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玲：論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特點
論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特點
摘 要：
清代是中國古代《史記》研究的鼎盛時期。清人對《史記》文學方向的闡釋做出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無論闡釋理論、方法，還是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許多結論篤實而新穎。清人深刻地探究了《史記》的文學特性，較歷代有著更為深刻、公允、新穎的認識，對其文學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在對《史記》的文學性探討中，研究者注重理論性的指導，並發展、豐富了這些理論。不僅如此，清代《史記》文學闡釋時代特點突出，重文本細讀精讀，重辨析、重感悟成為其重要特點之一。小說與《史記》文學性、創作動機以及寫人敘事等藝術技巧的比較，強化了《史記》文學特質，這是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另一特點。
關鍵字：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特點
清代是《史記》研究的興盛時期。清人對《史記》的重視和喜愛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他們在「通經汲古」「復古守正」的文化旗幟下，將《史記》置於史宗、文宗的地位，或訓詁箋釋、探本辨偽、釐定體例，或探跡幽賾、品評人物、耽迷文法，甚至書法繪畫等藝術也莫不以之為圭臬。
就清代《史記》文學闡釋而言，清人做出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許多結論篤實而新穎，發前人之未發。這些論述或存於《史記》研究專著、輯選輯評本中，對《史記》的文學性進行集中研究；或存於文集序跋、文人書信、筆記以及各種詩話、文話、書話、畫傳中，對《史記》某個方面、某個篇目展開論述；或存於小說評點、小說序跋、讀法中，將小說與《史記》作以比較。雖然清人《史記》文學闡釋的形式靈活，類屬複雜，但整體上體現出了對《史記》文學性認識深入、重理論、重方法、重比較的研究特點，深刻地反映出清人在《史記》文學闡釋的理論、方法、深度與廣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清代對《史記》
文學性、文學意義認識的深入性
清代對《史記》的文學性的認識較歷代更為深刻、公允。在《史記》文學闡釋中，清人強調了《史記》「文」的特點，深入挖掘了文學特質，對其文學地位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這些認識篤實而新穎，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重要特點之一，將古代《史記》文學研究推向了高峰。
《史記》的文學性是逐漸被認識的。漢魏以降，在《史記》的評述中雖有涉及其文學性，但終歸是屬於史學範疇的。綿延唐宋兩朝的古文運動促使了《史記》文學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尤其宋代對《史記》的文學性有了一定認識，如蘇洵、馬存、蘇轍、洪邁等人對《史記》寫人、敘事以及作家修養的認識，代表了《史記》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成就，《史記》史學研究與文學研究出現逐漸分流的態勢。明代是《史記》文學研究的深入期。明人文學復古的學術思潮和《史記》、小說的比較為《史記》文學性的探討提供了文化語境。楊慎、唐順之、茅坤、王慎中、歸有光、鍾惺等文學大家都對《史記》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史記》文學性認識更為深入、具體。明人認為「太史公書極有法度，草草讀不知也」。[1]「法度」成為明代《史記》文學研究的核心詞，在《史記》敘事、人物刻畫、文章風格、語言以及與小說的關係都做出了探討。但清人對明代以「法度」來概括《史記》的文學特質表示極為不滿，認為歸、唐只是「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2]。
基於此，清代學者對《史記》的文學性研究傾注了更多的心力，強調對《史記》的研讀，認為《史記》是讀書人不可不讀之書，姚苧田云：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匯先秦以上百家六藝之普英，羅漢興以來創製顯庸之大略，莫不選言就班，青黃纂組。如游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3]
《史記》「洸洋瑋麗」「無奇不備」「匯百家六藝普英」的特點使清人將之視為不可不讀之書、不易讀之書。如綿延清代二百多年的桐城派中人無不重視《史記》的研讀，對《史記》的文學特性作了深入分析。清人認為除儒家經典之外，《史記》是當之無愧的古文正宗。清初文壇耆老錢謙益云：「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迨勝諸家，繼彌之小宗也。」[4]認為後世文章都是呈《左傳》《史記》這條脈絡而來，唐宋八大家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學習左史而成為「小宗」。徐鄰唐《壯悔堂文集序》又云：
蓋古文如《漢》，如《庄》、《列》，如《管》、《韓》，如《左》、《國》、《公》、《谷》，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遺馬遷。[5]
