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日本發現歐洲，1720-1830

原標題：周六薦書｜日本發現歐洲，1720-1830

撰文：唐納德·金

《日本發現歐洲，1720-1830》（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勾勒了1720-1830年間，西學在日本的發展與實踐。這段時期的前後兩個年份中，前者標誌著官方開始關注西學，後者則是驅逐西博爾德出境的年份。如果說日本的近代化始於明治維新的話，那麼，從1868年回溯到1720年的近150年，則可以說是醞釀這場近代化的漫長的準備期。彼時的知識分子奮起反抗鎖國，拚命探索來自國外的新知識。像本多利明這樣有著充沛精力並極富熱情的人們，促使日本發生了令人驚嘆的變化。

本多利明是本書的核心人物，其手稿中的任何一頁都充分表明他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近代日本。在他的書中，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不安、好奇和接受。本多好奇於新的發現，樂於開闊眼界，甚至帶著某種喜悅揭示日本只不過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座小島而已。對那些認為中華文明才是源遠流長的日本人，他公然宣稱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埃及才更為久遠、更加崇高。他發現，世界充滿了奇妙的事物，他堅持認為日本應該取諸所長。他嘗試用西方人的視角觀察日本，明了時局必將扭轉，如今的國家已被嚴重耗費德行和物力。即便如此，他仍確信日本一定能夠成為世界大國之一。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一章「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

1

18世紀末，極少數日本人開始付諸艱辛的努力，認真研究歐洲文明。此時他們關注的焦點位於長崎港內的彈丸之地上，這就是出島。島上略顯破爛的交易所里住著十幾個荷蘭人。他們是當時僅有的被允許出入日本列島的一群歐洲人。

日本國民並不是向來如此隔絕於西方。從1543年葡萄牙人發現日本到1639年被驅逐出境的大約一個世紀里，日本人獲得了觀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機會，其中還有幾個人曾經遊歷過歐洲甚至美洲。然而，當時的日本政府雖然非常了解對外貿易的種種益處，卻因為懼怕基督教（1549年由聖·方濟各·沙勿略傳入）不斷帶來的威脅，於是連續發布禁令，最終除荷蘭人以外，所有的歐洲人都被趕出了日本。

讓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實與基督教——此時為天主教的教義無關，倒不如說是因為懼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國民喪失對國家的忠誠，也懼怕這種情況會加快歐洲強國入侵日本。西班牙人開始布教後便很快征服菲律賓的先例讓日本人警覺，而威脅日本主權的企圖相繼暴露後，幕府首先驅逐了西班牙人，接著又趕走了葡萄牙人。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其他國家當中，英國發現無法獲益便主動退出了日本。或許是對貿易的嗅覺更為靈敏，只有荷蘭人留在了日本。

雖然德川幕府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滅絕基督教，但他們發現有充足的證據表明荷蘭人的宗派對他們並無害處。1637—1638年，當數萬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島原半島做最後的殊死頑抗時，荷蘭人居然特意向幕府軍隊出借槍炮予以支援。荷蘭人對自己在日本消滅基督教的過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並不在意，因為他們既不是天主教的朋友，也不是葡萄牙人的朋友。相反，葡萄牙人是他們在東方的夙敵。如果基督教在日本成功的話，商業上受惠最多的是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幫助讓日本人篤信他們完全就是為通商而來。雖然當時的日本武將普遍認為世上沒有比商業更令人鄙視的行為，但從結果來看，日本武家政權選擇了老實的荷蘭商人作為打交道的對手，而不是自恃清高、難於應付的葡萄牙軍人。

1641年，幕府命令荷蘭人把他們的交易所，用當時的說法就是商館，從九州西端的平戶搬到了出島。起初荷蘭人非常滿意從平戶搬到交通更為方便的長崎港。當接手原本是葡萄牙人在出島建造的交易所時，他們認為此舉或許象徵東方霸權從此由葡萄牙變成了荷蘭。的確，當時荷蘭人的輝煌達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這個成功，正如荷蘭武器的威力一樣，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荷蘭商人自身的努力而獲得的。

荷蘭最偉大的詩人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為紀念被流放的原法國王妃瑪麗·德·梅迪西斯（Marie de Médicis）訪問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公司，並於1639年寫過一首頌詩，讚美荷蘭貿易商人的豐功偉業。

