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99％的自由主義知識人都屬於有眼睛無大腦

索緒爾說，語言是自足系統，語言自有永有。語言是能力，意義是被語言創造出來的。能指語言是符號，所指語言是語言先驗意義。語言的真實狀態是口語，不是書面語。個體發言是語言的表現形式，每個人之所以會說話，是因為語言先驗進入人的內心，不是人說話，而是語言在說話。恩，語言是聖靈降臨的敘事。

我的意思是說，觀念的習慣都在我們的語言里，而語言的習慣決定了我們的審美。中國人讀自己的東西，總歸是理解的，甚至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比如我們讀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看就熱淚盈眶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是士大夫精神。比如我們看張大千的抽象山水畫，一眼便知老人家追求的乃是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比如我們讀艾青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是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不用懂腦筋，就知道這是偉大的鄉愁意識，小的鄉愁是故鄉，中的鄉愁就是黃河長江，大的鄉愁就是國家。我們里里外外都是被鄉愁包圍的人們。

但是，如果僅就西方思想和文化藝術的流變而言，你不信基督，你就永遠隔著。表面看這種隔離似乎是一個人不能進入一種新的觀念秩序，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一個人沒有掌握一種話語體系。所以中國人讀悲慘世界，只能讀到革命，但雨果是講人的救贖和法律精神。

《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是講報應，一個美麗的婦人的罪惡的報應。為了不讓安娜的罪遮蔽世界，托爾斯泰有意安排了另一個線索：列文的人生。他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用惡的安娜和善的列文，搭建起一座人類心靈的拱橋。而且，作為小說家，托爾斯泰關於善與惡的思考，是中性的，他自己並不捲入到善惡判斷里，他的任務是呈現。所以他對安娜這個人物保留的是一種寫作的溫情，一種同情的憐憫；而他對列文保留的則是一種深沉的思索與懷疑。托爾斯泰這本小說的寫作意圖極其高遠，其寫作智慧就來自聖經最初的命題：關於善惡的分辨問題。所以無數超一流的文學大家都認為《安娜卡列尼娜》是人類排在第一的好小說。如果沒有長時期的聖經訓練，怎麼可能讀得懂這本書呢。中國讀者在這本書里，只能讀到人性解放文藝腔，甚至有已婚美麗夫人模仿安娜的一身黑色長裙從大街上走過，表明自己被失敗的婚姻壓抑太久，表明自己渴望自由渴望解放。這真是一個閱讀的國際玩笑，一種看客式的荒謬。

而我最熱愛的詩人艾略特，他的大作《荒原》，講的是人性敗壞，世界荒蕪，人類整體墮落的悲涼圖景，很多中國詩人只能記住「殘忍的丁香」這個優美詞語。

相關的誤讀現象可謂無處不在，只要遇到西方人的作品，我們通常都會把別人的思想強行壓縮在我們的儒家觀念里。比如現在被稱為顯學的經濟學，也是如此。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條件是理性經濟人，這是一個人性論和認識論的雙向界定，簡單表述，就是指經濟學尊重人的利己的德行，並認為人的自私最終會表現為一種利他的效果，從而使得利己和利他成為一個整體。但中國人很難理解這樣的表述，總是把判斷使勁朝著單向度的思路拉扯。要麼就是全面否定人的利己之心，開口閉口都會指責別人自私；要麼就是鼓吹「天下為公」，「鬥私批修一閃念」，鼓動人們去掉私心。

這種單向度的關於人性的判斷習慣，是從儒家思想史演化過來的，每個人都如此。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應該算是比較深刻的思想者，他的「存天理，滅人慾」有思想史的價值，但陷入到了單向度的人性判斷之中。宋明理學強調「天理」的價值，但朱熹的問題在於，他沒有對人慾進行細分，而是單向度走向了對人慾的迴避。人的慾望就在這裡，這是一個事實，不可能消滅。深層次的問題應該是追問，人的慾望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目標太短視，慾望就是陷阱；目標如果是終極的，慾望就是動力。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首先展開的是對人的利己慾望的綜合辨析：如果一個人的道德情操指向的是「無偏差的旁觀者」的上帝，那麼就意味著人的利己之行為是「為上帝所用」，這種為上帝所用的利己行為，最終就會形成利他的市場效果。但這樣的辨析，中國人因為缺少上帝信仰，心裡沒有上帝的位置，無論怎麼努力也讀不懂。而且這種醒目的誤讀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滅人慾」，把所有利己之心，自私的心都全部去掉，造成每個人都是空心人，每個人都是虛假人。第二個方面則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局面，人們受市場經濟的影響，人人都知道錢很重要，人人都有發財致富的夢想，但人人都從來沒有思考過發財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發家致富的目的，到底是為了滿足我們的慾望，還是為了國家富強；到底是為了滿足消費者，還是為了榮耀上帝。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說，太遙遠了，很多問題不是沒有討論，而是根本就沒有問題意識，根本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

