, 私生活的愛美, 各方面里, 都在給內地人們, 一個莫大的興奮與刺激, 所以江南人民一部份的生活, 是緊張的, 進步的, 新陳代謝的, 而能夠影響成中國全社會的新動向。」

近代化或現代化, 可以作為觀照近世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研究取向。城鎮發展就是其中值得探討的一個重要層面, 特別是沿海的若干大城市, 與內地相比, 自晚清以降, 大多興盛不衰。其工業經濟、城市規模、制度建設與生活水準等, 往往可以成為推定城市發展或者社會發展近代化程度的指示。從近百年來的城鎮發展來看, 工業化與現代化堪稱歷史的總趨勢, 現代生產力對於整個東亞世界面貌的改變有著巨大的力量。

可是, 在現代化變革開始劇烈起來的江南地區, 仍存在各種各樣的局限, 地區差異明顯。1923年, 梁實秋 (時名梁治華) 南遊至浙江的小城嘉善, 看到城中衛生的不良後曾撰文指出:這裡似乎有「絲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徵」:「二條街道, 雖然窄小簡陋, 但是我走到街上心裡卻很泰然自若, 因為我知道我身後沒有汽車電車等等殺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 疏疏的住房, 雖然是很像中古世紀的遺型, 在現代未免是太無進步。」同年, 梁啟超在其所作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 表示中國內部的社會變化「誠然是進化了」, 但在這五十年當中, 與美國、日本、德國等比, 又是「慚愧無地」, 差距太過明顯。

上述二梁的言論, 十分清楚地揭示出彼時中國「現代化」的一些狀態, 既有大城市與小城鎮的發展區別, 也有中國與外國的發展差異, 現代化在中國當然仍有其局限性。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江南地區, 同樣存在著很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這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中還缺少系統的分析。

從宏觀上看, 江南在唐宋以後是整個中國在經濟、文化上最為繁榮的地區, 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都較有代表性, 是一個地方行政較為成熟、行政實踐又較為複雜的地區。除了社會經濟與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 江南的「政治」意義也很重要。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管理與城鎮建設, 到民國年間才真正開始。市政建設的具體內容, 除公共交通道路、橋樑、駁岸、下水道的建設外, 還應涉及路燈、供水、環境綠化、清潔管理等公用事業。市政雖千頭萬緒, 設施宏廣, 但其主要目標就在經濟、交通、衛生與美觀這四大方面, 集中地體現於道路建設、飲用水與排水、衛生清潔、夜間照明四大方面。由於以往的相關研究中, 對民國時期江南城鎮的發展變化態勢以及民眾生活常態, 尚無集中系統的論述, 本文擬作初步的探討, 以期呈現出江南城鎮現代化進程中的若干存在形態。

二、城鎮道路建設的展開

比較而言, 除上海的租界外, 南京城在道路建設方面應當是最好的。南京最初是一般的省會, 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駐地, 市政建設就比較可觀。特別是街道馬路, 建設比較成熟。例如, 南京市政府所開闢的中山路, 自下關江邊起, 經過挹江門、保泰街、新街諸地方, 直達中山陵, 全長11公里強, 路寬有40米, 並細分快車道、慢車道、行人道、憩息道;而道與道之間, 種有蔭道樹, 平坦而美觀。此外還有中央路 (舊名子午線路) , 也是一條直線, 縱貫南京城, 南連中山路, 北達中央門。

但是大多數的江南城鎮, 在民國時期並無這樣先進的「市政」可言, 道路建設相對簡陋。

譬如在常熟縣, 民國年間曾對城內的部分路段有過拓寬翻修的工作, 在原有的碎石或石板結構道路外, 建有新式的彈石路, 即「冠雲路」;開闢了南新路;為方便汽車通行城內興建的南北幹道, 即從南門洙草浜起, 經過總馬橋大街、翼京門、南門大街、縣南街、縣后街、北市心、西弄、旱北門大街, 直達鎮江門口, 道路寬達10米;而汪偽時期修建的城區東西幹道, 即從賓湯門起, 經過東門大街、方橋, 折向衢橋至紫金街口, 道路亦寬達10米。至此, 南北與東西兩大幹道開始貫通, 形成了全長4000多米的城區幹道線。至於橋樑, 民國年間城內尚有近百座, 多數為石拱、條石式石板結構, 沒有大的變化。城內市河的兩邊, 大都有石駁護岸。

