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思想無邊界 追問不停止

原標題：汪暉：思想無邊界 追問不停止

思想無邊界 追問不停止

——記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汪暉

記者｜周襄楠

導言

研究工作什麼時候可以做完？「我沒有覺得自己能夠做的完，從來沒有。」汪暉說，「我的研究工作永遠處於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就像在長長的隧道里尋求光。學者做學術工作總希望盡善盡美，但跨越邊界也意味著即便付出極大的努力，也難以把研究做到極致。但，好處是展開出很多新問題，一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要解決它們，就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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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近照

在1977級複試結果公布後重新填報志願時，18歲的汪暉趁父母不在家，將表格上的理科改為文科。

「這是『世界歷史』瓦解的時刻，也是重新思考世界歷史的時刻。」2013年10月20日，義大利威尼斯，汪暉在盧卡·帕西奧利獎頒獎儀式上作題為《公理、時勢與越界的知識》的演講，以這句話為結語。

2018年2月，德國洪堡基金會發布消息，宣布把安內莉澤·邁爾獎授予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中文系與歷史系雙聘教授汪暉。

汪暉為獲得這兩項國際獎項的首位中國學者。

汪暉在盧卡·帕西奧利獎頒獎儀式上。

「獲獎說明部分研究工作獲得承認，我當然高興，但獲不獲獎不是評價學術工作的唯一標準。」汪暉說，隨即他補充道：「當然，承認本身是有意義的。西方學術界過去不大關心中國學者，或者只把中國學者的工作看作是資料收集，而不考慮中國學者如何解釋自己的歷史、怎麼看待現在、怎麼解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承認是一件好事。」

坐在對面的他，身著藏青色中式對襟開衫，鬢角泛白，聲音平和，目光深邃而淡然。

從「魯迅」到《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做一名清醒的思考者

汪暉少年時的家坐落在瘦西湖邊，是一個由竹籬笆圍起、由紅瓦灰牆的平房構成的「村落」——揚州師院既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學問的起點。揚州師院有著重視地方民間傳統、崇尚自由的學術氛圍。汪暉的母親正是師院教師，在此氛圍中，汪暉很小就具備了一種少有的獨立與清醒。1977年恢復高考，父母強烈建議報考理科，他最終還是改填了文科。

上大學之前，汪暉在罐頭工廠當過絞肉工、在紡織工廠當過打包工，在無線電元件廠當過裝配工。作為文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從大學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念博士，汪暉都是班上年齡最年輕的一員。

汪暉的學術道路始於對魯迅的研究，揚州師院的章石承先生、中國社科院唐弢先生都對他給予了悉心指導。儘管後來沒再專門從事魯迅研究，但魯迅一直是他思考中國的重要源泉。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汪暉轉向了思想史研究，並與同仁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7年，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發思想領域的巨大爭論——這篇文章普遍被視為當代中國思想討論的一個重要事件。1996-2007年，應邀擔任《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努力推動學術思想和這一時代眾多問題的討論。

在長期的研究思考中，汪暉逐漸對學界主導的話語體系產生了質疑，並敏銳地感覺到，西方現代主義話語，如建立在「帝國-民族國家」「市場經濟-國家」「科學-科學主義」等範疇或框架下的範式，難以直接平移至對中國的研究之中。他從歷史研究出發，對相關理論範式本身展開質詢並著力構建獨樹一幟的話語系統。

2004年，匯聚他15年研究心血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出版，在學術界引起極大關注。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評價：「在對作為整體的西方現代主義的根本性反思的背景下，它對美國（和日本）中國研究界的一些主導性假設提出了徹底的反思。考慮到他的框架及其議題和所研究文獻的廣泛性，我們可以說，它是至今為止對美國中國研究界的最為全面的批評性反思。給予汪暉反思以力量和深度的是對作為整體的現代西方文明的主導性敘述——而不僅僅是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研究界的敘述——的質疑。」

