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希特勒那樣的壞人才會幹壞事嗎？ | 轉載

希特勒繪畫作品

文 | 尹繼武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幾千萬人因戰爭死亡，戰後的歐洲與亞洲等地成了一片瓦礫場，慘不忍睹。自然，這場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德國納粹領導人希特勒自是罪孽深重。然而，在希特勒出道之初，沒有人能想像得到，這個具有藝術家氣質和夢想的德國青年，能將世界帶入如此的災難之中。

甚至是，當希特勒於1933年，在德國的一片歡呼聲之中上台執政，而後開始在歐洲大陸擴張之時，西方世界對他的評價仍是眾說紛紜。在和平主義深厚的土壤中，對於希特勒存有幻想的綏靖主義蔓延，這個瘋狂的傢伙，一步一步將人們對他虛幻的期待撕破，他不僅希望佔領歐洲，攻克英倫，更希望統治世界。

因此，如何看待這個與眾不同的領導人，他的性格是什麼，他的瘋狂舉動是裝出來的嗎，還是他就是這樣一個百年難以一見的「怪物」？種種謎團包圍著盟國決策者的頭腦。不了解他的性情，不了解他的性格，就無法理解他的瘋狂舉動，1943年盟軍在希特勒的攻勢面前難以支架，節節敗退，形勢無比危機。為此，美國戰略情報局找到了哈佛大學的精神分析學家蘭格先生，請他出馬分析希特勒，提供如何應對的政策建言。精神分析學家很少將目光聚焦於政治領導人身上，雖然再三推脫，但在國家召喚使命感下，蘭格不得不積極組織了一個心理學家團隊，搜集整理了大量關於希特勒的材料，對他開展了「遠距離」的分析，提交了《希特勒的心態——戰時秘密報告》。這本秘密報告最為成功的一點，就是預言希特勒如果面臨帝國事業的徹底失敗，他將很可能自殺，而不是逃亡或躲起來。這使得蘭格及其分析聲名鵲起，也讓世人認可了精神分析的價值。

希特勒繪畫作品

希特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二戰後，希特勒雖因戰爭而臭名昭著，但也自然成為人們研究的重點，因此各種傳記、歷史敘事層出不窮。可以明確的是，在二戰結束之前，當時國際社會對他的認識並不全面，所以在如何應對希特勒問題上一直是爭議不斷，從而錯失了一些良機。政治心理學家傑維斯曾將希特勒比喻成一場大火，各國決策者對他的認識卻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他一上台就起火了，有人卻認為他吞併了法國時才剛起火，甚至有人說從來都沒有起火。論說對於希特勒心理世界的刻畫，美國心理史學家韋特花費數十年所著《希特勒的世界》一書最為全面和深刻，而上述《希特勒的心態》最為及時和犀利。

其一，極為自戀。

希特勒最大的性格特點，莫非他的自戀為過。他具有一種救世主的情結，將自己置於德國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拯救者的角色。因此，在一個他虛構的超現實世界中，希特勒的眼中只有自己，而無他人，他自己的意志代表著一切。在這種極為自戀，在乎自我榮譽的性格中，決定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失敗，絕不會以投降、逃亡、甚至躲起來苟且偷生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政治抱負，所以自殺成為唯一的選擇。

其二，雙面特質。

然而，希特勒又是矛盾的，這種矛盾體現在他具有較強的雙面特質，他往往在極端的特質之間來回遊離，讓人難以接受和理解。世界災難的製造者希特勒是一個大魔頭，心狠手辣，這點無不認同，但他對於花花草草、小動物等又有著常人的愛心；他情緒控制力很差，脾氣暴躁，無不讓身邊人員不寒而慄，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極為理性，善於謀略和算計；他記憶力驚人，經常過目不忘，但對於一些重要的個人信息卻經常搞混。凡此種種，皆預示著他是一個矛盾混合體，而不可從單一視角來理解他。

希特勒喜歡和孩子們呆在一起

其三，簡單化思維。

希特勒的思維是單線的，也是極端的。從小有著藝術家夢想，對於藝術和想像力有著強於常人的優點，但自控力很差，這也是幼時老師的評語。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希特勒卻用一種簡單化的思維來理解和應對，他有著自己一個虛假的想像世界，這是一個傾向於種族主義政治的世界，也是一個陰謀論盛行的世界。對於德國的命運，他執著於狹隘的種族主義政治，無法具有常人所應有的寬容、多元和複雜的品質。這種極端性為他帶來了敏銳的政治直覺，他屢次能捕捉到有利的時機，這一切都靠著自己固執的直覺，但對於世界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

