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南園村故事》小輯
後
記
作者簡介：謝尚發，1985年生於安徽，青年作家，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生。
《南園村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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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地對身邊的親朋好友說過，我這一輩子，不管幹什麼，批評，寫作，或學術，都只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生命存在的意義與死亡問題，或人應該如何生活。這種看上去虛無縹緲，大到空洞無物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強調小切口，精耕細作的年代，以這種方式提出來，多少顯得有些幼稚可笑，且容易引來別人的側目。以犬子小民之力，撼汪洋之寥廓與峻岭之崇高，不自量力乎？確實有些不自量力，還天真的緊。然而又總是固執己見，秉性難改，就怪不得人家聽了之後，搖頭晃腦，嘆息連連了。某一個瞬間，其實連我自己，都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如此問題，這樣口氣，除了莊子、孔子以及柏拉圖，後來的黑格爾，外加中國的朱熹和王陽明，也包括海德格爾在內，敢於觸碰一番之外，大概也就耶穌基督，佛陀和真主們，去殫精竭慮地考校這個事情了。但回頭一想，古往今來的學問也好，思想也罷，其所謂的訴求，大約不超過這樣一個命題的範圍。那麼以這個問題作為指導方向，當做高山，又有什麼問題呢？奔著這個問題去，並不是說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何況，對於這樣的問題，又有誰敢說自己窺探到了其中的奧妙呢？更別說徹底解決。任何人，恐怕都只能夠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來管窺其存在的一二罷了。這樣給自己樹立了一面大旗，也只是作為目標和追求，至於到底能夠做到什麼程度，那還是十分難說的事情嘞！畢竟，一個人倘若要去爬山，而且立志要爬出別樣的風采來，他選擇萬米高山，就無可厚非，還應該鼓勵一番——說難聽一點兒，那就是不自量力；說好聽一點兒，那可是志存高遠哩。所以我還是想嘗試一番，提供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些許理解。其實，《南園村故事》的整個寫作，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了這樣一個方向。寫作之前，不會給任何一篇小說設置什麼樣的「主題」，也不想找一個什麼樣的「思想」，諸如人性、善惡、救贖、性別、命運等之類的，都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那就不禁自問，到底是要寫什麼呢？末了，寫來寫去，小說最後還是成了對這個宏大問題的某個側面的觸碰。
我一直以為，生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有死的存在。倘若死哪一天不存在了，我們每個人都成了「老不死」的，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一個人完全可以肆意妄為，隨心所欲——反正又不會死！末日的審判已經不存在，作惡也好，行善也罷，總之，都會活著。只有在死的拷問下，生才會顯示出它的意義，才會擁有意義。那麼死就定然不是可怕的去處，反而是生的成全。只有在死那裡，生才能獲得最終的完成。貌似，這個問題就這麼的解決了。但其實不然，因為從死里看出了生，還應該從生里，看出死的種種來。這恰是千百年來，多少古聖先賢，志士仁人所念茲在茲的永恆命題。於是只能回過頭來，重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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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記得，在西安醫學院工作的五年時間裡，給學生上的每一節課。我常說，那五年是自己最為庸庸碌碌的五年，幾乎一無所獲。現在看來，大概是太過於偏激了。五年里，我所主張的講台就是思考的平台，一直在實踐著。對於我而言，教學與其說是給學生講課，不如說是自我的沉思。