不滿足僅僅在荷蘭的土地上開墾田野，

他們撐開船帆環繞地球，

造訪太陽普照的大地盡頭，來到那遙遠而奇妙的國度——

太陽神啊，希望您看到我們的偉業。

我們荷蘭，才是收穫印度各國生長的萬物的倉庫。

北海之國的每一艘貨船都滿載著東海的收穫。

冬之王在異國的領地上手捧胡椒溫暖著嘴唇，

夏日的陽光不時地注視著烹煮、燒烤的美食。

阿拉伯人獻上至尊的香爐，

與波斯人的交易依舊繁榮之至，

那些絲綢和木棉織品送到了我們手裡。

廣袤的爪哇島與我們分享寶藏，

中國分給我們瓷器。

阿姆斯特丹健兒繼續著旅行的腳步，

來到恆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利益指引我們走向所有大海，所有海岸，

為了對利益的眷戀，我們繼續探尋世界的港口。

荷蘭人的觸手伸及如此之廣，他們冒險的動機正是出於「對利益的眷戀」。在日本的荷蘭商人們也正是受這種獲利慾望的驅使，才能忍受幕府強加給他們的一個又一個屈辱。從呆在平戶起，他們就言辭謙恭，千方百計要保住自己的腦袋和生意。當他們在剛竣工的倉庫的基石上刻入西曆年份而被幕府官吏發現後，為了平息官吏的怒火，他們竟然主動拆毀了倉庫。荷蘭人原本期待或許出島的生活會比平戶要舒適一些，不過他們立刻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日子會怎樣。說白了他們就是囚徒。他們只被允許來往於這座彈丸之島上僅有的兩條通道，受到從不間斷的監視、看守和跟蹤。每年春天，商館館長必須帶上幾名館員前往江戶，向將軍進獻禮物，表達作為臣下的忠誠。曾經在商館奉職的德國醫生恩格伯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在《日本志》中記錄了1691年和1692年前往江戶參覲的情形。坎普法寫道：

就地等候了一個多小時，皇帝來到謁見廳之後，攝津守和兩位奉行走過來，只把公使一人帶到皇帝面前，而我們只能繼續等待。一俟公使走近皇帝，他們便大聲叫到，「荷蘭卡比丹」，這是讓公使到皇帝面前行鞠躬之禮的指令。這時公使必須下跪，靠手和膝蓋爬到按順序整齊擺放的貢品和皇帝玉座之間指定的位置，然後保持拜跪的姿勢將頭磕到地板上給皇帝鞠躬。接著，公使必須像螃蟹一樣退回原地，不能說一句話。

將軍（坎普法稱為「皇帝」）並不滿足於這種形式，再度傳喚荷蘭使節，指使臣下訊問各種各樣的事情。為了盡情享受歡愉，

他命令我們脫下禮服披風，然後直立不動，以便看清我們的全身。接著命令我們走步、立定、相互打招呼、跳舞、蹦跳、模仿醉漢、說幾句蹩腳的日語、念荷蘭語、畫畫、唱歌、穿披風、脫披風。我們盡最大可能遵從皇帝的命令，我還曾一邊跳舞一邊用高地德語演唱了當地的情歌。如此這般，我們必須勉為其難地表演無數的雜耍，以此博得皇帝和朝臣的歡愉。

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荷蘭人自然不會僅在日本主動迎合這種屈辱。在中國，1685年訪問北京的荷蘭通商使節也在皇帝面前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三拜九叩。荷蘭人認為，只要能為東印度公司獲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為了將自己的順從行為正當化，他們舉出了一些事實根據，就像日本再強大的諸侯在將軍面前也必須俯首稱臣那樣，荷蘭人三拜九叩是為了向中國皇帝表達來自遙遠國度王侯的恭順之意。然而這裡必須提及的是，其他歐洲國家的代表們並非都像荷蘭人那樣，採取這種自我作踐（他們這樣認為）的行為。例如被派遣到北京宮廷的沙俄使節，就以「我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為由，拒絕向皇帝行叩頭大禮。中國宮廷為此大動肝火，使節還受到了相應的懲罰。