從第一稿交給三聯書店的1996年，到2004年四卷出版，八年時間，汪暉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做了大量修改和補充，體現了他「在不預設前提的情況下做研究」的方式，打破既有理論體系和敘事框架，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每一步都舉步維艱，但是每一步都有清晰的足印。

在寫作過程中，二十世紀中國的圖景與背後的勾連在他視野中浮現。但二十世紀距離太近，研究者既是這一時代的產兒，又是其觀察者，對這一時代的事件、人物和文本的闡釋總會引發爭議，不獨中國如此，放眼全球皆為是。對此，汪暉說：「我一直不滿意迄今為止各種對於20世紀的中國解釋，但真正要做到自成體系的理論體系很難。我寫了大量的專論，針對不同的環節做出解釋，也引起很多爭論，所以我現在想把這方面的思想沉澱下來，寫出一個相對完整的論述，但是總體上仍然不完善。」

「確認自己不只是一個心理行為，而且是一個社會行為。重建新的意識結構是和重建新的社會結構同步的。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重新確認自己不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種集體命運。」在1995年寫成的《汪暉自選集·自序》中，汪暉提到了自己學術研究的原動力。

2018年新學期開始，3月1日，汪暉應邀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史學前沿」做首場演講，也將論題聚焦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他陳述自己的學術工作在貫穿各種事件、人物和文本闡釋的背後，就是如何將二十世紀中國建構為思想的對象？思想總是在對話中形成的，思想的對象不是僵死的客觀性，而是具有能動性和內在視野的對話者。所謂將20世紀建構為思想的對象，首先意味著將20世紀中國從對象的位置上解放出來，即不再只是作為當代價值觀的注釋和附庸，而是通過對象的解放，重建我們與20世紀中國的對話關係。事實上，「對象的解放」也是貫穿《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方法論之一。

2016年12月20日晚，汪暉在人文清華講壇發表演講

汪暉的學術志趣，既包括歷史研究，也有歷史社會學分析和哲學方面的建構，還涉及民族、區域和宗教領域，無法用既有學科清晰界定。但是一以貫之的脈絡就是：怎麼理解中國，怎麼理解現代，並由此出發理解世界。

汪暉認為，對於學者而言，學科訓練是十分必要的，但知識又是不分領域的，學科的邊界是人為造出來的，在問題導向中的學習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不斷穿越這些邊界。作為研究者，最重要的是開放性，要「打破這個幻覺，打開這個空間」，既能在自己成長的領域有專門的造詣，又不能在單一領域中固步自封，要敢於質疑和敢於追問，不斷追求新的挑戰和問題，並勇敢邁出打破既有框架和體系的步伐。所有這一切的前提是持續的學習、訓練、對話和作為驅動力的旺盛好奇心。

從柏林到清華：努力營造群賢畢至的學術氛圍

2000年，正處於《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修改增補的關鍵時刻，處於沉默和思考中的汪暉來到柏林高等研究院。作為受邀從事訪問研究的中國學者，汪暉見到了來到世界各地眾多領域的頂尖學者，並參與其學術討論之中。在午餐交談、在林蔭小道散步、在充溢著咖啡香氣的閑聊中，跨學科、跨文化、跨區域的交流對話無處不在，暢遊學術海洋中，新能量新思想的迸發水到渠成。

恰在柏林期間，清華邀請汪暉加盟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現人文學院與社科學院的前身）。回國後不久，2002年，汪暉正式入職清華，並領銜籌建人文與社科高等研究所。先是在學院內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最終於2009年成立校級高等研究所，經過他的不懈努力，成功創造了一個跨學科、跨文化、跨區域的研究平台。

2018年1月21日，校長邱勇授予汪暉首批文科資深教授證書。

「一所大學有些部分可以是有形的，但是大學的靈魂是無形的，因為真正的創新是來源於『你不知道這個創新點在哪裡』的創新，最偉大的研究都是從你不知道它在哪裡的那個地方開始。我就是想找一個地方，形成一個氛圍，創造一種條件，通過一批很有水平的學者的碰撞和交流，能夠讓這種未知的創新慢慢浮現出來。對於大學而言，這樣的高等研究機構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或柏林高等研究院相比的獨特之處，就在於讓年輕的學生們在求學生涯之初，就能與最具學術創造力的心靈交流和碰撞。」汪暉這樣表述初衷。

