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吳傑庄：香港青年融入國家需要更多獲得感

香港前青聯主席、政協委員吳傑庄：港青融入國家需要更多獲得感

在香港一眾上市公司老總中，吳傑庄(如圖)是比較獨特的一位：他是出身於「板房」「公屋」的草根精英。改變他命運的是一次北上清華求學的經歷，而在深港兩地創業成功後，他開始致力於成為更多香港年輕人前往內地發展的「引路人」。近日，《環球時報》對身為香港前青聯主席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吳傑庄進行了專訪，聽他講述該如何讓熱衷搞「街頭政治」的香港青年融入到國家發展的時代洪流中，以及港人在內地發展的「喜與憂」。

「實際看見了，想法就會改變」

《環球時報》：這是你第一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有什麼感受？

吳傑庄：我覺得很光榮，很幸運，但也感到很有壓力。因為我知道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尤其是一名香港籍的政協委員，需要上情下達，一方面我得代表香港人的聲音，把它們真實地反應給中央，另一方面我也要把中央的一些想法和政策解釋給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聽，讓他們理解這些政策背後的東西。

《環球時報》：這個過程難嗎？雙方能夠相互理解嗎？

吳傑庄：傳遞過程本身沒有問題，但真正做到有效的傳遞還是比較困難，尤其要讓不太熟悉內地的香港人能夠理解和接受中央的想法並不容易，需要更多的努力，得慢慢來。

《環球時報》：自從你在北京讀書後來又在內地創業成功後，一直用自己的經歷鼓勵更多香港年輕人北上尋找機會。這麼多年來，效果如何？

吳傑庄：我從十幾年前就開始在香港很多大學分享我北上學習和創業的故事，五六年前我參加一個香港企業家聚會的時候，有一個做無線視頻做的很好的企業家突然走過來告訴我，說就是在大學時聽到我的故事，才激發了他北上創業的決心，最後他成功了，後來也又帶了更多人北上。

最近幾年我也在深圳做了一些創業基地、基金等平台，在我在深圳的孵化器里，已經有二三十家香港企業了，其中不少創辦人都是香港的學生領袖，比如學生會主席什麼的，你知道香港的學生會主席們基本上都是比較熱衷政治的，常常對內地有一些很帶有偏見的看法。還有一些香港反對派政團的人士，他們也開始來深圳發展了，這些人很多在更年輕的時候很熱衷街頭革命，但慢慢成熟一些以後，有了引路人，來內地發展之後，許多人就會覺得以前做的許多事都是在浪費時間。

《環球時報》：那你覺得是什麼造成了他們思想上的轉變？

吳傑庄：這些人開始有那樣的想法，很多時候是因為之前根本沒人帶他們來內地看一看，更沒有渠道在內地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其實大部分人求的就是一份安逸的、收入不錯的工作，少部分人也許有更高的夢想，比如想創立一份自己的事業，一旦內地有人願意給他們提供渠道和平台，他們也會願意來試一試的。有時候實際看見了，想法就會改變。

高鐵等項目將改變港人的生活方式

《環球時報》：整體來看，你覺得內地的環境對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吸引力大嗎？

吳傑庄：其實所有人內心深處都知道，市場是在內地。香港只有780萬人口，而內地呢，不說遠的，僅粵港澳大灣區就有6000萬人口，快十倍了。從行業上來講，雖說金融業等一些行業香港更發達一些，但科技等行業內地顯然要更好，吸引力怎麼能不大？

《環球時報》：港人來內地發展有沒有什麼實際的困難，尤其是政策或法律層面的？

吳傑庄：我們很多時候希望國家能更把我們當作中國人。現在在很多行業，香港人和香港企業還是會被當作外企。在我的提案里，也提到了一些情況。一是演藝行業，現在香港演員是與外國演員分在一類的，而國家有明文規定，國內一些綜藝節目等製作，參與的外國人不能超過一定比例。這意味著製作方只能找很少一些港人參與，而這時他們通常就會選擇那些「大咖」，也就導致年輕人來內地發展的機會很少。所以可以看到，來內地發展的香港演員幾乎是斷層的。再比如法律行業、IT行業都存在這個問題。像我從事的互聯網行業，在內地註冊公司都是港資的，很多牌照拿不到，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很多人會選擇找內地人代持，但風險很大，也不合法合規。

當然，中央這樣的政策我是理解的，因為香港不對中央政府繳稅，權利與義務平衡，香港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和內地人一模一樣。但作為政協委員，我還是想很真實地反應這個情況和訴求。比如，我們能否在粵港澳大灣區先做一個先行性實驗，在政策上有一些突破？

