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選項里它最差，結果偏偏是它成了最佳外語片
「除了像是在價值觀正確原則下，為照顧性少數權益而強拉進來的智利電影《普通女人》外，其餘四部外語片，都有著兼具藝術性和故事性的不錯品質。」
這是我寫在奧斯卡頒獎前夜預測稿里的話，在更早之前朋友網路電台的聊天節目里，我們三人分析了今年5部提名最佳外語片的作品後，將個人最不喜歡的那部，都投給了《普通女人》。後來開獎了，不可能是評委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我和朋友們，就被打臉了。《普通女人》爆冷，拿下了第90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普通女人》
憤憤不平的我，陰謀論的猜測，7000多名有投票資格的評委，大多是白髮老頭和圈內大忙人，可能沒有幾個會把全部提名的41部長片和15部短片全部看完。對於諸如外語片、紀錄片和短片等次要一些的獎項，估摸著就是將寄到自己辦公室或豪宅桌上的各片簡介材料掃描了一遍，然後就投出了自己莊嚴而神聖的一票。於是乎，《普通女人》裡面那個變性且喪失伴侶的可憐的瑪蓮娜，聽上去像是不錯的選項，尤其在Me Too運動的大背景下。
當然，這番憤憤不平可以說成是一種酸葡萄心理。那就展開說說這五部外語片吧。
《羞辱》：一則悲觀的當代寓言
黎巴嫩電影《羞辱》，是目前最少國內觀眾能看到的，該片在去年威尼斯電影節首次亮相，口碑極高，收穫了最佳男主角的獎項。故事由一場看似不足掛齒的小口角開始，兩個族群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固執男人，只好到法庭上激烈對峙，並進一步引發失控的社會騷亂。電影通過極其過癮而戲劇化的衝突遞增，以小見大地創造出一則悲觀的當代中東社會寓言。
衝突雙方，是巴勒斯坦難民水管工頭Yasser和阿拉伯基督徒居民Toni。查閱一下宗派和民族構成極其複雜、且經歷過15年慘烈內戰的黎巴嫩資料，有助於我們大概了解兩人為何勢不兩立。
有觀眾可能覺得這個故事也太美劇了，但反過來想，高潮不斷的美劇是不是也能縮減到像《羞辱》這樣的精華兩小時呢？
《無愛可訴》：無愛可訴的家庭悲劇，誰救得了？
俄國當代電影大師薩金塞夫的《無愛可訴》，是一個劇情時間從冬天過渡到春天的冰冷故事。熟悉導演的影迷們，會從片中發現一些過去作品的影子。《回歸》、《將愛放逐》的冷峻調子，《伊蓮娜》那樣為最終知曉的死亡而做足的氛圍準備，《利維坦》似的個人在社會體系下的渺小無力。大量的空鏡頭和與故事角色無關的路人甲乙丙丁，既可以被批評為廢戲過多，也可以讓有求知慾的觀眾深挖其中可能的社會甚至政治隱喻。
一對離異夫婦的孩子失蹤了，他們卻有著各自的煩惱，彼此推卸著責任，惡語相向間讓人看到俄國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時也不免懷疑好萊塢總在宣揚和謳歌的「假大空」Family價值。電影對民間救援機制的大篇幅展示，在表現莫斯科當下社會組織之暖時，更揭示高離婚率現實之創痛，警方再配合，志願者再投入，也蓋不住冰冷凜冬中一個個家庭的無愛可訴。影片結尾，男人又組成了新家庭，並另有了一個寶寶。寶寶哭喊著爬向老爸，老爸卻非常不耐煩地將玩具扔了過去，又一個「無愛可訴」的家庭悲劇在醞釀。
《方形》：當你想談論的太多，你到底要說什麼？
瑞典的《方形》和匈牙利的《肉與靈》，一個獲過戛納金棕櫚，一個拿下柏林金熊，加上《水形物語》這個威尼斯金獅和奧斯卡最佳影片雙料冠軍，奧斯卡與歐洲三大電影節彼此間的口味影響愈發明顯。