其四，極具煽動性。

猶如上文所述，極為自戀的希特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同時又是英俊瀟洒，在演講上極具煽動性，常常讓現場追隨者陷入集體瘋狂之中，也讓整個德國為之瘋狂。這種堅定、自信的性格，以及挑動聽眾情感的技能，讓他成為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魅力領導人，甚至連當時丘吉爾也是對此印象深刻。

希特勒在納粹黨集會上發表演講

誠然，一個極為自戀，沉迷於自己世界之中的「藝術家」希特勒，自我控制力差，凡事靠直覺，身具雙重特質，簡單化思維理解世界，這些性格特點成就了他的政治生涯，反過來，手握大全的他也將世界帶入了非常黑暗的時代。然而，一個領導人就能如此呼風喚雨嗎？在一個亂世時代，是否極具個性的獨特領導人就能決定整個世界的命運呢？如果將複雜的世界動蕩，歸結於一個超能領導人的所作所為，那麼這同樣也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

希特勒是從哪裡來的？

世界大戰的災難，不僅讓人們看到了那些超級領導人的負面能量，而且促使戰後社會心理學家思考更為深刻的問題，這就是為何德國、日本等國走向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難道這僅僅是一種偶然嗎？超級領導人不是在真空中誕生的，這些國家的民眾就不會意識到災難的嚴重性和可怕性嗎？

一方面是不同社會獨特人格特質說。起初，由於德日的戰爭行為及其危害，讓歐美心理學和人類學家思考這樣的問題，即這些國家之所以產生極端的法西斯主義，很可能跟他們特定的社會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民性格有關。為了了解他們到底是一些什麼樣的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美國心理學家在系列實驗和社會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德國國民人格測試的F量表。在《權威主義人格》一書中，系統闡述了這種量表的測試情況，得分高的即具有服從權威而缺乏獨立思考的權威人格特質，這些特質可能跟德國嚴格的家庭教育有關，表現為服從權威、對弱者缺乏同情、二分法看待世界等。而以《菊與刀》為代表的日本文化研究，深刻揭示了日本文化的雙面特性和矛盾特性。

二戰後，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用 「菊」與 「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總的來說，對於世界大戰的反省，直接促使了人們去思考國民性與文化差異。雖然不同社會文化存在差異，但從整體上推斷德國和日本文化與性格的獨特性，這難免過於直接和簡單，同時對於文化性格的定義和內部差異等也是難以解釋。

另方面是法西斯主義起源的社會心理說。而另一種重要的貢獻，來源於精神分析家對於法西斯主義所具有的社會支持的研究。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在二戰期間，通過分析現代人的自由焦慮，從而剖析了為何德國出現了社會層面對於極權的遵從。在經典的《逃避自由》一書中，他認為現代人經過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後，思想上得到解放，物質上極大豐富，但出現了精神上的焦慮，自由增多並沒有解決人們的精神依託問題。因此，在煽動性的法西斯強權的感召下，現代人「自願」將自己的自由託付給納粹，從而規避自由過剩帶來的焦慮。這種視角深刻揭示了二戰前歐洲社會的精神焦慮與空虛，但難以說明為何不同社會人們的選擇是如此不同。

希特勒著納粹軍服與和服對比照。（圖片來源：《每日快報》網站）

難道好人不會做壞事么？

經歷過二戰的破壞，恐怕當事者很難逃脫這些壞事居然不是壞人所乾的想法，所以無論是國民文化和性格說，還是自由的精神分析說等，都將對於法西斯的社會民眾支持看作是非理性的和負面的。然而，一些我們平時身邊的好鄰居，其實都是這個罪惡的參與者和實踐者，但他們卻不是本性極惡的殺人魔頭。

其一，平庸的惡之思考。

這一問題引起了政治哲學家的思考，以阿倫特的「惡之平庸」最為知名。戰後，以色列在全球發起了追捕納粹殘餘分子的行動。一位納粹書記員艾希曼，隱姓埋名在拉美生活多年後，被以色列抓獲。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見證了這一審訊過程。與她預期相反的是，艾希曼只是一文弱書生，在電視轉播的審訊畫面上展現的是一個鄰家大叔的形象，而不是窮凶極惡的納粹暴徒。這讓阿倫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報告，提出了震驚學術界的「平庸之惡」，認為實際上種族大屠殺中，是那些正常性情，缺乏獨立思考的「鄰居」，在服從權威的追隨中作出了最大的惡。這將從前對於納粹、極端分子的刻板印象拉回到了正常人的範疇，當然也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希特勒和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在遛狗