在青浦, 1949年前縣城內眾多河道上的橋樑, 大多系石橋、木橋, 年久失修;下轄的朱家角鎮符合江南市鎮一般的樣態, 街道迂迴曲折, 街面狹窄, 多數為石條。縣城在民國年間除新開艮辰門外, 沒有較大規模的整修工作。城鎮排污比較傳統, 地下排水管道是磚砌的明溝, 污水直接流入市河, 對水質頗有影響;而每逢集市或雨天, 狹窄的街道更是擁塞, 泥水橫流。

嘉興城內的街道, 大多是石板路。由於填得不平, 不僅黃包車經過時會發出聲音, 下雨天走在上面還會濺一身泥水。這種情景, 在其他城鎮中亦屬常見。

在桐鄉縣, 城鎮內的主要街道都是石板鋪設, 而鄉鎮之間的交通則為泥路小道。城內街道寬的不過3米, 長短不等, 布局不一。縣城以縣署為中心, 前後左右大街呈方形布局;烏青鎮東南西北四條大街沿河呈十字形;濮院鎮街道布局方正, 街道首尾相接, 素稱棋盤街。崇德縣城街少弄多, 有「七十二條半弄」之說。石門、洲泉、屠甸等鎮的主要街道, 多依河延伸。鎮的房舍沿河而築, 多為木結構平房;作坊規模小, 公共設施極少。在抗戰期間, 這些城鎮街道很多遭受戰火的嚴重破壞。總體而言, 到1949年, 城鎮房舍以陳舊破敗者居多。

江南大鎮盛澤, 鎮區的街里曾多有建設, 情況似較一般市鎮為好。在1928年時, 里人仲少梅出資建造了民房數百間, 形成的街道就稱西新街;不久, 沈之萬在鎮南郊建造自己的住宅, 同時也築了部分民房, 形成的街坊後人就稱沈新街。1931年至1935年, 區公所募集經費僱工建造馬家弄北口至蘇嘉公路的便道, 路寬為4米, 都是砂石路面;1939年, 日軍為軍事需要, 修築了五龍路, 路寬有6米, 也是砂石路面。經過這樣的改造, 鎮區面積已較清末稍有擴大。不過到1940年代, 據統計鎮區面積仍僅有0.6平方公里。街道多形狹窄, 但弄堂眾多, 與崇德縣城一樣, 當時也有「七十二條半弄堂」之說。而跨越鎮區河道的橋樑都是石橋, 房屋均系磚木結構, 樓房大抵不超過兩層。

在乍浦鎮內, 街巷道路都是鋪以碎石。光緒十二年所修《平湖縣誌》記載, 那時的乍浦城內有街、路、弄87條。到1937年抗戰爆發, 南外大街被縱火焚燒商鋪達200多間, 道路破壞嚴重;戰後的1946年, 平湖縣建設科撥米200石, 並由鎮上各商店按所佔鋪面集資, 每鋪面收白米1.5石, 空地則減半, 先後分段用條石、塊石修築, 將此街更名「中正路」;次年又對復興路 (後名上新街) 鋪以塊石路面。1948年還在拓寬水陸財神廟南首連接蕭山街處而北經滬杭公路至南河灘郭家地的路段, 也鋪以塊石, 道路建設因而多有改觀。

但必須指出, 絕大多數江南市鎮在抗戰期間深受兵燹之災, 破壞嚴重, 戰後得以恢復的並不多。像幾經戰亂後的長安鎮, 從原來興盛期的13條街、72條弄堂, 就剩下幾條街道了;而且路面狹窄不平, 里弄簡陋陳舊。再如, 在上海北部的江灣鎮, 市街都鋪以石片, 比較平坦, 路面卻比較狹窄。1921年開始拆廢巷柵, 收進沿石, 填平溝坎, 將石橋次第改平後, 使交通往來較以往方便一些。寶山縣的真如鎮, 在1928年併入上海特別市, 但當時的市政建設情況並不樂觀。鎮區的主要交通道路, 有交通路、車站路、三民路、東官路、西官路、南官路、北官路、新村路、梨園浜路、天妃宮路、蔡橋路、陳巷路、東廟路、管衖路、虯江路、龍聚庵路、王家灣路、趙家角路、橫浜路、嚴家灣路、金家橋路、西界浜路、趙浦路、橫港路、錢家宅路、潘家巷路、廠頭路、顧巷橋路、章村路、北章村路、梅園路、盛家厙路、太平橋路、王民港路與陸園路。據當時的調查, 這些道路除新村路是「未輔煤屑, 故每逢天雨, 泥濘難行」外, 不是「雨量過多, 則路面松坼, 車輪陷落, 行駛不便」, 就是「每逢天雨, 泥濘難行」, 道路建設依然十分簡陋。