那時候常常藉助《西方名著導讀》和《美學導論》的課堂，沉思並宣講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生命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生命存在本身不具有先天性給予的意義，活著本身只是活著。但人為何還要活著呢？活著其實就是為了給自己的生命存在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意義。如此一來，這意義就根本沒有崇高、渺小、價值大小等的區分，因為任何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總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或大或小，或善或惡，那都是屬於他的意義。《牧羊》一篇中的安意兒，便是這樣一種存在。他出生，患病，然後死去，彷彿是不存在的。但對於他而言，生命存在的意義就是牧羊，最起碼他在南園村的西埂上，牧羊的那一刻，是在創造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另外，《秋夜》一篇，說白了是一個借種的故事。對於三巧兒來說，生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延續自己的存在，就是她給於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種意義，更是給丈夫的生命存在一種意義的行為，而不管這個孩子到底是不是丈夫的親生骨血。對於他們而言，活著本身就是意義，此外還別求什麼呢？英雄救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雖然充滿了故事性，但是我卻更喜歡在幾乎沒有故事的地方，書寫屬於這些最為普通、平凡的人們的故事。他們基本上不被人知，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一隅，猶如一隻螞蟻，倘若哪天死去了，就像我們不知道螞蟻的世界裡死了一隻螞蟻一樣。甚至我們還會一不小心，走路的時候，踩死一隻螞蟻。那麼對於他們而言，生命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如何去理解他們的活著？
這樣，我在課堂上給學生們宣講的自己的沉思結果，也便成了我創作的動力。生命存在本來沒有意義，之所以要活著，就是創造屬於自己的意義，這便是生命存在的意義了。說來有些拗口，且有點兒不知所云，但確實是一直縈繞心頭的沉思，也是課堂上宣講的「聖經」。這樣一來，「人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人應該如何生活，哪裡有一定的程式呢？人生如戲，說的好聽，可唱戲有唱戲的套路和規矩，人生哪裡去找那故事的腳本和唱腔的調性呢？任何一個人，只不過各安了一份自己的生命樣式罷了。乞丐有乞丐的存在樣式，那就是乞討；妓女有妓女的存在樣式，那就是賣淫；書生有書生的存在樣式，那就是讀和寫——如此，就提醒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一個書生的生活方式，就天然地比乞丐和妓女高尚，或者在道德上具有先天的優勢。在領受個人的一份生活方式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只是各安了自己的性命罷了。
從這個角度而言，《南園村故事》基本上所寫都是無名小卒們，各安了自己性命的一種生活方式。或長或短，或悲或喜，或生或死……無論如何，也都是他們安頓生命的活法。如此，《一八九二》中那個好色而淫蕩的中學教師和那個四處偷情浪蕩的女人，又有什麼好譴責的呢？《父奔》中高頻率出現的性器官和性行為的字眼，又有什麼好扎人的呢？那隻不過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樣式而已！這麼說，意思就是，倘若取了悲憫的角度來看，我們並不比他們高明到哪裡去，並不比他們更道德、更謙謙君子！所以，寫這些人物的生活，初衷里的目標，只不過是展示一種生命存在的方式罷了，且都帶著悲憫的感覺去的。正如《哭喪》中，巧英對哭喪的理解，對死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是歡歌舞蹈、鼓盆作鑼如莊子一樣，還是摧肝瀝膽、思之如狂像韓愈、歸有光一樣，其實也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那麼哭喪，到底是唱，還是哭；到底是哭死人，還是哭自己，在巧英那裡，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從生里看到死，再從死里看著生。