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美史如鹽，其味方醇

讀到波斯詩人奧瑪·海亞姆的這首詩時，頓時產生了小小的驚喜：

我看到地上一些人昏睡不醒，

我看到地下一些人土掩泥封。

放眼向那原野望去，

匆匆去來，一個個奔波不停。

這是對歷史的多麼深刻的體悟！在2017年度的歷史著作閱讀中，海亞姆這穿越沙海的慧音雅頌，我把它當做是對劉澤華先生娓娓道來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一書的推薦語。劉先生的這本自述不但回顧了他80年的人生歷程，更是對其「中國古代王權主義學說」創構史做了系統的脈絡梳理，是本年度繞不開的學術風景。先生的文字總是忠實平和而內涵鋒芒，他以細密嚴謹的敘述、風雷涌動的歷程、陽光溫暖的人生、理性光芒的思考，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關注平凡生活、關注民族、關注國家與人類命運的歷史學家的人生範本。

書分上下編共16個專題，上編《多變時代里我的一些小故事》5個專題，談的是劉先生80年的人生經歷：從出生寫起，在歷經少年時期的恐懼、青年時期對紅色的追求乃至「文革」時期的種種磨難後，又開啟了文化反思之旅。下編《我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思考》11個專題，從「我對王權支配社會的探索」、「王權主義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幹」，到「等級人學與主奴綜合人格」等專題，對其以「王權支配社會」為核心觀點的中國古代王權主義學說做出了詳盡的闡述。

劉澤華先生是古代中國「王權與臣民觀念」的嚴謹解剖者和鋒利批評人，他銳利的思想鋒芒，紮實地植根於他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耕細耘，植根於他對歷史學、對民族、對國家的那種真誠溫暖的赤子之心中。讀劉先生的系列著作，會很快沉入其中，理性、冷靜、平和、堅韌，正如他對自己的定位：「我自認為，自己大致仍屬於改革開放的大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分子。」而他對中國社會之改革發展進程，則引用古語云：「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寥寥簡語，飽含其上下求索多年而蘊育的建設性歷史學智慧。

在《八十自述》的後記中，劉先生說他曲折跌宕的人生經歷，「後來者或許能從中看到一點歷史萬花筒中的小色塊」。展讀此書，何止是「小色塊」，從每一頁隨便翻開，都會讀得津津有味，他所說的「我的一些小故事」，每一個都那麼平實生動、細節畢現。隨手翻到他講述與閻鐵錚先生愛情的部分，一句樸實之語，瞬間心靈震顫：「如今我們年近八旬了，對於老伴，我依舊是第一眼的感覺。」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不動聲色的驚雷處，有生活的也有學術的。有「一個緣分一輩子」的堅韌愛情，也有「服從還是抗議」的思想鬥爭；有「勸校長收回成命」的責任擔當，也有「謝絕信任，不當工具」的錚錚鐵骨；有「用收藏詮釋思想」的生活情趣，更有「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的學術情懷。

慢慢地品讀劉先生的《八十自述》，縈繞在心而揮之不去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劉先生沒有憑藉文字材料和他的記憶撰寫這本回憶錄，也許我們很多人，就沒有機會和渠道直觀地感知到他那種熔鑄在生命與學術追求中赤誠的家國情懷。對於歷史的思考，劉先生指出：「歷史是個過程，既有權力方面的，也有社會方面的，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因此，現實主義或經驗主義應該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

是的，現代歷史學不再是為皇權或王權支配社會生活提供「資治通鑒」的工具，其任務是通過反顧歷史而觀照現實，其核心要義，正是劉澤華先生所提倡的「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

所以，當樓勁先生將「史料與史學的模糊區域」這樣一個史學研究無法繞開的理論思考，輕輕地附之於其大著《北魏開國史探》之文尾時，歷史學家的分寸感如冰山之浮峰，于波濤中熠熠反光。這提示我們：在現代分析性歷史研究的學術水面下，其實隱藏著更為體大沉重的方法論問題。