總體上, 江南城鎮在民國年間的市政道路建設基本是在原來的基礎上, 有所改善或發展, 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心都市 (如上海) , 變化顯著, 體現出現代國家建立後城市生活與管理的新風貌。

三、供水和排水的傳統性

當然, 道路系統主要體現於城鎮的外部景觀, 內部較大的改良, 是在一些核心城市中的有限部分出現了現代化的供排水系統。在理想的層面, 這對市政建設與城鎮生活而言, 品質上有較大的提高。實際上, 江南大部分城鎮的供水與排水方面, 差異較大, 一般都保持著比較原始的狀態, 整體上較傳統時代並無實質性的大改進。

供水方面主要是指民生用水, 在民國年間的江南普通城鎮中, 幾乎與農村一樣, 直接使用的基本為河水或井水, 現代意義上的自來水極少甚至完全沒有。

例如, 在常熟城內, 民眾都以淺井水及河水作為生活用水。到1930年時, 慧日寺內建了一口自流井, 可供居民使用。這樣的自流井至1949年, 在城內共有50口。至於自來水, 常熟縣城晚至1965年才展開鋪設, 現代化進程顯得頗晚。

崑山城市居民的主要飲用水, 也是井水與河水。至於附近人煙稠密的太倉城內, 日常生活用水同樣以井水、河水為主。

在桐鄉, 與其他地方一樣, 居民習慣飲用河水, 家中一般常備水缸蓄水, 或用明礬沉澱消毒, 也有人工開井取水的, 但多散見於大的寺、廟、庵、觀及大戶富室人家。公用的水井也有設於城中的街前弄口, 可惜數量極少。

作為著名的都會之地、旅遊名勝的杭州城內, 居民以飲用河水為主、井水食用不多, 但因河水比較混濁, 浙江省政府為清潔飲料、顧全公益, 到1928年四月間, 商議籌辦杭州市自來水, 民生用水的現代化較一般城鎮早得多。

至於市鎮, 供排水的情況也有許多差異。在清末的盛澤鎮上, 花園街、善嘉橋、斜橋附近都曾有「義井」 (即公井) 。1926年秋, 培元公所出資在牧童灣建了一口自流井。到1935年, 區公所在填平茭白盪時又開了兩口公井。

乍浦鎮在1929年時, 因上海天主教會在里蒲山建成教堂, 用水不便, 就設置抽水設備, 引外山河水上山飲用, 創了平湖縣地區「自來水」之始。

上海市邊上的真如鎮, 後來劃作上海市的一個區後, 完全沒有上水道的鋪設, 民眾日常用水就全賴自然河流;而即使有自挖的井水, 但井深不過2米左右, 水質很差, 很不衛生, 易引發腸胃疾病。

1936年初, 松江城東嶽廟內建成了一口自流井, 附近居民開始用上了所謂的「自來水」。

而在浦東的北蔡鎮, 因受沿海潮汐的影響, 河流水並不適宜直接飲用, 當地民眾的日常飲水都習慣用水缸蓄水, 或者以明礬沉澱簡單消毒。

顯然, 相對眾多的城鎮、巨量的民戶, 自來水的設置及利用, 實在是寥寥無幾, 而排泄污水的暗溝之建設就更差了。城鎮中的所謂陰溝, 「大都構造不良, 污水四溢」。江南城鎮中的排水系統, 一般使用磚砌的淺狹陰溝, 將污水直接排入河中;這些排水溝常因年久失修, 容易因淤泥堵塞, 造成排泄不暢。

例如, 在青浦縣的城鎮地方, 排污比較傳統, 地下排水管道是磚砌的明溝, 污水直接流入市河, 對水質頗有影響;而每逢集市或雨天, 狹窄的街道更是擁塞, 泥水橫流。桐鄉縣城鎮街道的兩側同樣是用石塊砌成陰溝, 一般深寬一尺余, 將街上污水直接排入河浜。因陰溝淺窄, 容易淤塞, 排污能力很弱, 暴雨時期常常是污水溢滿街面。常熟城區的排水, 主要依賴街巷兩側磚砌溝渠與石板街下的方渠, 流入市河, 再向城外排流。而且下水道的不規則, 常會失疏堵塞, 使大雨時期的積水不及流泄。1929年, 城內的部分街道在修築路面時, 開始將下水道砌在道路中間, 兩側開設陰溝, 貫通街中向市河流泄。在建設南北幹道時, 街道中的磚砌方渠被改埋300毫米直徑的水泥管, 同時構築窨井, 建立匯水區域和多渠道的出水口, 形成了城區南北幹道雨污水合流的排水網。平湖縣乍浦鎮上的街弄, 也是用條石鋪就, 下用塊石砌成陰溝, 流通市河。嘉善縣西塘鎮的排水系統是雨污合流制式。主要街道的條石板路下面, 用磚石砌成陰溝, 居民住宅也都是些老式磚式陰溝, 生活污水和降水混合在一起就近排入河中。這種形制在江南城鎮中是極普遍的。