《方形》在戛納放映時的媒體反響並不算很好，卻被佩德羅·阿莫多瓦為主席的評委會選為金棕櫚。在後來的全球藝術院線放映期間，又產生著憎惡分明的極強差異化現象。電影從一開始對藝術館館長的採訪，就樹立起一個道貌岸然的主角，並擺明了以圈內真實狀態去嘲諷模稜兩可的當代藝術圈的態度。
它受爭議的焦點在於不停地貪心丟出一個個關乎社會現實的小高潮，和一段段小品似的插曲，白左和移民、權勢和女人、病毒營銷與道德邊界、行為藝術和高雅賞析，導演想要列舉談論的點太多太滿，卻也算滿足著吃瓜群眾看熱鬧的心理，如同好奇美術館前那個不明覺厲的閃亮魔方，它到底是幹嗎的？想表達什麼？最終電影的立場也是模稜兩可的，成為了導演自己想批判的那類藝術作品，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了不起的實驗呢？
《肉與靈》：肉體尚未親近，靈魂已經相通
《肉與靈》是一部非常漂亮和安靜的愛情片，如果徹底抹成黑白，它就從鏡頭語言和表達情緒上形似2014年那部來自波蘭的最佳外語片《修女艾達》。電影的色彩非常考究，夢境的白雪屬於夜晚，屠場的紅血屬於白日。貧瘠現實里的巨嬰女人，有著記憶超群的最強大腦，卻萬分恐懼身體觸碰，只能在夢境里化身為鹿，一夜夜地與公鹿漫步於柏拉圖的森林中。而那頭公鹿，也是屠宰場人事總監的夢之產物。
兩人共入一夢，這樣的設定也實在浪漫，觀眾知道女孩的身體將要被打開。肉體尚未親近，靈魂卻已通電。那麼往前一步，神奇的知覺會否消失，夢境的森林還能再現嗎？《肉與靈》是我們曾經熟悉的東歐藝術電影樣貌，希望這樣的靈性能永續下去。
《普通女人》：一個比慘的現實故事，沒有高潮
和我情況類似，有不少直男在不了解劇情情況下看了《普通女人》，會直至一句「他是我的同性伴侶」，才遲鈍地意識到片中的普通女人瑪蓮娜原來竟是變性人！其實，這是瑪蓮娜在面對警察偵訊時，不得不吐出的前半生性別，而她自己的性別認同顯然不能是「他」。紡織公司高管老頭奧蘭多在一天夜裡突然去世了，走之前的晚餐時，他曾向瑪蓮娜提起兩張旅行券，目的地是伊瓜蘇大瀑布——一處從《春光乍泄》開始就牽扯著LGBT人群夢想的偉大景觀。奧蘭多的前妻和兒子當然不能接受替奧蘭多料理後事的這個怪物，他們排擠她、欺凌她。
從頭到尾，這就是一個比慘的現實主義故事，歐洲文藝電影的常見題材。很多時候，還莫名插入瑪蓮娜一些主觀幻想的場景，行走中逆風傾斜的粗淺隱喻，夜店中B級歌舞片的放縱瞬間。但瑪蓮娜對抗全世界卻又不斷被歧視的故事，又讓人形成著揪心的共情，乃至出離憤怒。她念叨了一句「殺不死我的將讓我更強大」，加上片中練拳擊的畫面，不免讓人期待某種報復的到來，壓抑情緒的疏解。可是，當她用奧蘭多男性浴室的鑰匙打開柜子後，裡面卻空無一物，沒有機票，沒有伊瓜蘇，沒有春光乍泄。而讓她更強大起來可以對抗的對象，也再沒出現，電影戛然而止。
當然，你可以幫它再一次圓場，上升至「反高潮」的褒獎，可問題是，智利「普通女人」的日常，並沒激起「大地驚雷」，也看不到未來的「老無所依」，徹徹底底毫無反高潮的編劇必要。聯想到2000年後，西語片在奧斯卡的高中獎率——2000年《關於母親的一切》，2005年《深海長眠》，2010年《謎一樣的雙眼》，以及今天的《普通女人》——不免再陰謀論一句，西語畢竟是美利堅的第二大語種。
文| 張海律
本文刊載於20180309《北京青年報》B6版
※柏林電影節的關鍵詞是「友好」，對觀眾、對電影、對女性
※他接過了「賈科長」的大旗，為小鎮青年「帶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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