徐氏比錢謙益的論述更為具體，他「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遺馬遷」之論顯然將《史記》視為文宗，認為《史記》具備了全部的文法。晚清著名學者吳德旋在《初月樓古文緒論》亦云：「《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6]這些論述概括了清人對《史記》文學性的認識，表現出《史記》在清人心目中尊崇的文學地位。正因為如此，清代產生了大批有關《史記》文學性的專著，如吳見思的《史記論文》、李晚芳的《讀史管見》、牛運震的《史記評註》、邵晉涵的《史記輯評》、姚苧田的《史記菁華錄》、姚又朴的《史記七篇讀法》等論著。許多大的文史論家作品中對之無不涉及，如劉大櫆的《論文偶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劉熙載的《藝概》、曾國藩的《求闕齋讀書錄》等都極具代表性，還形成了兩部著名的集評本，如王拯的《歸方評點史記合筆》、程餘慶《歷代名家評註史記集說》。
更為重要的是，清人對《史記》的文學性有了更深刻而具體的表述。如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云：「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者，往往遁于山巔水湄，亦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其馳騁千古，才情跌宕，幾不減屈子離憂、子長感憤，真可與漢文、唐詩、宋詞連鑣並轡。」[7]這實質就是金聖嘆對《史記》「以文運事」的概括，他認為：「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8]，揭示出《史記》創作性特點。對之，姚苧田的論述更為清晰，他說：「不知文者，常謂無奇功偉烈，便不足垂之青簡，照耀千秋。豈知文章予奪，都不關實事。」[9]並明確提出：「《史記》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也。」[10]這說明清人對《史記》文學性的認識發前人之未發，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清人對《史記》文學性的認知還體現在《史記》與小說的比較上。金聖嘆、張竹坡、馮鎮巒、孔廣德、劉鶚等小說評點家以《史記》為坐標的小說藝術價值判斷，在小說評點中，間接地、細緻地分析了《史記》寫人、敘事、語言、風格等方面的特點，從另一個層面強化了《史記》的文學性。
概言之，清人對《史記》文學性、文學意義把握的深入性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重要特點。
二、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理論性
文學理論是對文學規律的把握，文學實踐是文學理論豐富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尤其，優秀文學作品的創作和閱讀實踐對文學理論內涵的拓展和豐富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文學理論對作者創作動機、文本的隱藏意義、文本的藝術技巧的挖掘有著指導性作用。清代學者對《史記》的文學性探討注重理論性的把握，把「發憤著書」說、「文氣」說、「義法」說作為解讀《史記》的理論，全面而深入地探索了《史記》的文學特質，並豐富發展這些理論，進行了歷史性總結。這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重要特點之一。
司馬遷認為古今名著「大抵賢聖發憤」之作，又云：「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11]將隱忍舒憤與著述連接起來，「發憤著書」說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最為重要的命題之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錢鍾書《管錐編》說：「古代許多詩文！莫不濫觴於馬遷『《詩》三百篇，大抵發憤所作』一語。」[12]
明清易祚，為了消盡漢人的骨氣和廉恥，滿清以鐵血手段武功戡定，並強行剃髮易服。同時，滿清政權為了爭奪道統，控制文化的話語權，實行民族分離、民族壓迫政策，造成了漢族及漢族知識分子的被排斥、被壓抑的地位。出於對漢族的防猜、對文化的清洗、對漢人思想的箝制，綿延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100多年的文字獄，造成了仕林萎靡，民眾精神不振。整個清代科場失意、仕途蹭蹬成為極普遍的現象。清代特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為 發憤著書理論提供了社會生活基礎。「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13]也成為清人最深刻的文學認識，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起點。
顧炎武、王夫之、陳子龍、歸庄、曾國藩、沈德潛、陳廷焯等學者對「發憤著書」理論進行了更為具體、深刻的發掘。歸庄「小不幸」「大不幸」與詩之工與不工關係的探討；曾國藩「瓮墉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為篤論已」，[14]對「發憤著書」理論的片面極端的修正；沈德潛、陳廷焯客觀理性地對發憤著書理論從創作層面的歸納。這些探討釐清了「發憤著書」說的內涵和外延，使之更加完整、系統，認為「發憤著書」只是創作主體創作的內在驅力，它不等同於作品，具體到寫作上還要靠創作主體的藝術修養和藝術技巧，要藉助於藝術手法，並較為廣泛深入地運用到《史記》小說的評述中。
清人認為司馬遷將個體的情感與體悟融入到《史記》之中，袁文典《讀史記》云：「余讀《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記》一書，實發憤之所為作。」而且這種坌憤之情使讀《史記》者沒有「不為之拍案叫絕廢書而三嘆也哉！」[15]也正是以此為起點，清代學者對於《史記》文本的解讀，多以「發憤著書」理論為引導，對司馬遷寓抒情於敘事的特點、《史記》在構思上的精妙、《史記》的文學手法、《史記》文本的深層意義進行闡釋。黃淳耀《史記論略·淮陰侯列傳》云：