散佈於城鎮中的河流, 既容納了污水, 也承擔著民生用水與舟船運輸的作用, 長期積污自然會帶來新的問題。在真如鎮地區, 淤塞的河道就佔到十分之六七, 對灌溉、運輸等頗有影響。河道的疏浚需要大量的經費, 卻非政府的城鎮市政建設資金所能承擔, 往往要依賴民間工商業界的支持。1914年西塘鎮市河的浚治工程資金, 就是由鎮上266戶商家捐助的。

就上述各城鎮的一般情形來看, 民生用水比較傳統, 倘有變化, 那也晚至1920年代末期, 都有蓄水習慣或使用明礬簡單消毒後飲食的方式, 但自來水之普及程度極低。

四、衛生與清潔的問題

在市容衛生與環境清潔方面, 最值得重視的就在道路清潔與人糞便的處理層面。這些在民國時期曾由官方出面整頓, 最初是由警察局或警察所具體負責, 可是由於經費並無穩定的來源, 後來仍多由城鎮公所或商會承擔。

例如在桐鄉縣, 街道清理工作由僱用的清道夫來完成。當然在行政安排上, 這種環衛事務是歸警察局、所管理的, 在縣城曾配有衛生警察2-3人, 指定相關巡長 (警員) 負責衛生稽核工作。管理經費最初由民間捐助, 後來由鎮商會承擔。到1925年, 青鎮 (今烏鎮) 創設了清道局, 沿街設置垃圾桶、僱用清道夫每日掃除街道垃圾。從1946年起, 所有的環衛事務就由當地鎮公所來管理, 業務上則隸屬衛生院。

再如常熟縣, 在民國年間曾建有清潔隊, 僱用清道夫清掃街路、裝運垃圾。而海鹽縣在「公眾衛生」方面, 曾有一番大的整頓, 要求由警察所每天派警力檢查食品、河道、水井, 並派清道夫清除道路垃圾穢物;另外對廁所進行統一消毒。

在江南小鎮中, 清道工作也經歷了類似上述這樣的變化。其中, 1911年時的雙林鎮, 早已成立了「公益清潔所」, 負責鎮上街道的整修、清掃、路燈管理等事務, 似乎在管理上顯得好一些。這類工作後來都被劃歸警察的工作範圍。當然後來也有所變化。像盛澤鎮, 道路清掃的工作起初按制度設計是由警所管理, 後來由民間發起, 分區組織清道會, 集資僱人分段打掃, 以期以社會力量來促進公共衛生事業。

比較而言, 城鎮衛生方面最突出而集中的問題, 還在於人糞便的處理。

1949年前, 嘉興居民的糞便, 主要是由「糞老闆」聯合組成的「嘉興肥壅公司」把持處理, 將分布在城區的六個街道糞便進行劃分, 僱用一批民工和鄉村農工, 在各居民點設糞坑為公廁, 由僱工按戶清倒居民糞便, 報酬是草紙二刀。在嘉興縣城小西門道前街, 原有一處小洋房, 即「陸家洋房」, 就是當時一位陸姓的「糞霸頭」居住的別墅。

嘉善縣西塘鎮在1949年前只有3個私營糞行, 但附設有不少糞窖、糞船, 雇有少數人員專事鎮上倒馬桶的工作。

其實, 處理城鎮糞便的工作中是存在利益訴求的。對城鎮而言, 它自然是廢棄物, 但在鄉間的農業生產中, 它就是重要的肥料。在桐鄉 (梧桐鎮) 、崇德 (崇福鎮) 兩縣, 城郊就有不少農民在城內爭設私廁, 獲取大量人糞肥。然而這些私廁極為簡陋, 大多為糞缸、尿甏, 半掩半露, 衛生條件很差。條件稍好的公共廁所, 則是少而簡陋, 且屬男女混用。另外, 城鎮內主要街道上定點存放的垃圾桶也極少。據1945年的統計, 桐鄉縣城只有23隻, 崇德縣城有30隻。