2

隨著歲月的推移，對基督教的恐懼逐漸平息之後，日本人對待荷蘭人有所寬大。但是，即便時隔多年，到了遙遠的1804年，在駕船來到長崎的沙俄使節克魯森施滕（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1770—1846）船長的眼裡，荷蘭人所受到的待遇依然屬於極端屈辱的野蠻行為，無法用語言來描述。「因熱愛自由而贏得政治性獨立，依靠各種偉業贏得名聲的歐洲文明國度的國民，為了獲取商業利益，竟然如此卑賤地順從一群可憎的奴隸，實在是令人遺憾之至。」克魯森施滕已經找不出能夠形容的語言。當翻譯命令道，「商館館長，向官吏打招呼」時，荷蘭館長便垂著兩個胳膊，幾乎九十度鞠躬行禮，直到官吏允許他起身。日本人也試圖讓俄羅斯人遵守同樣的規矩，但是失敗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堅持下去。

不過其結果是俄羅斯人空手而歸，而這一點想必遭到荷蘭人再三數落。

詩人馮德爾所歌頌的荷蘭那無與倫比的輝煌到了坎普法的時代已經喪失殆盡。將西班牙人趕出國土，振揚了國威的荷蘭國民們，一味追求貫徹商業精神，結果是「路易十四如騎虎之勢征服荷蘭時，這個商人之國卻在定期向他提供武器彈藥」。到了18世紀，荷蘭的國力更是每況愈下。曾幾何時沿著梅德韋河、泰晤士河逆流而上稱霸全球的荷蘭艦隊，到1666年時卻連本國的海運都不能確保。高官之間的爭鬥接連不斷，「大街上充斥著對國家繁榮漠不關心的人們，他們滿腦子都沉浸在掠奪之中」。

荷蘭國運的頹廢與東印度公司的衰敗與日俱進。國內的腐敗原封不動地複製到了公司。而公司的腐敗還包括因殖民地獨特環境而造成的變種及延伸。有一位優秀的荷蘭學者曾經描述過該公司高層腐敗和貪婪的情形，其程度甚至「讓東方民族特有的腐敗和貪婪都黯然失色」。由於日本的管理相對嚴格，荷蘭商人的跳梁行為受到了抑制，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進行了不少走私貿易。18世紀後，出島上通過合法貿易獲得的利益逐年減少。儘管如此，商館依舊能夠維持下去，主要原因就在於荷蘭人偷偷進行的走私活動。

到了18世紀，但凡有一定專業技術或者有點學問的人，幾乎都不願意成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所謂的「外科醫生」大概也就相當於理髮店學徒的水平，是否能獲得當上商館館長的資格，往往要看與該公司其他館長級的人是否有親戚關。在東印度公司的海外總部巴達維亞，為了提高部下的教育水平，有位總督曾經創辦過拉丁語學校，但是其結果也是短命而終。該公司的大部分職員說起來只能算是荷蘭國民中的人渣。想指望這些人渣為學習拉丁語而做出努力，原本就是一份奢想。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傾注全身心的精力，甚至殘酷無情。即便比照18世紀經濟性榨取的尺度，東印度群島上的荷蘭人的行徑，依然不得不叫人既驚愕又毛骨悚然。比如1740年在巴達維亞曾發生殘害一萬名中國人的事件。這是東印度公司犯下的最為野蠻的罪行之一。很多荷蘭國內的人聽到這個消息時深受打擊，其中一個人勇敢地寫下了一篇長詩，詳細揭發了海外荷蘭人的暴行。

由於日本人的嚴苛管理，在日本沒有發生類似的不幸事件。荷蘭人依靠武力在巴達維亞竭盡傲慢橫暴之能事，在出島卻是一副十足的卑躬屈膝的嘴臉。他們在日本的這種猥瑣態度，在歐洲從18世紀起就已臭名昭著。為證明荷蘭人對基督教漠不關心，有人曾經編過聖母子像被他們踩踏的故事。雖然這個故事並不真實，但是很多人深信不疑。因為斯威夫特把這個故事寫進了《加利佛旅行記》，所以讓這個故事變得更加有名。出島上的商人們在宗教上沒有任何節操，因此也受到了荷蘭同胞作家的指責。比如在一出名叫《最輕量級君主·阿貢》（1769）的戲中，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公主面對荷蘭人傲慢的氣勢，作如下反駁：