正如法國《年鑒學報》主編安德烈·布爾吉曾指出的那樣，在歷史學家邁向科學性的過程中有一項主要的概念，那就是歷史的知識並非由「過去」所產生，而是從研究者身上產生的。研究者其實是在向過去提出問題，並且把問題跟歷史結合起來。這也正是今日所言之「書寫歷史」，是把歷史從敘述的藝術轉化成詮釋的科學。尤其對古代史研究而言，如司馬遷等古賢往聖「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那樣酣暢淋漓的工作，已如黃鶴遠去白雲間，再也不可得了。歷史學者必須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類社會的「關係脈絡」里去，才能如今人所願地去理解過往歷史的進展。

當史料豐富得層層疊疊時，歷史社會的「關係脈絡」被一代代歷史學家剝繭抽絲般條分縷析，在互動與討論中形成解說、分析、爭論、構建，由此而在不斷細化的技術性工作中得以凝固成共識或「共謀的知識」。但是，畢竟存在很多的盲區，即樓勁先生所說的「模糊區域」。北魏早期部落史和開國史正是如此，如司馬遷那般傳統的歷史學技藝在此確有「技窮」之嘆。

前賢們對北魏開國史領域問題的探討，都是如履薄冰、謹慎有加。其原因其實有二：一是北方民族的游牧或半游牧性質，使得其文獻製造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原王朝，從而史料稀少，缺乏可立論的支點；二是歷史學的「強者敘事」邏輯，使得草原民族或騎馬民族總是被文獻豐厚的農業定居民族視之為「胡」或「野蠻民族」，歷史敘事中的異族偏見，得以異常執拗地在文獻敘述中一邊倒地貶低「非正統」民族或政權的文明程度。

樓勁先生的《北魏開國史探》，乃是明確針對這種一邊倒的執拗偏見，以近乎地質探礦的求索精神，將歷史學家發掘和解讀文獻的技藝發揮到了精緻的地步。他開篇即建構了一個探索北魏開國時期文明程度的理論框架，既致力於打破傳統史書中異族敘事的偏見思維，也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至於越過歷史學技術底線的操作規程，用北魏開國時期的技術、工藝到整套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事例，提出了歷史學研究必須承擔「舉證責任」這樣一個命題。隨後的討論，均循此而展開。北魏開國時期的讖緯使用、《周禮》建制、律令體制、君統與宗統、世系確立諸專題，都是從以往基本被忽視的零星文獻敘述中，尋找可以反映其文明程度的痕迹，構建這些文明事項與歷史格局之間的脈絡關係，從而把隱藏在文獻背後的北魏開國時期的可能性文明程度，做了邏輯嚴密周洽的構建或復原。

把樓勁先生的這部著作稱之為「歷史之鹽」，是因為目前我們見到的對於歷史學研究「模糊區域」的考察，大量工作不是期盼於考古資料的縱橫解讀，就是狂歡於出土殘章的「重寫歷史」，而對於正史文獻形成機制的檢討和其隱含問題的剝離，做的相對比較少。《北魏開國史探》以「舉證責任」為基點，既反思「異族敘事」的偏見，又尋找現代敘事之證據，史料考證與理論探索水乳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論範式的意義，確實值得在歷史研究的味蕾上細細品嘗其絲絲之咸。

當然，如鹽之味者，尚有石雲濤教授之《漢代外來文明研究》。

樓先生著作中的部分篇章，在成書之前曾與先生有過請教和談過一些感悟性的認識，而石雲濤先生之外來文明研究，則正是我近年興趣頗濃的領域。所吃驚者，石先生以75萬字之巨篇，將漢代外來文明之事項，幾乎搜羅殆盡、論列詳備。

對物質文明交流問題的探討，古以「博物」而稱，即如張華在其《博物志》中所言「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這就是傳統的名物、地理之學，與今日之文明交流史研究尚存差距。我們今天所言之物質文明史乃是在全球史的視角下，通過物質文明的傳播來探討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關聯和滲透。