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黥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為溝壑也，其意蓋深痛不忍讀矣。[16]
顯然，從「發憤著書」出發，對《史記》的解讀所得出的認識和結論是客觀的、是符合司馬遷創作的原意的，這對《史記》文化意義和文學意義的挖掘有著重要意義。
「文氣」說是具有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和審美標準的文論範疇，成為中國古代藝術創作、鑒賞、主體人格建構的重要藝術理論。經過歷代以來的發展，清代的「文氣」說既具備比較完整的體系，也具有一定的理論高度，同時也有著具體的可操作性。
清人崇尚文氣十足的詩文，通過對歷代創作實踐與文學理論的總結，尤其是桐城諸子對《史記》的文本闡釋有著密切的聯繫。方苞強調「理明」「辭暢」，認為辭暢實為內在精神所外化之氣。劉大櫆《論文偶記》「文之最精處」「文之稍粗處」[17]和姚鼐「文之精」「文之粗」[18]的理論，將歷代所談討的抽象的創作主體的「養氣」具體為主體精神之氣、文化之氣、社會之氣，即文之「神」；作家精神氣質與情感在文章中通過字句、音律表現出來為「氣」。這就將文氣論具體到文章的節奏、音律和文法之中，使抽象的「文氣」體現在字法、句法、章法結構上。而這些認識正是他們經過對《史記》的探究而得出的，方苞說：「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為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19]劉大櫆《論文偶記》亦云：「文貴大：道理博大，氣脈洪大，丘壑遠大；丘壑中，必峰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遷。震川論《史記》，謂為大手筆」。[20]方、劉都認為《史記》的澄清、瑰麗濃郁與遠大是司馬遷善養氣所至。因而，清代古文大家都以《史記》為圭臬，探索文氣規律。如曾國藩，他認為：「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餘生平好此四書，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詁釋箋疏，窮力討治。」[21]他的日記常有對《史記》探索的感悟，如：「夜溫古文《史記》數首。因憶餘論作書之法，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二語。古文吞吐斷續之際，亦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之妙，乃為蘊藉。」[22]曾國藩認為：
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23]
曾國藩以文氣對司馬遷之文的解讀，指出《史記》「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的特點，來尋求古文「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24]。顯然，「文氣」說對揭示《史記》的精神韻律、文學氣象提供了理論工具，同時，也使文氣理論得到豐富和發展。
「義法」說是清人《史記》闡釋的重要理論發明。「義法」之說是方苞以《史記》為範本對史學、文學理論的認知，它使清代對《史記》的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成為桐城古文理論的大綱。桐城派前後相繼於整個清代，涉及作家一千多名，著述幾千種，足見「義法」說在清代《史記》闡釋和文學實踐中的重大影響。
方苞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25]，又云：「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26]他認為《史記》繼承發揮了《春秋》的「義法」，並將之解釋為「言有物」「言有序」。雖然方苞沒有再直接展開論述，但在《楊千木文稿序》中曰：「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凡此皆言有物者也。」[27]可見，他認為《史記》的「言有物」是司馬遷以「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為坐標的價值判斷。對於「言有序」，可以解讀為「義之法」，在《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中，方苞云：「《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絡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28]這裡他似乎將《史記》的脈絡、照應、隱顯、層次等文章組織能力稱之為「言有序」。雖然。方苞對「義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解讀，但從其眾多《史記》闡釋的文章來看，更側重於「求義之法」，如《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繼曰「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讚美，故廢書而嘆，皆以為嘆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嘆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29]