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或許是命運所為，

但是原本自由的人在日本卻主動扮演卑賤的奴隸，

在出島僅僅是為了賺錢而拋棄了上帝，

這樣的事情在東方從未發生，直到荷蘭人到來。

出島上的荷蘭人是典型的東印度公司職員。出島商館歷時250年，所有來過日本的人當中，如果要舉出有修養有知性的人物，大概數不出10個（而且大半數不是荷蘭人）。一半以上的荷蘭人對日本沒有絲毫興趣。如果讓他們參加當地的集會，或是任何跟買賣無關的活動，他們會感到很大的心理負擔。

歷代館長留下的商館日記是連篇無聊的賬目，偶爾有一兩句還能讓人聯想到荷蘭人其實是來自世上最有魅力的國度之一。1775和1776年的兩年間，曾任荷蘭商館外科醫生的瑞士科學家卡爾·彼得·通貝里（Carl Peter Thunberg, 1743—1828）甚至寫道，如果歐洲人被要求在出島度過餘生的話，那就等於被活活埋葬。那裡沒有任何來自知識方面的刺激，無從打破每天令人憂傷的單調氣氛。

與巴達維亞相同，在這裡，每天晚上我們無數次往返於島上僅有的兩條路，去往館長那裡。這種每晚都在重複的訪問大概從六點持續到十點，有時竟會到深夜十一或十二點。日子實在無聊，與這裡的生活相般配的只有那些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的傢伙，他們除了把玩煙斗以外，無所事事。

的確，如果商館的荷蘭人想更多地了解他們所在的國度，日本人就會千方百計地制止他們。不過，像坎普法和通貝里那樣真心希望更有效利用時間而不是「把玩煙斗」的人，仍然可以克服日本官吏的種種阻撓而實現自己的計劃。

而其他為當時熱衷於探險的歐洲人提供啟迪的荷蘭人為數極少，甚至幾乎沒有。正如克魯森施滕嘆息的那樣，「從與日本帝國相關的知識這一點來看，歐洲從日本國民那裡沒有得到任何恩惠。……荷蘭人如此消極，有悖於哲學時代的精神，與共和政治也不相配，唯一能解釋的理由就是那些滑稽、吝嗇且無論在哪方面都極其無益的政策。

荷蘭船隻的到來

3

東印度公司的大多數駐外代表不是惡棍就是一幫無能之輩。然而即便這些事實確鑿無疑，對日本人來說，選擇荷蘭人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人作為與西方接觸的媒介不得不說是個正確的選擇。日本人能夠免遭東印度群島原住民所遭遇的強暴，確實有賴於他們巧妙地對付了荷蘭人。但如果出島的商館屬於英國人或俄羅斯人，與對待荷蘭人相比，日本人或許要做出更大的讓步，哪怕使國家蒙受損失。而且反過來說，如果西班牙或葡萄牙那樣的弱國成為傳播西方知識的橋樑，日本人能了解到的近代科學知識就會變得非常貧乏。儘管荷蘭正逐漸喪失曾經的榮耀，畢竟在萊登還有一家當時歐洲最重要的醫學研究中心。在這裡，來自各地的學生齊聚一堂，師從著名的赫爾曼·布爾哈夫（Herman Boerhaave, 1668—1738）和其他學者。荷蘭在科學上的一部分成就也直接由商館的醫生帶到了日本，當日本人讀懂荷蘭文時，他們還通過書籍學到了更多知識。即便是那些荷蘭人已經落後的領域，他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傳授給日本人的知識。譬如，即便不是倫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弗美爾（Jan Vermeer，1632—1775）那樣的18世紀荷蘭著名畫家，日本人也絲毫不會介意。再蹩腳的荷蘭畫家所使用的透視和陰影畫法的技巧本身，對日本人來說就已經是意義深遠的發現。哪怕是上百年之前的天文學和航海術荷蘭書籍，像本多利明這樣的人，也會報以極大的關注，就像是拿到一本昨天才發行的書籍。即便是出島上那些無知、滿腦子只有金錢的商人，他們也知道很多日本人誰都沒有聽說過的事情。

日本人決定向荷蘭人學習，然而他們要與荷蘭人溝通，卻存在著一個重大問題。——最初與荷蘭人打交道時，雙方使用的是當時在東方通用的國際語言葡萄牙語。然而隨著葡語勢力的消退，精通葡語的荷蘭人越來越少，日本人發現與荷蘭人打交道必須使用荷蘭語。於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日本人在長崎開始學習荷蘭語，到1670年左右，已經出現了既能說也能閱讀荷蘭語的通詞。不過此時葡語還沒有完全被扔掉。到18世紀為止仍然有一些葡語通詞，同樣，精通漢語（各種方言的）、朝鮮語、琉球語、暹羅語以及其他被允許與日本通商的語種的通詞也大有人在。