《環球時報》：但你覺得大灣區在融合和連接方面會不會還存在著一些困難？

吳傑庄：挑戰肯定會有，但機遇也很大。一方面，從基建角度來看，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一系列項目未來三五年中都會落成通車，這意味著很快可以做到1.5個小時通行粵港澳地區幾個最主要的城市，也意味著人們以後整個生活方式都不一樣了。以前香港人去廣州，可能得「出差」，晚上住廣州，但以後從香港市中心去廣州，傍晚完全可以回家吃晚飯，跟香港新界去中環的時間差不多。

另一方面，表面上的障礙也可能正是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上幾個著名的灣區不太一樣，我們是「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這意味著我們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廣闊的大陸市場，也有香港這個實行普通法的「基地」，世界上大部分金融發達國家都實行普通法，香港可以直接對接。現在，中國的目標是在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就是要在技術、文化等各方面都能在國際上得到認同、有所輸出，而香港恰恰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出口。總之，如果我們用好「一國」，再用好「兩制」，絕對可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

《環球時報》：大灣區融合聯通的過程中也會涉及到一些部分港人覺得有些「敏感」的問題，比如西九龍高鐵站的「一地兩檢」，香港似乎有部分人士和輿論對此持批評和質疑的聲音。您怎麼看這些問題？

吳傑庄：我覺得這種爭議完全沒有必要。現在主要是一些立法會委員立場先行，為吸引眼球和拉選票，去刻意反對一些香港和內地融合的事情。但其實我們做過調研，絕大多數香港民眾對這個措施是很支持的。香港每年來回內地的人要接近一百萬，如果「一地兩檢」能實施，這些人都是受益者。而對於那些不需要去內地的人來說，究竟是「一地兩檢」還是「兩地兩檢」又有什麼區別？所以這件事為什麼不好呢？兩邊人都受益，也不違反基本法。

抵制普通話的只是少數

《環球時報》：有人認為，香港年輕人的本土認同感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很強，但國家和政治認同感比較弱。您怎麼看？

吳傑庄：由於曾經是殖民地的關係，香港的教育一直和西方比較接近，我是「70後」，也是受殖民地教育過來的。可以說，如果我十幾年前沒有參加一個交流團來內地學習，我今天可能也和那些搞街頭政治的青年一模一樣。因為那樣的教育讓我們根本接觸不到很多信息，也根本不了解國家的真實情況。再加上香港媒體在報道內地的時候經常很不全面，導致了部分香港青年人對內地的偏見。

要改變這一情況，除了多交流，還要讓香港年輕人能真正從國家發展中感受到好處。我們都說，港人要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洪流中，但如果他們個人不能在這個過程中有所收穫，還是會覺得國家的發展和自己沒關係。所以我很希望大灣區能搞起來，給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一個年輕人可能在香港收入是每月1.5萬塊，但租房就需要1萬多塊，而在珠海雖然收入只有6000塊，但租房只要2000塊，整體算下來可能在珠海生活的快樂感和獲得感更大一些。有了生活的獲得感，才能有感情，才更會對國家說愛。

《環球時報》：在提升年輕人國家認同感的過程中是否會遇到一些抵觸情緒？不久前，浸會大學部分學生抵制學習普通話。您覺得這是否暴露出香港現在在教育和語言政策上有什麼問題？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吳傑庄：其實在我那個年代，上學時是完全沒有學過普通話的，剛來內地的時候，基本一句都聽不懂。不過，現在香港小孩子從小學到中學都有普通話教學，但語言環境還是不一樣，畢竟可以用粵語和英文。而這些年內地來港的學生和工作人員經常有自己的圈子，和當地人並不處在一起，所以語言融合確實存在問題。

但「抵制普通話」甚至「抵制中國」這種情緒，我覺得不是大面積存在的，絕對不是。浸會大學有這樣想法的學生只是很小一部分，學生會也不能代表所有學生，因為它雖然是一人一票投票選出來的，但投票率只有10%左右，大部分學生其實只關心自己的學業和以後的工作、買房等事情，對體制、政治等並不熱心。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給這些孩子一些空間，他們本質大多是很好的，很多事情等畢業之後接觸社會就會想明白了，現在不需要太介意。我們政協委員現在每年都有進校園的計劃，計劃把港區一百多個學校都走遍，加深和學生們的溝通。

《環球時報》：總的來看，你覺得對於香港來說，怎樣發展才是最好的？

吳傑庄：一是堅持「一國兩制」制度，二是儘快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布局，三是抓住「一帶一路」的機遇，利用香港國際化的優勢，成為國家對外發展的「超級聯繫人」，這也恰恰是香港的長項。香港人一定要有一種「主人翁」的心態，幫助國家把「一帶一路」倡議落實，而這對香港本身來說，也是一個可以再造輝煌的機遇。（記者 白雲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