顯然，方氏是要在脈絡、照應、隱顯之「法」的研究中探索出史公之「義」，達成「遷之意，居可知」的「求義之法」。他的《史記》闡釋文章多為此法，準確地把握了《史記》的內在精神，符合司馬遷著史原意，這是清代學者對《史記》最重要的貢獻。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認為方苞是「直到清代才出現了對《史記》能夠做出精密評論的人物」。[30]顯然，內藤湖南是指方苞義法論對《史記》闡釋的重要作用。也正因為如此，「義法」不僅成為清代《史記》闡釋的「求義之法」，也成為桐城派寫作的顯義之法。
以上可以看出，「發憤著書」說、「文氣」說、「義法」論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提供了理論依據，對《史記》文化意義、創作動機、文學特點、藝術技巧的探索都有著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在對《史記》的闡釋中，這些理論得到深化和發展。
三、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時代性
「文變染采世情，興廢系乎時序」[31]，學術亦然。清代《史記》文學闡釋時代特點突出，重文本細讀精讀、重辨析、重感悟是其重要特點之一。清人用傳統的評點模式，對《史記》細讀、精讀，辨析文法章法，探幽入微，勾玄提要，重視文本的閱讀與感悟。這和清人崇尚樸實之美、嗜古懷古的審美思潮有關，和清代的評點學和文章學的發展有關。
宋明以來，復古思潮的文化語境和文人對科舉八股制義的需求，促進了評點學和文章學的發展。明代把對詩文的評點方法運用到日見興隆小說之中，形成了小說評點的興盛，也轉化為《史記》研究的重要方式，出現了許多《史記》評點的著作，如楊慎的《史記題評》、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茅坤的《史記鈔》、歸有光的《歸震川評點史記》等以及凌稚隆對歷代大家對《史記》的大型集評《史記評林》。這些評點不再集中於對《史記》史學方面的考評，而是重於對《史記》法式的文章學、文學方向的研讀。確如高津孝所言，明人「所看重《史記》的，並非彙集既定事實的史書的意義，而是極力發現和闡釋其作為文章範本、作為文學的意義」。[32]尤其到了清代，清人出於對明季空疏學風的反思，學術上「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33]樸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原則幾乎成為眾學人共同的信條。再者，「八股取仕」促進了讀書人對文法的探求。有識之士倡導以古文救時文之弊，一代文壇泰斗方苞說：「以求《左》、《史》、《公》、《榖》、《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34]另一方面，「文氣」說、「義法」說等文學理論都是建立在對文本的細讀、精讀之上，沒有反覆的推敲、精慎的思考，根本無法把握文之精粗、顯義表義之法。基於以上原因，清人對《史記》文章學、文學方向的闡釋，從微觀研究入手，重視整體把握，以傳統夾批、眉批、總批的評點為模式，較明代更為詳盡、精深，形成了清代《史記》闡釋的重要特點——重文本細讀精讀、重辨析、重感悟。
清代許多學者對《史記》都用力至深，如王又朴所言：「累年反覆尋味，益得其要領，蓋至今乃始確然，而有以深悉其意故也。」[35]正是這樣「累年反覆尋味」，對《史記》文本進行細讀，許多專書都投入了研究者很大的精力。如吳見思苦的《史記論文》，幾乎用其一生付出，乃成一百三十卷大書；湯諧的《史記半解》，付四十年心血而成；牛運震苦心多年，數易其稿，方成《史記評註》十二卷；李晚芳《讀史管見》成書不少於四年；郭嵩燾出使英國依然手不釋卷，才成《史記札記》。這些著作對《史記》的字法、句法、章法、結構、寫人、敘事無不重視，成為清代文本細讀的典範。不僅如此，清代出現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史記》輯選、集評本。前者如姚苧田選評的《史記菁華錄》、邵晉涵的《史記輯評》等；後者如程餘慶的《歷代名家評註史記集說》、王拯的《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姚苧田的《史記菁華錄》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輯評本，在清代流傳較廣。他掇《史記》精華51篇，並進行刪節，使主線更清晰、情節更集中、人物性格更突出，而且還保持了《史記》的原貌。同時，對選文進行了逐字逐句逐段的評點，篇末總評註重對立意、結構的總結，並時談篇目、意境及其影響。程餘慶的《歷代名家評註史記集說》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集評本，程氏不襲一家之說，集一百六七十家歷代名家對於《史記》的注釋、評語於一體，其中包括清代方苞、吳見思、汪越、牛運震等評註者的研究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方苞的弟子王又朴的《史記七篇讀法》，是清代《史記》讀法唯一的一部專著。王又朴認為《項羽本紀》《外戚世家》等七篇文字是最能代表司馬遷水平的文字，他仿照金聖嘆小說讀法的形式，詳批了七個篇目，並強調「一氣讀」，能夠「悉其本末意義，脈絡通貫」，「分段細讀」「能得其順逆、反正、隱顯、斷續、開合、呼應諸法。」[36]
概言之，清人無論是《史記》研究的專書，還是輯選本、集評本，讀法都建立在精慎地《史記》文本細讀之上，「抽挹菁華，批導窾隙」，關注字法、句法、章法、結構、寫人、敘事，是為了「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濫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37]因而，重視文本閱讀與感悟，精讀、細讀文本，辨析字法句法，分析章法結構，探討寫人敘事藝術，並以鉤稽史公微言大義。這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又一特點。
四、清代《史記》與小說的比較