長崎通詞是一群可以世襲的幕府官吏。雖說他們的能力因人而異，但是總體上水平算不上高。歷史上保存了一份關於1693年的通詞的成績表——「幾乎一句荷蘭語都不懂。」「不知道這傢伙到底是笨蛋還是懶鬼，學了好幾年居然只懂幾句。」「他跟他的父親一樣應該是葡語通詞，但其實一句都不懂。」

這些評語表明荷蘭老師對這些立志當通詞的日本人的評價並不高。為了讓這些不靠譜的傢伙理解自己想表達的意思，有段時期荷蘭人曾經把文件翻譯成中文，連同荷蘭文原件一起交給日本人。但是這些中文譯文對日本人來說也沒起多大作用。原因是荷蘭人的中文實在蹩腳，必須在完全理解荷蘭文的基礎上才能理解那些中文譯文。

當然，有一些方面必須為通詞們辯解，那就是他們確實碰到了成堆的棘手難題。除了簡陋的單詞和句型一覽表之外，他們既沒有詞典、語法書，也沒有精通外語的教師。有個通詞曾對要學荷蘭語的人說過，「葡萄酒」的荷蘭語非常好念，而且過一段時間就能說「我喝酒」，但是要想學會說「我愛品酒」就非常難了，更何況那些更為微妙的表達方式。問題不僅在於荷蘭語的語法結構與日語完全不同，而且還要求日本人用簡單的開音節來發出子音和母音錯綜複雜地連接在一起的荷蘭語音節。而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不容易區分l和r的發音的情況跟現在沒什麼兩樣。

儘管「基督教世紀」之後日本學者（與通詞們迥然不同）對西方傾注的熱情並沒有完全喪失，但想要獲取西方知識卻愈加困難。的確，荷蘭商館館長每年參覲江戶時，會向幕府遞交各國國情報告書（風說書），但這些文件的傳閱僅限於幕府內的高官。偶爾，荷蘭人會向江戶的將軍進獻地圖或帶有插圖的書籍。但是這些書籍往往與棉布、高酒精度的洋酒等普通進貢物品一起，被幕府小心地收藏起來。1717年到江戶參覲的時任商館館長曾大為驚訝，幕府竟然向他出示1663年荷蘭人進獻的動物學書籍，並要求他翻譯該書的書名。1741年，這本嶄新如初的書籍再次被拿了出來，日本人再一次問起這本書的內容。

對基督教的恐懼和憎惡依舊左右著日本人對西方書籍的態度，即便到了基督教對國家穩定不再有任何威脅的時代，這種心態仍然沒有發生變化。不管內容是否與宗教問題相關，日本人對所有在北京的耶穌會修道士或者皈依者用古漢文撰寫的書籍都加以禁止。實施這種政策也正是出於對基督教的畏懼。1630年，法令禁止進口出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以及其他耶穌會學者之手的32種宗教與科學書籍。已經進口的書籍或沒收，或燒毀，或由幕府絕密保管。這些禁書當中，除了地理書、天文書以外，還包括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和西塞羅的《論友誼》。

1685年，一位工作盡心盡責的長崎官吏在中國船上發現了一本與基督教有關的書，從此日本開始極其嚴格地審查漢文典籍。這位官吏的勤奮受到讚賞，被任命為專門審查中國書籍的審查官。為了證明自己的官銜並非閑職，這位審查官更加不遺餘力地專註於審查之上。只要發現涉及基督教的內容，無論出現在何種語境當中，這些書籍都會在他的衙署中被燒毀，或是用墨將書中出現基督教內容的地方塗黑，然後退還給中國。中國船上一旦發現違禁書籍，船長和船員就會被禁止與其他船隻接觸，船上貨物禁止上岸，主要負責人往往會被拒絕再次進入日本水域。令中國船長惱火的是，審查官隨手翻開一部小說，一旦發現「天主」的字眼就會認為這是基督教教徒常用的稱呼上帝的辭彙而加以刁難，即便「天主」在該書中並不是上帝的意思。因此，為避免那些可能被日本官府挑剔的漢文典籍上船，即便中國船長再如何小心翼翼，仍舊無法完全預防。日本人就是這樣徹底實施對基督教的審查。