其二，從眾的實驗風起雲湧。

與哲學家阿倫特基於個案的觀察同行的是，心理學家走向了實驗的科學之路，試圖揭示正常人在社會壓力之下服從某種錯誤權威的人性。首先是阿希關於線段長短的故意錯誤誘導實驗，發現人們受到身邊集體一致錯誤的壓力影響。繼而，米爾格萊姆開展了聲名卓著的服從實驗。

1961年，時為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的米爾格萊姆，為了探究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服務權威的命令，哪怕是錯誤的命令，他招募了40名大學生進行實驗。為了控制相關干擾因素，他有意排斥了一些可能性情上不太正常的被試，給他們分配了作為「老師」的角色，而故意安排了自己人擔當「學生」的角色。實驗的內容是，如果學生回答不好，則需要根據程度判斷進行遞進式的電擊懲罰。與實驗前的預計完全相反的是，大約有65%的被試遵從命令，對錯誤回答的「學生」進行電擊，哪怕是隔著一扇門的「學生」已經嚎啕大叫。事實上，這些都是米爾格萊姆故意安排的，學生也是安排的，錯誤回答也是故意設計的，而電擊實際上是假的，裡面回答錯誤的學生的哭喊也是假的。但被試的「老師們」則不知道，大部分都樂此不疲地承擔自己的角色，服從遊戲的規則，享受著回答錯誤學生的被電擊嚎叫。這種高服從的實驗結果，震驚了米爾格萊姆，也刷新了社會對於人服從天性的認識。實驗中，男女並無差別，個體的差異幾乎沒有影響，只是老師與學生接近距離對於服從有影響。

無獨有偶，那時候年輕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者津巴多，也開始了一項監獄實驗，同樣招募了一批試驗者，這是一批心智正常的普通學生試驗者，被分配警察與罪犯的角色，在系列的實驗互動和懲罰任務中，試驗者逐漸進入佳境，忘了自己試驗者的身份，而完全依據警察的身份，對罪犯進行各種懲罰和折磨，這種社會角色對於人性的壓力，同樣讓津巴多驚訝不已，以至於他逐漸接受了環境壓力對於人們服從的解釋。數十年後，當2004年美軍在伊拉克虐囚醜聞風雲全球時，在美國乃至世界也引發了輿論，為何這些美國公民，到了伊拉克之後，干出他們自己都難以想像的惡行。津巴多冒天下之大不韙，充當了專家證人，認為主要是美國的制度環境和軍隊行政體系，讓這些好士兵變壞了，當然，這種辯護引發了巨大爭辯，也讓他處於輿論風尖浪口。所有這一切，都記錄在他的學術名著《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

政治中得提防人性的黑暗面啦！

傳統上，惡人幹壞事，這是符合倫理道德也是符合現代法律精神的論說，因為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為此，希特勒的諸多非比尋常、黑暗的人性特質，都應成為他將德國帶入戰爭深淵，將世界帶來巨大災難和痛苦的緣由。那些極端納粹分子對於自身的罪行，負有不可推卸和饒恕的責任。但是，我們仍然看到，這些人不是真空產生的，而仍有無數的普通而平凡、甚至善良的民眾，在無法獨立和理性思考之下，服從、追隨甚至癲狂於那種看似合法的權威，對於他們所犯下的惡行，應該如何看待，到底應負多大責任，這是一個一直爭辯不休，尚未有一致答案的政治哲學命題。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也受到挑戰，在近年出版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著作中，德國學者深究了當年的歷史文檔，認為「鄰家大叔」艾希曼是精心偽裝的，本質上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納粹瘋狂分子，可見人性是極其複雜的。

人性也是有弱點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種盲目、無意識服從權威的天性，而這種天性很容易被一些政治勢力、極端意識形態分子所利用，從而釀成巨大的災難。所以，不要以為壞事一定是壞人所干，那些芸芸眾生的好人，我們的好鄰居們也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因缺乏理性、客觀和獨立思考，從而做出連自己都難以相信的惡行。

（完）

（本文版權歸屬「一枚石頭」

，圖片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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