再如, 常熟城內的主幹街道都沒有公共廁所, 僅在巷口有私廁和糞坑2000多隻, 糞便則由「糞頭」壟斷, 運銷農村。這種「糞頭」到1952年才被取締。 (46)

在奉賢縣, 據1934年衛生工作者的調查, 因無人整頓, 坑廁甚多, 「即最繁華之市中, 必有甚污穢之廁所, 不雲五步一廁, 十步一坑, 然亦屬不少」。

到1949年, 盛澤鎮還有公共廁所16處, 都是「壅業者」所建, 下有職員24人, 工人共計57人, 負責處理公廁的糞便。

上海近郊的真如鎮上, 坑廁頗多, 有的還在市街要道, 據不完全統計在街道兩旁的有105隻坑廁。這些坑廁在夏令時節, 「穢氣薰蒸, 蠅蚋叢集」。鎮人的衛生觀念同樣表現得相對淡漠。

在江南城鎮中, 確實長期存在著糞便收集與販賣的「壅業者」, 成為了城鎮與農村之間人糞肥交易的一個中間經營者, 有著比較固定的經營隊伍。在盛澤鎮, 據1949年的統計, 全鎮還有雍業者16戶, 職員24名、工人57名。這些組織為城鎮的衛生清理工作起著長期的維持作用。但是不少市鎮或集鎮的衛生管理常處於荒怠狀態。在北蔡地區, 除北蔡、御界橋兩個集鎮外, 其他都是村落。公共環境衛生市政當局無人過問, 集鎮街道的清掃是由各商家自行打掃保持整潔;村落的情況更糟, 田間的池塘、路邊的雜草、屋房的糞缸、田野的浮厝, 都是滋生蚊蠅、傳播疾病的主要根源。在1943年秋天, 邱家木橋一帶, 先後患霍亂的有7人, 最後全部喪生, 致使當地人心惶惶。

五、夜間照明的局限

在生產與生活中, 照明問題也十分重要, 而且關乎夜間的治安。當然, 城鎮的夜間照明, 除大城市外, 一般都缺少電燈的裝設, 即使有也是少而簡陋。

但提供照明的工廠或公司, 在江南地區已經不少, 不過各城市的電燈廠 (公司) 的設立有些參差不齊, 主要有上海電光公司 (英商, 1882) 、奉賢大照電燈公司 (1902) 、上海華商電燈公司 (1904) 、鎮江大照電燈公司 (1905) 、蘇州生生電燈公司 (1907) 、金陵電燈廠 (1909, 次年開辦) 、南通唐閘市電燈 (大生紗廠辦, 1912) 、揚州振明電燈公司 (1913) 、常州振興電燈公司 (1913) 、崑山電燈公司 (1915) 、南通通明電燈公司 (1915) 、松江電燈公司 (1915) 、徐州電燈公司 (1915, 試辦) 、無錫電燈公司 (1916) 、六合電燈公司 (1916) 、溧陽電燈公司 (1916) 、江陰電燈公司 (1918) 、崇明東明電燈公司 (1921) 、高郵電燈廠 (1921) 、川沙大川電燈公司 (1922) 。這些新式的電燈廠, 多數集中於太湖周邊地域。但在初設時期, 電燈用戶較少, 使用者多集中於城區, 普及率不高。各城市間的使用有著明顯的差異, 可以呈現出各地的現代化進程、經濟力量強弱的若干面相。

在上海, 早在光緒八年 (1882年) 7月26日, 上海電氣公司已開始供電, 首批啟用的15盞弧光燈安裝在商店、飯店、公園等顯眼的地方 (具體包括南京路美記鐘錶行2盞、招商局碼頭4盞、札查飯店4盞、外灘公園內外3盞與電氣公司自用2盞) , 便於公眾觀賞。7月28日, 《北華捷報》將電燈首次在上海作為照明使用的新聞作了報道, 並指出「這種新燈具推廣到居民家裡使用或許還要有一段時間, 但可以肯定, 推廣這項革新只是個時間問題。這種具有微熱的、十分明亮的光源是一種十分重大的發明, 而至今還未在最大程度上加以利用。」但有意思的是, 在9月30日的《申報》上發出了一則新聞, 叫做《禁止電燈》:「本埠點用電燈, 經道憲邵觀察札飭英會審員陳太守, 查明中國商人, 點用者共有幾家, 稟候核辦。茲悉太守已飭差協同地保, 按戶知照。禁止電燈, 以免不測。聞各鋪戶亦以電燈不適於用, 故皆遵諭雲。」這在民國時期的人們看來, 著實有趣, 反映出與西洋文明接觸時中國人對新事物的驚奇與疑慮。這些都可表明, 上海電燈的使用較其他許多城市要早得多, 當然與其他城鎮一樣, 這種新式照明用具的普及至一般居民家中使用, 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民國三年 (1914年) , 華亭縣改名松江縣, 城內街巷開設改裝街燈, 新式電燈開始照亮了這座古城。