20世紀初年，美國東方學者勞費爾撰著《中國伊朗編》，以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為主要材料，著重於從栽培植物及產品的歷史方面來追溯古代伊朗文明與中國的交流史。勞費爾當時所強調的理念是「偉大而獨特的植物移植也是一種文化運動」。到薛愛華的《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則將其研究範圍限定在唐代這一歷史時段中，他強調的是「撰寫一部研究人的著作，而它要討論的主要內容則是物質的內容」，認為「每一種東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發唐朝人的想像力，從而改變唐朝的生活模式」，所以正如普魯斯特所言：「歷史隱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範圍以外的地方，隱藏在我們無法猜度的物質客體之中。」由此，物質文明交流史的歷史學意圖更為清晰。這種以歷史學研究為底色的、主要從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為材料追本溯源的物質文明交流史的研究，顯然既不同於中國古代傳統的「博物學」，也不同於在18世紀漸入佳境的西方動植物學家如林奈、班克斯等人的博物學研究。

石雲濤教授此《漢代外來文明研究》，在薛愛華所做的物質分類基礎上，對文明互動的歷史脈絡之細節勾畫，已經更為體系化。全書以動物篇、植物篇、器物篇、毛皮與紡織品、香料醫藥與醫術、珠寶篇、人工飾珠、佛教的初傳、藝術篇、詩賦中的外來文化因子為主題，分為10章，構建了漢代物質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完整敘述體系。由於其各專題篇章架構細密，甚至就能當成漢代外來物質文明要素的百科詞典來使用。不僅如此，石雲濤先生認為該著作尚包含部分精神文明交流的成果，顯然，這也是一個方面，畢竟，歷史學的物質文明交流史，並不是植物學或動物學的物種傳播史。無論是記載這些事項的文獻，還是圖像、文學作品，都飽含著人們的思想和想像，那就是薛愛華所說的：「外來物品的生命在文字描述的資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續，形成了一種理想化的形象。」雖然如此，我還是寧願把《漢代外來文明研究》定性為物質文明而非思想文明的交流史著作。

精細的物質文明交流史的研究，既是對古代世界不同地域交往狀態的細緻描摹，也是對當代社會「文明共享」這一價值理念的追根溯源。從本質上來講，是為現代世界的共同發展、為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尋找源於古代世界的那種「普遍聯繫」與「同源價值」。

當然，普遍聯繫是在努力跨越地理阻隔後才可能實現的，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的遷移傳遞與交流，受地理因素和政治勢力影響的道路的暢通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因而，對研究歐亞大陸古代文明傳播史的學者而言，熟悉和理解不同歷史時期的地理空間情勢就顯得相當重要。尤其是在中國學術界逐漸轉換認識視角，從全球文明體系或歐亞文明體系的角度來審視古代中國文明及其發展問題的背景下，古代世界的交通地圖則成了必須要學習或掌握的知識板塊。

在這方面，2017年有兩本重要的世界古代地圖著作值得我們重視，一是A-M.威特基等主編、葛會鵬等翻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一是朱鑒秋等編著、中西書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古地圖集》。有意思之處在於，前者所謂的「古代世界」是將整個遠東地區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後者則完全是以古代中國為中心的。這樣兩種視角編排的地圖集，恰好可以成為一種相互觀照、相互補充的知識工具書。對二者的同時學習和使用，不僅具有知識參考的價值，還可能具備視野與胸懷開拓的意外啟示。需要提示的是，這兩部地圖集都不僅僅是簡單的地圖集成的書，而是有非常系統詳盡的文字說明。