明清以降，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達到了高峰。這一時期的小說評點不僅擔負著對小說文法、內容、情感的認識，還承擔著對小說內在本質、藝術價值的判斷，為小說爭得文學領域的一席之地。對於史籍和小說的關係，小說評點家一直處於一種悖論之中，「史統散而小說興」之說顯然已把小說當作一種新興文體對待，卻又同時稱小說「羽翼信史」，甘附驥尾，為小說謀得正統。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下，清人展開了小說與《史記》的比較，一方面要藉助於通過和擁有經史地位的《史記》的比較來抬高小說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想通過已有的《史記》文學性方向的認知，來打破史學話語對小說評論的籠罩。從《史記》文學研究來看，這種比較又強化了《史記》文學特質，這也成為清代《史記》文學闡釋的另一重要特點。
清代小說評點家金聖嘆、張竹坡、馮鎮巒、潘德輿、但明倫、何守奇、脂硯齋、孔廣德、戚蓼生以及李漁、朱緗、劉鶚等學者，在小說的評點中或多或少把《史記》與所批評的文本比較貫穿其中。這些比較主要集中在《史記》與小說的文學性比較、創作動機比較以及寫人敘事等藝術技巧的比較上。
清人通過小說與《史記》的比較，在文學性上找了共同點，認為它們具有同一性。清代評點大家金聖嘆將《史記》與《莊子》《離騷》《杜詩》《西廂記》《水滸傳》並稱為「六才子書」，這六本書分屬子部、史部、集部，包含散文、騷賦、律詩、詞曲、小說等體裁，他以「才」為分類的標準，明顯是建立在對這些不同種類作品文學性的把握上的。這種認識在西方學科體系尚未傳入前，顯然是超前的。清代另外一位著名評點家張竹坡在《雜錄》《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竹坡閑話》《金瓶梅寓意說》《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等文章以及具體的評點中，始終把《金瓶梅》與《史記》的比較貫穿其中。他認為《金瓶梅》就是一部《史記》，云：「會做文字的人讀《金瓶》，純是讀《史記》」。[38]「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39]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清人已將《史記》從經史中划出，跨越了《史記》的史學文本意義，既強化了小說的文學地位，也強化了《史記》的文學特性，深化了清人對《史記》文學地位的理解和藝術特點的認知。
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在明代由李贄引入到小說的評點之中，到清代成為小說創作內驅力探索的最為重要的理論，貫穿了清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始終。金聖嘆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為如此設言」[40]，而改稱「怨毒著書」。張竹坡認為《金瓶梅》的作者與司馬遷的經歷與情感有相似性，他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說：「《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懣的氣象，然則《金瓶梅》斷斷是龍門再世。」將《史記》「發憤著書」的創作動機轉化為《金瓶梅》的「苦孝」說。「奇酸志苦孝」之說成為張竹坡對《金瓶梅》文學、文化意義解讀的門徑。其他評點家如馮鎮巒、脂硯齋、陳其泰、洪秋蕃，同樣認為《聊齋志異》《紅樓夢》和《史記》一樣具有「孤憤」「泄憤」的創作動機。清人正是在對司馬遷《史記》運用「曲筆」以「發憤」的「曲筆托憤」精神深入理解的基礎上，認為小說繼承了《史記》的「龍門家法」。這種闡釋與比較為小說的解讀拓寬了歷史視野，為小說內在意蘊的挖掘提供了思路，同樣對《史記》文化、文學意蘊的拓展有著重要意義。
對《史記》與小說寫人敘事等藝術技巧的比較是各位評點家探究的重點。每個評點家在序、讀法和文中的總批、眉批、夾批中都把與《史記》的寫人敘事手法進行了詳盡的比較。金聖嘆對兩者藝術手法溝通之處有著深刻地感悟，認為：「《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41]同時也認為小說與《史記》存在著「因文生事」「以文運事」的差異。張竹坡也在小說的解讀中，始終貫穿了小說與《史記》技法的比較，認為《金瓶梅》和《史記》一樣有「化工」之妙，評點中充斥「龍門文字」「龍門能事」「龍門再世」「又一龍門」「逼真龍門」等評論。余集認為《聊齋志異》的「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是「亦豈太史公傳刻之深心哉！」[42]馮鎮巒《讀聊齋雜說》說「《左傳》、《史記》之文，無所不有，《聊齋》彷彿遇之」[43]。洪秋蕃則認為《紅樓夢》對「龍門所謂於學無所不窺」[44]。這些結論的得出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認真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從「泄憤」的思路出發，通過對小說與《史記》寫人、敘事、語言的藝術技巧的感悟和深刻理解、比較，將《史記》作為小說美學價值的判斷坐標，從藝術與精神的高度找到二者內在神韻的共性與幽通。而這種比較進一步闡釋了《史記》的文學性。
選自《揚葩振藻集》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點
建立三十周年畢業博士代表論文集
註：
[1]歸有光《歸震川評點本史記》第一冊，光緒二年正月武昌張氏校刊，第4頁b面。
[2]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87頁。
[3]姚苧田《史記菁華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74頁。
[4]錢謙益《袁祈年字田祖說》，《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26頁。
[5]徐鄰唐《壯悔堂文集序》，《壯悔堂文集》，清抄本，卷首。
[6]吳德旋著，范先淵校點《初月樓古文緒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頁。