對描寫歐洲宗教及科學的漢文書籍實施禁令，造成的結果就是將日本學者與西歐學術上的最新成果完全隔絕。這些禁書當中，有一些作為個人的藏書隱匿於民間，偶爾也會流傳幾本抄本，不過這些書受到青睞並不是因為其內容本身的價值，而是人們把它們當成文物來收藏的緣故。那個時代，大概除了少數通詞之外，沒有一個日本人能讀懂西歐語言，所以官府認為沒有必要禁止用西歐語言撰寫的書籍。時而會有一些有關西歐科學的漢譯書籍因為其明顯的實用價值而默認進口，但僅僅是極為罕見的例子。

到了1720年，這個禁令得到全面放寬。這一年，將軍發出告示，此前的禁書當中，只要不是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就可以在日本國內流通。這位將軍就是德川吉宗。吉宗對科學，特別是數學和天文學有著極大的興趣，之所以發出這個告示，據說是因為他想讓日本的曆法變得更加精確。中華文明圈之內的所有國家裡，曆書在國家行政上起著絕對重要的作用，日本也不例外。「給臣民以時間」是統治者的義務。也就是說，統治者必須公布精準的曆法，與能夠觀測到的行星與恆星的運行一致，以保證祭祀活動在正確的時間進行。在此基礎上，曆法還記載著適宜播種的日期，進行各種儀式的良辰吉日，為老百姓每年的生活服務。作為一名優秀的儒家執政者，吉宗認為自己有義務向百姓傳授準確無誤的曆法，加上對科學有一定的愛好，使得他厭倦了杜撰而成並且漏洞百出的現行曆法。

有個叫中根元圭的京都銀匠，因為精通曆法而被吉宗推舉到江戶做顧問。吉宗將軍對中根十分賞識，命令他將最新進口的中國曆書施加獨特標點以便能用日語閱讀。中根接受了命令，將加上標點譯者注的曆書進獻給了將軍。同時，中根彙報時稱，該曆書的內容只是浩瀚的西歐研究書籍的拔萃而已，如果沒有閱讀原著的所有內容，無法明確解釋該曆書的具體意義。中根苦心找到了原著的漢譯全本，並根據其內容編寫了曆法。不過中根對自己的工作仍不滿意，便向將軍陳訴，要想真正理解編寫曆法的正確方法，還必須查閱其他西文書籍。中根在陳訴的最後進行了啟示性總結，完全禁止有「天主」字樣或者有利瑪竇名字的書籍，會大大阻礙日本學者開展各自的研究。將軍要想實現科學制訂日本曆法的宏圖，就應該放寬對進口漢譯西書的嚴厲禁令。

吉宗在1720年發布的告示，標誌著日本吸取西歐科學知識跨出了關鍵的第一步。然而當時有關這些知識的漢文書籍為數極少。1740年，吉宗終於決定鼓勵研究荷蘭語言，命令野呂元丈（1693—1761）和青木昆陽（1698—1769）學習荷蘭語。兩人各有分工，前者從事以科學為目的的學習，後者負責編寫詞典。不過直到第二年，跟隨荷蘭商館館長一行來到江戶的通詞們為兩人講授了幾堂課之後，兩人才總算真正開始了荷蘭語研究。因為兩人只能在每年荷蘭人逗留江戶的數日之內聽上幾堂課，我們當然不會驚訝他們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野呂費盡各種心血，終於在1750年左右完成了《阿蘭陀本草和解》，這本書以與荷蘭商館職員的對談內容和歐洲植物書籍的譯文等為基礎編寫而成。青木的詞典在1758年才問世。這部詞典的編寫對於青木這樣優秀的學者來說無所稱道，但是論其歷史性價值的話還是十分重要的。

同野呂和青木的功績相比，意義更為深遠的是蘭學作為一門學問受到認可，並且得到了顯著的社會地位。從此，日本最優秀的兩個學者在將軍的激勵下專門從事蘭學研究，再也無人斥責「蠻學」毫無用處。「荷蘭研究即蘭學」就這樣從長崎通詞這個小群體擴大到了將軍所居住的城堡之內，隨後未經多年，日本國內隨處都能看到從事西方研究的人的身影。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