《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收集了161幅彩色地圖、44幅插圖，時間跨度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世紀，涵蓋了古代近東地區的諸多文明，重點聚焦於古典時期東西文明之間的交往；不僅展現了古代世界的政治和軍事史，還反映了經濟、行政、宗教和文化領域的狀況，是對古代歷史世界的地圖化梳理，以地圖來演示歷史發展的脈絡，對歷史事件進行分層而清晰的展現。在版面上，使用了釋文與地圖相附的雙面排版設計，釋文包括歷史背景介紹、歷史概念解說，並有資料來源、參考文獻和相關插圖相匹配，完整地構成了一個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相結合的敘述方式，精確、簡潔、直觀、權威。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以中外交通為主題，以中國歷代相關的古地圖為主線，以外國地圖為輔，自復原的傳說中4000年前的《九鼎圖》開始，共選錄中國古代地圖123幅，這些主要是選錄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涉外的地圖，同時又兼收各歷史時期的國家輿圖、海防圖、航海圖等有代表性的古地圖。每一幅古地圖都撰有介紹文字，同時配置相近年代的外國古地圖作映襯和對比。地圖的說明文字由概述、編注、參考資料三部分組成，其中，概述主要是說明地圖製作流傳的版本源流，編注是對地圖本身信息要素的詳細解讀，參考文獻則提供了相關的文獻來源和研究成果。

遺憾的是，此《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缺少西亞、中亞、東亞部分，而《中外交通古地圖集》則完全是對古代地圖的收集解說，而不是如前者一樣將古代歷史的研究成果用現代繪圖法製成地圖，所以在使用方面確實是有一些缺憾的。

當然，沒有什麼工作是盡善盡美的，而1600年前，大夏王鐵弗匈奴赫連勃勃和他的統萬城監工都是殘暴的完美主義者，他治下那些築城造弓的匠人們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所謂「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如此糾結殘忍的管理方式，使得即使對大夏歷史沒有任何研究的學者，也都會記得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冷汗史料。看來，研究鐵弗匈奴和大夏政權，真還是需要一些勇氣的——這是我讀胡玉春《大夏國史研究》之前的第一時間就冒出的一個閑人念頭。

胡玉春說赫連勃勃是一個兇殘的美男子，她出於對這位美男子的好奇，才開始關注相關的資料。這一關注就是八年，最終撰成了這樣一本30多萬字的著作，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大夏政權，算是有了系統的國史著作。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由好奇的興趣而致力於問題的研究，正是我們所追求的學術佳境。

眾所周知，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大部分胡族政權，因為國祚較短、資料分散，相關的研究也很難作系統的構建。赫連勃勃自407年叛後秦自稱天王，到431年赫連定被北魏處死，其政權僅僅存在了25年，而事實上在北魏於427年攻破大夏王城統萬城之後的4年，赫連定是處在流竄之中的。如果不算這4年，其穩定統治的時間也就21年。正因為如此，要像研究北魏王朝那樣構建一個完整體系的大夏國史，其間的困難可想而知。而胡玉春之《大夏國史研究》則幾乎是將相關資料搜羅殆盡，以鐵弗匈奴及大夏政權的基本史料考辨為起點，首先將所有的原始史料都做了系統的研究與辨別。在此基礎上，梳理考辨了以下九方面的問題：南匈奴與鐵弗匈奴之族源關係、鐵弗匈奴部族的世系與地望、赫連勃勃與大夏政權之建立、大夏國政治制度考、大夏地方行政建制考、大夏社會經濟狀況探析、大夏與周邊民族和政權的關係、大夏的文化及遺存、鐵弗匈奴的消亡。正如張久和先生所言，這九方面問題的考述，確實構建了迄今為止關於大夏政權的最為全面、完整、深入的研究專著，較為精當客觀地反映了這段歷史的面目。

寫到這兒，其實我感觸最深的是，當歷史學的研究面臨史料稀缺的情況時，我們將何以構建或如何書寫？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用流行的理論體系填補史料缺環，從而構建一個完美的闡述體系，往往是最為討巧的辦法。但是，胡玉春的研究則像耕牛一樣老老實實地一點點梳理那些零散的史料，一步步地在歷史的「關係脈絡」中定位鐵弗匈奴和大夏政權的軌跡，並將大夏的文化及遺存這樣的具有考古學價值的資料和研究，也做了詳細辯證。這樣一點也不偷懶、平實求真的研究方法，正與樓勁先生所說之「舉證責任」相激蕩。

美史如鹽，生之於湖海大地，其味方醇。（文/尚永琪）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