[7]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4頁。
[8]金聖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上)，《金聖嘆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頁。
[9]姚苧田《史記菁華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81頁。
[10]姚苧田《史記菁華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頁。
[11]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3頁。
[12]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36-937頁。
[13]黃宗羲《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黃宗羲全集》(南雷詩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頁。
[14]曾國藩《雲槳山人詩序代季師作》，《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227頁。
[15]袁文典《讀史記》，《袁陶村文集》，清光緒間刻本，第19頁a面。
[16]黃淳耀《史記論略》，《陶庵集》，知服齋叢書，清光緒十八年順德龍氏刻本，卷七，第33頁。
[17]劉大櫆《論文偶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18]姚鼐著，王先謙選編《正續古文辭類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
[19]方苞著，劉季高校點《古文約選序例》，《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頁。
[20]劉大櫆《論文偶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21]曾國藩《諭紀澤》，《曾國藩全集》（家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430頁。
[22]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024頁。
[23]曾國藩《送周荇農南歸序》，《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62頁。
[24]曾國藩《復許振禕》，《曾國藩全集》（書信三），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971頁。
[25]方苞著，劉季高校點《又書貨殖傳後》，《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頁。
[26]方苞著，劉季高校點《古文約選序例》，《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頁。
[27]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楊千木文稿序》，《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8頁。
[28]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頁。
[29]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頁。
[30]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頁。
[3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75頁。
[32]高津孝《明代評點考》，章培恆等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頁。
[3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頁。
[34]方苞著，劉季高校點《古文約選序例》，《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頁。
[35]王又朴《項羽本紀讀法題詞》，《史記七篇讀法》，康熙十九年詩禮堂刻本。
[36]王又朴《史記七篇讀法》，康熙十九年詩禮堂刻本。
[37]姚苧田《題辭》，《史記菁華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頁。
[38]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3-84頁。
[39]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0頁。
[40]金聖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41]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42]蒲松齡著，盛偉編校《聊齋志異·余序》，《蒲松齡全集》，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52頁。
[43]朱一玄《聊齋志異資料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頁。
[44]洪秋蕃《紅樓夢考證》，上海印書館1935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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