在高等研究所的邀訪名單上，可以看到一大批國內外頂尖學者的名字。其中不乏世界著名政治學家、東南亞地區研究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思想家和活動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印度「庶民研究」代表性人物查特吉（Pathar Chatterjee），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日本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著名文學批評家小森陽一……

僅2017年秋季，高等研究所就邀請了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批判法學奠基人羅伯特·昂格爾，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前系主任、朝鮮半島史和朝鮮戰爭史權威布魯斯·柯明斯(Bruce Cumings)，劍橋大學蒙古學專家寶力格教授等世界知名學者前來演講、上課並與清華師生交流。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政治學家和中國學家邁克爾·杜頓（Michael Dutton）教授在高研所擔任講座教授期間，同時給人文學院和美術學院開設了兩門研究生課程，並與美院同學一起策劃展覽；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亞洲研究專家慕唯仁(Viren Murthy)副教授積极參与博士和博士後圍繞19-20世紀帝國與帝國主義問題的讀書會，讓參與讀書會的同學獲益良多……

也是在這個學期，汪暉同時為新雅書院主持開設「政經哲研討課」，布魯斯·柯明斯教授等十餘位世界知名學者以獨到的論題和觀點衝擊了同學們既有的視野和認知。汪暉除了讓學生直接與這些重要學者對話之外，也引導他們尋找和發現隱含在學者們論題背後的共同關切，幫助他們梳理一些共同話題間的不同分析，以及相互觀點的重疊與對立。從學生的彙報討論和課程論文看，這些討論打開了學生眼界，起了幫助他們尋找真實的、前沿性問題的作用。

新雅書院院長甘陽說：「本科生能直接聆聽大師演講並與他們對話，這種條件在全世界的大學裡面都是很少見的。」

此外，汪暉常讓博士生近距離接觸頂尖學者。

2012年，在柄谷行人來訪清華時，汪暉讓自己的日本籍博士生倉重拓擔任翻譯，倉重拓由此進入柄谷行人的研究工作，列席聆聽相關學術對話，與柄谷行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當好社會的學生

2017年上半年，汪暉應邀前往哈佛大學做客座教授。隔離了各種行政事務，生活變得單純起來。「除了教課，就是重新當起了學生」。他的辦公室位於東亞圖書館的樓上，距離寓所僅需步行十分鐘，但是每每都亮燈到半夜十二點以後。

「每隔一段時期有一個遠離日常環境的階段，對於反思研究狀態、進入新的課題很重要。在外做研究時，因為擺脫了日常瑣事，有點像重回學生狀態，身體會累，但思想和感覺又變得年輕了。」汪暉說。

2013年1月31日下午，在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位於漢堡的家中，汪暉與施密特展開過一次有關中國與世界的長談。

各種訪學經歷，給汪暉創造了一種別樣的語境。他思考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中國」，但在拉丁美洲、非洲、歐洲、北美，在不同環境中查閱不同文獻，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別樣的語境和角度去看待同樣的問題，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此他說：「等於對自己的知識範疇提出了挑戰，要換一個角度，你就必須花很多力氣去學習未知知識，每次都有一個求知的過程。我也得益於很多遇到的人，有的是直接『遇到』，有的是通過書本『遇見』。」

打破學院與社會的高牆，執意去貼近「草根」，尋找基層最真實的部分，是汪暉學術研究的另外一面。

1990年，汪暉在陝西商洛農村生活了一段時間。那段生活並不長，但對他思想影響長遠。汪暉發現，商洛農村情況跟北京學者討論的問題完全是兩回事。在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伴隨著他的問題意識的變化和《讀書》雜誌推動的思想討論，他先後介入了環保問題、國企改制等問題，做了相關個案調查，並與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密切合作，力圖推動有關問題的討論。