常熟縣雖然早在清末民初, 已在縣城內的街巷設置了路燈, 由士紳與商戶出資, 僱傭專人每天黃昏時分到巷門口和少數要道轉角處懸掛燈籠照明, 後來就改用煤油風燈, 但都不是現代化的電燈。電燈的真正使用要晚到1920年, 常熟電氣公司擴大規模, 在主要街道安裝了近百盞25瓦的照明電燈, 並由專人分路段掌管, 定時開關, 每天至夜半11時左右熄燈。1929年路燈專線的改造成功, 可以使電氣公司安裝總開關, 統一控制掌燈時間了。

江南普通縣城的電燈照明, 與常熟縣的情況相差不會太大, 可是當中的差異仍是明顯的。像在溧陽縣城, 市街上的電燈設備, 就遠不如鄰近的宜興縣。

就一般而言, 從晚清以來, 汽油燈的廣泛使用使得夜市的經常化成為可能。在臨平、塘棲等鎮上, 都有汽燈行, 專門出租汽油燈, 以供上架、大戶照明之用。安溪上纖埠每當夜幕降臨後, 無數汽油燈照亮了西塘河水和兩岸的商業街道, 一直延續到晚上十點, 成為當地第一大特色景觀。從1919年起, 餘杭、塘棲、瓶窯、閑林、喬司等電廠相繼建成供電, 在1931年以後, 艮山電廠輸電到了餘杭鎮、瓶窯電廠輸電到安溪鎮、閘口電廠輸電到三墩鎮。從此, 電燈逐漸成為餘杭各市鎮夜市照明的基本手段, 推動了餘杭夜市的迅速發展。塘棲在每年清明前後的香市期間, 因外來人口劇增, 商業繁盛, 電廠就通宵發電, 供應商家照明。

盛澤鎮首家電廠由張志毅在1915年創辦於西盪口, 次年開始發電使用。當時裝有電燈800多盞, 每晚5時至12時供電。但在1918年因虧損停辦。後由仲少梅等人在登椿橋南堍集資繼辦, 建成復新電燈公司, 次年開機發電, 以供日常照明, 可惜由於機力不足, 燈光時明時滅。

乍浦鎮在清末民初也無電力工業, 照明比較傳統, 主要依靠各式油燈或蠟燭。後由當地徐、王、陳等姓大戶出資, 在北灘街、總管弄、竹巷弄及主要大街, 每隔40—50米立桿懸燈, 以為公共照明。1920年2月, 紳士徐眉軒等人發起, 在鎮上的西巷彎盪北側建立乍浦電氣有限公司, 直到1925年冬才開始發電, 全鎮裝燈的當時已有155戶。不過到1943年, 這個電氣公司因戰爭的影響就關閉了。

在上海市區中, 路燈的建設已相當普及。即便非租界地區, 路燈設置也很多。在熱鬧街道以及與租界毗連各路, 照明的日常化讓人「更覺光明」。這一方面便利了行人, 另一方面自然也有助於治安。

作為核心城市的上海城, 市政建設在江南城市中是最先進的, 具有獨特性, 其發展與變遷可以揭示彼時中國城市化的變遷與「現代化」的程度。

六、上海市政建設的進程

上海在當時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大都市相比, 都是不遜色的。新的「市政工程」, 早在晚清就已發動, 完全是因租界的發展與管理之需求而起。可以說, 近代上海的城市管理, 也是上海自1843年對外開埠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 是「舶來品」。

上海馬路的養護, 以公共租界最講究, 特別是蘇州河以南的四川路及南京路堪稱最完全, 全路段都用鐵梨木平鋪。常州人姚公鶴曾說, 常在南京路上可以看到身穿紅布馬褂、手操箕帚的清道夫, 從事清掃工作。租界內其他的馬路相對普通一些, 可分兩種:一是以沙與石子拌和平鋪的, 即俗稱的「馬路」;二是以碎石大小疊砌的, 稱作「石路」。

