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敵與近敵——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內部紛爭

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來說，儘管有著諸多相似的政治立場，但是其內部也存在著著諸多敏感的政治分歧。這些政治分歧源自於對於一些基本問題和戰略目標優先次序的討論，同時也使得伊斯蘭極端主義在實踐中，演化為了不同的政治派別，使得國際社會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努力更加複雜。

「遠敵」與「近敵」的共性

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來說，能夠被統稱為「極端主義」，往往具有某些相似的特質。首先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最終政治設想，是建立一個團結伊斯蘭世界、消除國籍、語言、種族和民族差異的「伊斯蘭共同體」（Ummah）。

比如埃及著名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人物、被譽為「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開拓者」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ed Qutb）就在其著作《路標》（Ma』alimfi al-Ta）中指出，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來擺脫西方世界和帝國主義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奴役」。

埃及極端主義歷史人物阿卜杜·阿爾·賽萊姆·法拉吉（Abd al Salam Faraj）也在其著作《被遺忘的義務》（The Neglected Duty）一書中指出，穆斯林應該團結一致，穆斯林應當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家」，隨後再通過「聖戰」，光復穆斯林失去的土地，最終建立一個團結的「伊斯蘭共同體」。

敘利亞極端主義分子、「基地組織」重要思想人物阿布·慕斯阿德·阿爾·蘇里（Abu Mus』ab al-Suri）也號召，全體穆斯林應該放棄彼此的國籍和民族差異，組建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即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前身）創始人扎卡維（al-Zarqawi）的「精神導師」、約旦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家阿布·穆罕默德·阿爾·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也提出，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同體」，來作為伊斯蘭世界復興的重要基礎。

第二，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們往往對「世俗主義」意識形態有著極大的反感，將世俗主義等同於「物質主義」，進而視其為西方世界侵略和壓榨伊斯蘭世界的工具甚至「陰謀」。

庫特布將「世俗主義」主導的埃及社會視為「蒙昧主義」，「我們必須將我們自己從『蒙昧』社會、『蒙昧』概念、『蒙昧』傳統和『蒙昧』權威中解放出來。我們的任務不是與『蒙昧』社會的行徑妥協，也不是忠於『蒙昧』社會，而是要將其徹底推翻。」法拉吉也提出，埃及政府是「叛教者」，需要用暴力方式推翻：「儘管他們禮拜和齋戒，但是他們所倡導的僅僅是名義上的伊斯蘭……對於穆斯林來說，拿起手中的刀劍，抗擊那些偽善和謊話連篇的統治者是你們的義務，否則真理就永遠無法被穆斯林認知。」

蘇里也認為，當代的伊斯蘭世界「充滿了醜惡與偽善」，需要通過「刀劍聖戰」的方式來促成真正「伊斯蘭國家」的建立，最終促使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的到來。馬克迪西也提出，伊斯蘭世界缺少「真正的信仰」，認為那些伊斯蘭學者只不過是自私自利的體現。「毫無疑問，對於那些一味逢迎和熱捧西方的伊斯蘭學者看來，實施伊斯蘭教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這些『偽君子』等待著聯合國的允許來實施《古蘭經》的法度。儘管有些伊斯蘭學者阻止我們走上正途，儘管有諸多障礙，真主還是讓我們的兄弟們實施全能真主的秩序。」

第三，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推崇先知和「四大哈里發」時期（Rashidun），暗示伊斯蘭相較於其他宗教的優越性，也為其謀求改變現實伊斯蘭世界政治格局的努力提供合法化依據。各個伊斯蘭政治思想家將這一時期描述為宗教關係和諧有序的典範時期，也是未來力求建立的「伊斯蘭國家」的榜樣。庫特布提出：「真主的啟示曾經創造了一代聖人，而那一代人在歷史上的成就無以倫比。」「先知和聖門弟子根據真主的啟示來行事，真主賜予《古蘭經》，讓穆斯林能夠心無旁騖，毫無干擾。」法拉吉