2017年暑期，汪暉應邀參加在巴西和玻利維亞舉辦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聯合會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並發表講演。在玻利維亞期間，就像在非洲和其他地區去當地中資公司了解情況一樣，汪暉到中鐵集團分公司考察，和員工們交談了一整天。他說：「非洲、拉美國家非常關注中國，如何解釋中國在這些地區的角色，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

汪暉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民族區域。他的《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一書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也被翻譯為英文、日文、義大利文、韓文等，參與國際學術界有關中國民族問題的討論。為深入理解中國的民族、宗教和民族區域問題，他從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去一次新疆，與當地學者交流，力圖接近這些區域不同群體的真實生活狀態。「當代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民族區域問題是其中之一，中國新的國際角色是另一問題。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探尋求解之道，另一方面又要從現實和歷史的正反兩面中提煉出理論性的、反思性的分析，以回應和對話國際和國內的各種解說與批評。」

一位學者為何要如此頻繁地深入中國和世界的最真實部分？他說：「保持與社會實踐的關聯，是保持學者思想活躍的方式。否則思想就會慢慢僵化，而本人還不自知。」

五湖四海：找到做老師的感覺

汪暉的學生有一個共同的微信群，群的名字是汪暉給起的，叫「五湖四海」。他的學生確實也符合這個稱謂：有來自義大利、韓國的女生，有來自美國、日本和非洲的男生，有維吾爾族、回族、滿族的兄弟姐妹。如此多元化的構成，就是想給學生創造一個「知道自己永遠存在不知道的知識」的環境。

滿族博士生王詩揚說：「汪老師鼓勵我們要了解彼此關注和討論的問題，打開知識壁壘，強調看到表面不同的問題下共同的宏觀背景。」在她眼中，汪暉很強調英語之外的語言學習，鼓勵正在從事有關滿族民族問題研究的王詩揚學習滿語。

汪暉鼓勵學生闡述自己的看法並進行爭論，鼓勵突破原有的敘事框架有自己新見解。他上的幾乎都是討論課，在「文本與意識形態」「現代中國思想專題」「魯迅與現代中國思想」等課程中，每學期都會展開新內容，例如晚清思想的文本閱讀、辛亥革命的歷史解釋、宗教與世俗化問題、現代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中的上古史，等等。在課前他會要求同學們進行相關文獻閱讀，在課堂上做分析和講演，提出自己的觀點。等大家討論完，他會概述大家的觀點，並進行補充分析。

義大利籍博士生戈雅說：「每次上他的課，都會持續三個小時，有時會從晚上七點上到十點，但我從沒有感到累。」

令學生們心懷感激的是，汪暉對每一位同學獨立思考的尊重。師從汪暉多年、現為高等研究所博士後的袁先欣說，在指導博士生時，汪老師不會直接說學生某個觀點是對的還是錯的，他會說出他的觀點與學生交流。而且，他會在指導過程中盡量保持學生研究的獨立性，尊重學生的自我選擇。剛開始可能會對他的這種方式不適應，但經歷了研究階段之後會發現，自己對於學術的判斷力和研究能力都大大提升了。

但弟子遍及「五湖四海」的汪暉，除了在國外做研究期間需要查找某些文獻之外，通常不找學生做他的研究助手。他一直說，人文學術研究其實是一種「手工」作業，每一步都需要自己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他笑陳自己的這種研究方式是「手藝活」。

「來清華之前，我在社科院工作，不需要教書。來清華十六年，我漸漸找到一點做老師的感覺了。在研究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想法，但這些想法未必有精力做，這種研究性的狀態非常利於育人，通過教書過程可以把這些問題意識傳達出來，幫助優秀學生迸發出自己的創造力。」

研究工作什麼時候可以做完？「我沒有覺得自己能夠做的完，從來沒有。」汪暉說，「我的研究工作永遠處於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就像在長長的隧道里尋求光。學者做學術工作總希望盡善盡美，但跨越邊界也意味著即便付出極大的努力，也難以把研究做到極致。但，好處是展開出很多新問題，一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要解決它們，就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到的了。」

轉自經略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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