上海的工部局工務處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 早在1843年由道路碼頭委員會建立, 主要職責是監督公共租界以及周邊所有屬於工部局的市政工程, 具體涉及道路、排水、橋樑、棧橋、小河 (除了蘇州河) 、公共建築、公園、露天場所、測量工作和新樓建造過程的監管。

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中, 上海在市政方面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程。詳參下表1。

表1 二十世紀初上海重要的市政工程統計 下載原表上海特別市成立之後, 比較重視編製各類法令。在市政管理方面, 據統計, 從1927年至1928年一年間, 就制定並公布了有關上海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衛生、文化娛樂等方面的203項法規, 具體涉及總務 (市府) 12項、財政27項、工務7項、公安34項、衛生25項、公用34項、教育26項、土地8項、農工商27項以及其他3項, 希圖健全「法制」。不過這些法規, 還會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約束, 在具體實踐中會出現與制度要求脫節的情形。但較以往而言, 仍頗有進步的意義。由於上海市政中, 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建設較好, 華界處處相形見絀, 所以市府在成立之初, 在這方面就比較重視, 想制定一個長遠的良好規劃, 仿照國外大都市建設的經驗, 在吳淞與租界之間建設新的市區, 以削弱租界的重要性。到1929年8月, 擬定的《建設上海市市中心區域計劃書》, 對設定的江灣新市中心區域作了這樣的規劃:新市中心區建成政治、商業與住宅三個區域, 中心區內的道路系統, 連接吳淞港口和北火車站的水陸運輸。次年, 即形成了集大成的上海建設規劃《大上海計劃》, 內容還包括了上海的南市、閘北、龍華、浦東、吳淞等全部華界地區。計劃內容有七大方面:⑴市中心區域 (人口、行政、商業、工業、住宅等方面) ;⑵交通運輸 (包括海港、鐵路、公路、機場、渡江) ;⑶建築 (新建民房式樣、平民及工人新村、防火設備等) ;⑷園林布置 (包括公園、森林、運動場、兒童遊戲場、公墓等) ;⑸公用事業 (公交、自來水、電燈、電話、煤氣等) ;⑹衛生設備 (污水及垃圾處理, 公共衛生設備如醫院、檢疫、浴室、公廁等) ;⑺建築市政府大樓以形成市區政治中心等。不過從1932年的「一·二八」中日戰爭開始, 形勢越來越差, 市政府無力顧及上海的新建設, 直到1937年被全面爆發的抗戰所徹底打斷。其間完成的市政建設, 主要是市政府新辦公大廈和社會、衛生、教育、工務、土地等局的辦公用房, 上海體育場, 上海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 上海市醫院, 市衛生試驗所以及虯江碼頭一期等工程。

因上海城市本身帶有的特殊性, 更使城區的劃分不可能完全依據政治標準, 而是像所有的現代化大都市一樣, 是以功能性和反映不同行業的分布來劃分的。仍需一提的是, 上海市政府為實現上述《大上海計劃》, 於1929年7月5日第一百二十三次市政會議議決, 劃定閘殷路以南、翔殷路以北, 淞滬路以東, 預定路線以西, 約七千餘畝之地, 作為上海市市中心區域;同年7月12日第一百二十四次市政會議議決, 設立上海市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 主持設施計劃。該會為市中心區域正在籌備建設之中、將來該處附近各項事業之發展, 須預為劃分區域, 使各以類相從而不相妨, 而為通盤籌划起見, 分區事宜又不可不就全市當時發展之情形, 以及將來之趨勢, 與交通上已有應有之設施, 加以考慮, 以免抵觸而臻完善, 故規定全市分區及交通計劃圖。1930年開始的城市建設, 終使上海南北兩市得到了發展, 市區顯得繁榮, 「足以與租界相頡頏」。平民生活區的公共衛生、道路清潔等工作, 在社區生活中得到認同的同時, 正在逐步改善。