以這樣一種方式，那麼多的沉思又返回到問題的起點上了——只有在死的拷問中，生才會顯示出它的全部意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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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說陸續寫於2009年到2017年之間，跨越的時間不可謂不長。但修改的時間卻相對集中，也就這兩年的事情。故鄉之縈繞於心頭，絕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那是一輩子的期許和依託。所以無論身在哪裡，處於何種境況，故鄉都會隨時跳出來，顯出它存在的豐富性和人物的鮮活性。想起故鄉，除了對外在的田野、河流、莊稼等有一個輪廓性的概念之外，便是時時跳到眼前的故鄉的人物。三教九流，男女老少，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愛恨情仇，酸甜苦辣，以至於生老病死，就不斷地跳躍在眼前。某一種時刻，恍惚中，總覺得那寫的並非是我的小說，而是他們跳將出來，或自言自語，或有一搭沒一搭的敘話。既然是敘話，肯定是男人之間會神神秘秘，色眯眯地說起女人；女人也會嘻嘻哈哈，把身子的那點事兒當做笑話說了。無傷大雅，或者大俗大雅，其實形容他們都不太合適，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那還不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何須大驚小怪？連光棍都知道男女之事，何況那些經了男女之事的人呢！這些小說寫起來，往往有時候會格外大膽而顯得低俗不堪，令人詫異。但我總想，請他們出來說話，除了說這些話之外，他們還能說什麼呢？聊哲學？侃人生？開口閉口都是蘇格拉底、柏拉圖？還是政黨、體制或暴力？宏觀經濟學、國際貿易和金融貨幣？都不會。他們的日子裡，有的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吃飯睡覺去種地，時不時地熱心著男女之事。所以內有一篇，名曰《土緣》——對於鄉民們而言，土裡土氣，才是生活的本色。
但《南園村故事》又基本上都不是實有其事。大多都是取了一個影子，添油加醋，鋪排抻拉，成如今的小說模樣。往往也會有一些對號入座的嫌疑，那隻不過是他們的影子罷了。《殺豬》實有其人，謝法錢我該叫叔，代金富是村子西南頭的鄰居，也能說上是親戚。他們殺豬我是親眼見了的，從記事兒起到2014年左右，就親歷了不少殺豬場面。大概2000年以後，家裡常殺年豬，都是他們的傑作。小說里的華山，便是用了我自己的小名，因為每次殺豬我不但要幫忙，還得操心幹活，逮豬、拉豬、割肉之類的。《年死》里的來運，也是該叫做三叔的光棍，兄弟吵架，其實比小說中來得還要慘烈。那一架吵的，整個南園村沒有人不知道。可沒有一個勸架的，打的頭破血流才算散了。那時候，來運已經死了，吵架是兩個哥哥的事情。南園村裡，打架最厲害最兇猛的，鬧彆扭扯齷蹉最多的，差不多都是親兄弟。不是一家人反倒客客氣氣，禮尚往來。這很奇怪，但也不奇怪。《一八九二》的原型，是初中的一個班主任，就不點名道姓了。他小有才氣，吸引了不少女生的好感。一個女生初三畢業前，懷了他的孩子，為此女生的父母在校園裡大鬧了一夜。女生的父親拿著鐵鍬就去砍那好色的班主任。後來大概是賠錢了吧，事情就算過去了。至於那個女生以後是怎麼過的，也沒有打聽過。他們一家因了這個醜事，出外打工多年不回家，到現在也基本上是音信全無。《父奔》寫好後，第一時間給一個朋友閱讀，她說了一個擔憂的理由——別人家到時候告你！頗使我有些顧慮。裡面的敘述者，是我的小學同學，也舞文弄墨。為這個小說，還特意告訴他，將會用他的名字和故事。人有其人，事有其事，但捕風捉影，道聽途說，——怕就怕我的虛構反而會變成另外一種以訛傳訛。無奈，只得將姓名隱去，做了較大的修改，勉強算是符合了小說與紀實的區別，才放下心來，收入其中。《先生》雖曰小說，實則是一種心念。人無其人，事無其事，卻是心中的執意，久久不能揮去，取了老輩人中的兩個姓名，鋪排關於他們的故事，卻早已經成了渴求、期盼。但院落卻是南園村的院落，花草也是南園村的花草，以至於麥田、竹林、河流，無不印刻著南園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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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基本上都是截取了南園村的人們生活的某一個橫斷面，不刻意強調故事的吸引人，而是對一種生活狀態的展示。所以褒貶是沒有的，譴責與憤恨也是匱乏的，要說有什麼情感的話，也頂多是——說好聽了是悲憫之心，連著自己也被悲憫了一把；說得難聽點，也不過是兔死狐悲罷了。人和人都是一丘之貉，也就必須銘記兔子不吃窩邊草的訓誡。小說也就不可能站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以怒目圓睜和哀其不幸的方式，批判譴責他們的腌臢骯髒，齷蹉猥瑣，再高高在上地給芸芸眾生指點迷津，從而走上康庄大道。還是那麼一個意思，每個人活著，只不過是取了一種各安自己生命的樣式罷了，充當聖人去指責、教會愚頑，本就是可疑的態度，自己所主張的種種也未必就在智識上高人一等。最終還是坐下來，搬個凳子，和他們平起平坐地敘話，聽他們的故事，看他們的表情，說他們的心思。整個《南園村故事》就是用了一個「內在的外來人」的視角，去觀察他們的生活，然後寫下來，以他們的悲喜為悲喜，以他們的愛恨為愛恨，以他們的生死為生死。