這樣的討論，意味著一個重大的思想命題：無論我們是討論審美，還是討論經濟學，抑或其他，其實最好的觀察對象是自己，而不是別人；最好的形式是個體思考，而不是宏大敘事。孟子一派認為，人生來被賦予了德行，這是性善論的進路，事實上我完全同意這句話，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良知。但是否我們也必須討論，每個人生來被賦予了罪性呢。問題的陷阱就在這裡，當我們中國人討論罪的時候，每個人都不願意了。知識分子只討論別人是不是有罪，這是「小人論」，彷彿把別人界定為「小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就是理所當然的「君子」。說皇帝有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有皇帝不能懷疑，不能批評，皇帝只能用來跪拜。凡此種種的現象，都是我們對善惡判斷沒有展開足夠辨析的結果。一直以來我就是這麼思考的，我從來沒有展開足夠辨析，卻又倉促展開善惡判斷，我的問題註定就是單向度的道德審判，而不是整全式的人性論思考。

要改變這樣的思想格局和思維方式，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幾千年的時間都沒有讓中國人改變，指望知識分子的教育，指望人們發財了心思轉變，是不可能的。知識分子讀了很多書，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正確。人們發財了，腰纏萬貫，會覺得沒有錢辦不成的事情。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純粹就是一個愚蠢的表述，財富的多少與人的美德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所以我們要學習聖經，學習一種綜合的判斷。面對每個人，我們要學會一面讚美，一面懷疑，讚美與懷疑要同時進行，愛與審視要彼此餵養。莎士比亞讚美人是萬物之靈長，但對人性之惡的呈現卻深刻得讓人毛骨悚然。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思想的蘆葦，真是夠優美，他是一個愛人如己的思想家，但同時他又窮盡一切言辭批評人性的幽暗，直言每個人都走在通向地獄的路上。克爾凱郭爾通過分析亞伯拉罕向上帝獻以撒的行為，深深為亞伯拉罕強大的信心所震撼，深深驚嘆上帝所造之人竟然有如此跳躍的想像力，但與此同時，他卻又對人類的整體失望，直截了當地告訴人們，真正信仰上帝，真正擁有完備的信心之人，極其稀少，每個人都是得過且過，蠅營狗苟活著而已。

為什麼莎士比亞、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亞當斯密這些人有如此豐富如此深刻如此開闊如此綜合的思想能力，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心裡有明確的上帝。我知道我這樣的話，中國人都不相信，還會反過來罵我。

中國人講究的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意思就是對於上帝，對於形而上的問題意識，我們保持距離，不去思考，至少和我們這些人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千年以來的思想傳統。但我對這句話的質疑，採取的是逼問自己的方法。死亡以及死亡之後的風景，就在六合之外。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我真的不憂慮死亡問題嗎？我真的不憂慮一個人死去之後靈魂到底去了哪裡嗎？我相信，一個人只要足夠誠實，他一定會選擇在死亡面前默想。所以，死亡是一個好問題，死亡是一個禮物，不沉思死亡的人，有麻煩了。

實話實說，現代中國人尤其是現代知識分子至今依然處在這種對西方思想史的誤讀之中，與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大師們是有關係的。胡適和余英時這一脈知識人主要的工作，是試圖把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對接，構成中國問題的範式轉換。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傳統作為觀念秩序，普世價值作為分析對象。這是一個認識論的錯誤，是實用主義的邏輯，沒有走出西體中用的方法。他們看到的是結果，放棄了普世價值的成因追問，屬於帕斯卡所說的有眼睛無大腦的讀書人。中國當代99.99%的自由主義知識人都處在這個層次。所以我雖然自認為是胡適的門徒，是余英時先生的忠實讀者，但我依然要勇敢地說出，短視，短視，太短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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