結語

在民國時期, 現代化的衝擊在一些重要城市是較為明顯的。在民國時期的部分學者看來, 現代都市的產生就是工業化影響的結果, 除北京、南京因政治關係而國家竭力發展之外, 其他都市「皆為工業化之結果」, 而且「此種都市發展之程度非政治中心所能比擬」, 特別是上海, 在所有的工業都市中又是最重要的。無論是核心的上海城, 還是普通的城鎮, 都較真正的農村生活為現代化。柳亞子曾說:「我叔父和金爺, 他們都去過上海, 見過大場面, 覺得要做一點事業, 還得到都會中去, 至少是在市鎮上住, 生活也可以舒服一些, 熱鬧一些, 鄉村淳樸的空氣, 再也不能夠吸引少年子弟的靈魂了。」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一種演變, 這種演變涉及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諸多方面。民國期江南的城鎮鄉村產生了許多變化, 特別是在上海、蘇州、鎮江等這樣辟有租界的地方, 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及設施較其他地區先進, 並開始影響其他普通城市。由於市政建設的拓展, 城鎮的空間狀態被重新調整。城鎮生活中的逸樂, 可以提供出不少「現代化」生活的事例。比較有代表性的馬路、路燈、自來水、電燈等現代化設施, 讓人感到那時人們的生活已經趨向現代化, 但局限性仍普遍存在。例如在嘉善縣城, 政府規定店鋪可以安裝電燈, 民居之中卻被電廠限制, 「不許裝」, 照明依舊以「洋油燈」為主, 晚上出門需要依賴燈籠。至於時興的衛生觀念, 在實際生活中並未得到大眾的認可, 究其原因, 可以豐子愷著名的那句「衛生」「實因與鄉村生活的『馬虎』習慣和環境不合」為代表。

相對大城市而言, 江南小鎮的生活狀態確實要鬆弛閑散得多。在不通公路的菱湖鎮, 現代化的公用設施, 除了一般城鎮都有的新式輪船外, 當時是已有電力而無自來水、有衛生所而無公立醫院、有電話電報站而無公共汽車, 但對菱湖人來說, 只要有船一切就活了, 現代化的需求並不急切。而日常生活中的所謂「常軌」或衛生的不良, 並不因為到了民國時代而就能得到大的改善。譬如在江南市鎮中的石板路下, 一般就是排污通道;而多數城鎮和絕大部分鄉村, 在過去都將馬桶直接置於市河和鄉村河道里清洗, 當然還有洗衣、洗菜、淘米、洗澡、放牛洗澡、放鴨鵝等, 開船罱泥也都在河裡進行, 交叉污染嚴重。特別是在大水期, 更易擴大污染源 (包括河岸邊的糞池或糞缸, 遇到大水必定沒於水中) , 加速了流行病的擴散和發生。即便是大城市, 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的法租界, 下水道中的污水, 就是通過住宅附近的化糞池, 與雨水合流而排入河浜的。

所有這些, 確實都需要加以改革。當時政府很早就有相應的管理舉措。成立於1927年的杭州市政府衛生局中, 第二科就是負責街道清潔、河流清潔、溝渠整理、垃圾掃除、監督公共場所之清潔、監察食品商店、檢查肉類等方面的衛生工作。但具體實踐的效果, 與理想設計還是有出入的。在蘇州的街道巷口, 雖設有公共坑廁, 但隨地溲溺的情況依然普遍。時人不無譏諷地說:「立在巷口的警察, 像木偶人一般, 從不嘗去干涉他們撒尿的人, 大約他們都嗅慣這種臭氣罷。」當然市政建設的效果是存在差異的。在上海市區邊上的真如鎮, 因緊鄰都市中心, 經過五年的改造, 情況大不相同, 「各方面建設的進步」、「公共汽車行駛的改善」、「京滬鐵路滬翔區間車的增加」、「識字教育新生活運動」、「勞動服務之推進」等等, 應該都是因城市管理與生活現代化帶來的。

雖然明清時期江南市鎮已出現城市化發展趨勢後, 但在近代以工商業為龍頭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這種原生型城市化的結合, 離散了舊有的城鎮鄉村之聯繫, 造成城市結構失衡, 城鄉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會同題, 是一種二元結構的城市化模式。民國時期江南的地方行政及城市管理一直處在調整變革之中。新式的市政建設要求與現實的城鎮生活處境, 還不能得到有效的配合, 地區差異明顯。除了受傳統的生活方式影響外, 廉價而隨意的生活需求不能很快接受需要有不少成本的生活方式, 城鎮間經濟發展與工業文明的差異在當中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隨著現代工業的興起, 現代交通運輸網的形成, 城鄉地區逐漸從農村文明向以都市文明為特徵的現代文明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各地日常生活與市政建設的同質化趨向日益增強。已經是「世界的江南」的城鎮當中, 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多少已有了「現代性」轉化的面貌, 當然這樣的轉化仍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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