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運輝：「哲學」與「中國哲學」

張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國現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文化大師，在其七十餘年的「愛智」探索中在哲學理論、文化觀和中國哲學史三大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20世紀30～40年代建立「天人新論」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不僅與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道論」等都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原創性的哲學成果，而且其特殊貢獻在於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型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開闢了新路；他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倡導和實踐中、西、馬「文化綜合創新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他還是中國哲學學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對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對張岱年「哲學」與「中國哲學」觀的探討是張岱年學術思想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對百年來中國哲學學科發展的回溯和省思。

「哲學」學科從19世紀末傳入中國，在張岱年之前，中國學人對哲學的性質、範圍、對象、功能等方面已有所論及，如王國維認為哲學是「關自然、人生及知識之現實及理想之根本的原理之進步的學」或「實在及知識之根本的原理之學」[1](17卷，PP134、173)，包括「知識哲學」、「自然哲學」和「人生哲學」。他還從「哲學之性質」上提出「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夫哲學者，猶中國所謂理學云爾」[1](14卷，P6)。稍後的蔡元培以「愛智」解「費羅索費」，「智」即「知識」、「真理」或「宇宙存在之原理」，而哲學即「原理之科學A Science of Principles」[2](第1卷，P179)。但與王國維不同，他在《哲學大綱》的「通論」中討論了「哲學之定義」、「哲學與科學」、「哲學與宗教」、「哲學之部類」等問題，認為哲學即「學問中最高之一境，於物理界及心理界之知識，必不容有所偏廢，而既有條貫萬有之理論，則必演繹而為按切實際之世界觀及人生觀」，在追述西方哲學史後提出「在昔哲學家……有所偏重，而按諸哲學之本義，則固當兼容而並包之」[2](第2卷，PP347～348)，並按研究次序把哲學規定為「認識論」、「本體論」和「價值論」。蔡元培主張以「本義」與「偏重」之統一來界定哲學，實際上是為開啟了一種理解「哲學」與中西哲學的新思路，對其後的中國哲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學科的開創者是胡適。在近代認識論和實驗主義的影響下，他從杜威「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對付人類周圍的環境」、「思想乃是應付環境的工具」、「真正的哲學必須拋棄從前種種玩意的『哲學家的問題』，必須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方法」[3](P233)的基本理念出發，在《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中把哲學定義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4](P7)的學問，哲學包括「宇宙論」、「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哲學」，而中國傳統哲學就是「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辦法」之「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4](P8)，但他實際上僅較為系統地研究了先秦諸子哲學。胡適雖以「西洋的哲學」作「比較參證的材料」以發現「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4](P28)，突出地表現了「依傍西人」、「以西釋中」的時代局限性，但他對人生問題的強調實際上也「繼承了中國哲學重視人倫哲學的傳統，也是為中國哲學本身的主體內容所決定」[5](P78)，這與其前的謝無量和隨後的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等以人生哲學為中國哲學之主體或核心一樣，都是對中國哲學自身特色的有益探索。不僅如此，胡適還把「世界哲學」劃分為獨立發生的東(中國、印度兩系)、(希臘、猶太兩系)西兩支，這種「平等的眼光」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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