這其實也是我自己的寫作態度。我不是那種善於打腹稿的人，不可能把一篇小說在肚子里已經摸得滾瓜爛熟了，再動筆一氣呵成地寫下來。我習慣於「以意貫之」，先有了那麼點兒意思存在心裡，然後想他們的故事，給他們推到獨特的情境中，讓他們來表演，至於細節到底如何發展，還要看他們在故事中自己的表演如何。所以每一次，我只有進入到小說的寫作狀態中，他們的故事、行為、言語和音容笑貌，才會那麼逼真地展露出來。也就是說，只有在寫作中，我才知道該怎麼寫，才知道該寫什麼。畢竟，那是他們自己的表演，也就需要我自己的投注其中。《父奔》是這麼寫出來的，《殺豬》也是這麼寫出來的，幾乎所有的《南園村故事》都是這麼寫出來的。最典型的就是《哭喪》。2016年的冬天，萌生了寫故鄉哭喪的想法。原因是好幾年前的冬天回家過年，有一夜，南園村的北邊，大約是段庄，或者後段庄，也許是謝庄，大梁營，傳來了悲戚的哭喪聲，且經久不息。大概唱到凌晨三點鐘左右。聽來字字悲傷，句句傳情，其中情感的婉轉曲折，凄慘哀怨，聲音的高低長短，輕重抑揚，甚是動人心魂。念念不忘，竟至覺得，應該將它寫出來，把故鄉的那一群哭喪的人的生活給寫出來。於是就展開想像，思考如何去經營。2017年過年回家，很悲哀的是，又聽到了故鄉那些老人們的喪事，卻並沒有了哭喪人的身影。不免心中失落。這些年，哭喪確實比以前要盛行的多，但因為火葬的政令非常嚴苛，而人們又想要全身下葬，不願意死了還要再遭受火燒的痛苦，居多都是偷偷地，埋掉拉倒的，誰還會那麼大張旗鼓地，哭喪呢？過年後，立春節氣帶來了暖意，想著該是寫的時候了，但立意卻不明確，想著純粹現象的描述又太過於單調，就在聊天中，和家人說起過這個小說。至於到底如何去寫，雖然心中多半是想得差不多了的，卻還是覺得朦朦朧朧，細節並不清楚。於是，遲遲不能動筆。《殺豬》一篇寫完後，是要開始寫作《哭喪》了。走在路上，頭腦里一直轉著，仍舊不知道如何開頭。倒是先想到了另一篇小說《先生》的開頭，於是就先寫下來。結果，《先生》的開頭還沒有寫完呢，《哭喪》的開頭就唰的一下，從天而降。不敢怠慢，趕快寫下來。其實是極其簡單的一句。後來逐漸地，自己融入到小說之中，根本覺得那寫的不是別人的故事，以至於究竟要怎麼哭，自己先實驗上一回，出聲，拉腔，前推，後壓，揚出去，再收回來。一次次地，模擬著哭——還得是持久戰的哭，夾雜著唱的哭。寫作過程中，想到悲切處，不自覺地，竟也眼淚漣漣。於是，自己在寫作中，融入進去之後，也時時地像巧英一樣，哭啊，想啊，揣摩啊的。那聲兒，那腔調，那曲折婉轉，一樣也不曾少過。因此，整個小說寫來，才更加的順利。不管是悲歡，還是生死，只有把自己放進去，在文字中過活一回，小說才能寫得圓滿，才會寫得感人，才會有一種愛充盈於文字間。
曾經在一個創作談中言及，我特別喜歡修改自己的東西，因為覺得它們總是處在「未完成的狀態」。也因此就極端地不自信，總以為寫得不怎麼好，需要修改，再修改。到底是不是修改後的比以前更好，我自己都拿捏不準了。但寫作就是工作，認真的工作態度是對任何一位讀者的負責。往往，花費在修改上的功夫，比寫作還要多出幾倍。寫好後，妻子往往是第一讀者，她從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些建議，也豐富並提升了小說的紋理和質感。可以說，她算是這本小說的第二作者哩！
常常莫名其妙地想文學到底何謂？寫作到底為何？逐漸地，心中也多少得了些啟發和頓悟。寫作是難的，是永無止境的跋涉和不知疲憊的精神拷問，甚至有時候帶著自噬其身的殘忍和決絕。但真誠的寫作者，應該是勇往直前的嘗試者，也是執著如一的冒險家，更是躬身自省的生活人，不會因為傷痕纍纍而退縮，也不會因為清湯寡水而放棄——寫作更像是指向自身的沉思，是返身觀照自我的一種方式。它總是要求捫心自問，懺悔救贖，以便自渡渡人。生命存在的永恆命題便是認識你自己，而最智慧的人擁有的知識，也只不過僅僅是自知自己無知罷了。我也是一個無知的人，只不過是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且試圖去探求更多的未知世界的摸索者而已。
我得繼續前行。我還是繼續前行的好吧！
作者：謝尚發
編輯：陳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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