第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們都突出暴力的作用，認為伊斯蘭溫和主義者們單純的「宣教」（Da』wa），無法改變社會現實。法拉吉認為，聖戰就是為了真主的事業而戰鬥，因此並不複雜，也並不需要太多時間來學習相關的繁文縟節。「所有人都可以學習伊斯蘭知識，但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放棄聖戰，著並不是真正追求真主事業的人所應當秉持的觀點。」

蘇里也提出，不少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儘管有著「一腔熱血」，但是卻是「理想主義者」，缺少理念和實踐。因此蘇里提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應該根據政治現實，制定相應的宏觀戰略，最終逐漸促成全球範圍內「聖戰」的開展。

第五，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們有著極強的「排他性」，往往較為輕易的將與自己政治和宗教思想觀念不同的政治思想人物和政治團體定義為「異教徒」（takfir）或者「叛教者」（Kufr）。馬克迪西將那些不支持自己極端思想的穆斯林稱作「今日的穆爾吉埃派」。穆爾吉埃派（al—Murji』ah）是伊斯蘭教早期派別之一。約於7世紀中葉出現於麥地那和大馬士革等地區。它與遜尼派、什葉派和哈瓦利吉派同為伊斯蘭教早期的四大政治派別。

「穆爾吉埃」一詞系阿拉伯語的音譯，意為「延緩者」、「推緩者」、「留待以後判斷者」，因該派在教義上對穆斯林中犯大罪的人（包括當權者）是否構成叛教罪等有爭議的問題，堅持「暫不作判斷，可推延到末日由真主裁判」，因而得名。改派思想較為溫和寬容，提倡團結和平，反對戰爭和分裂。這種「非友即敵」的傾向，也影響到了後來扎卡維領導的「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比如扎卡維在2004年就將不支持自己「聖戰」暴行的伊拉克溫和伊斯蘭團體「穆斯林教士聯盟」（Hayat Al-Ulama Al-Muslimin）和「伊拉克伊斯蘭黨」（Hizb al-Islami al-Iraqi）稱為「今日的穆爾吉埃派」。

法拉吉援引十四世紀著名的伊斯蘭教法家伊本·泰米耶。儘管當時的蒙古人已經皈依伊斯蘭教並且宣稱自己是「穆斯林」，但是泰米耶認為，這些蒙古「穆斯林」並能夠算是真正的「穆斯林」，因為他們在尊崇「伊斯蘭教法」原則的同時，還遵守蒙古人自己的「部落法」（Yasa），因此要對這些蒙古人發動「聖戰」，消滅這些「叛教者」。法拉吉將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類比為當代的「成吉思汗」，提出儘管薩達特被當時的埃及伊斯蘭學者們譽為「信仰者總統」（believer president），但是仍然是一個「叛教者」。

「遠敵」與「近敵」的分歧

儘管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們在目標和思想上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內部的分歧。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對於當前的「非伊斯蘭」世界，是應當首先打擊「伊斯蘭世界的『獨裁者』」，還是應當首先打擊這些「獨裁者」背後的「西方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

法拉吉區分了穆斯林「聖戰」的「近敵」（al-『aduw al-qarib）與「遠敵」（al-『aduw al-ba』id），法拉吉認為，穆斯林世界的「近敵」是各個「蒙昧」穆斯林國家的領導人，而「遠敵」則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國。法拉吉提出，「聖戰」應當先打擊「近敵」，再打擊「遠敵」。「穆斯林應當為為戰勝以色列而英勇獻身。

但是現在我們要問一問，如此的勝利，是不是有利於當前的『叛教』統治者？如此的勝利，將會加強那些違背真主意志、拒不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的權力……這些統治者將會利用穆斯林中的民族主義觀念，去實現他們非伊斯蘭的目標，儘管實現目標的途徑看起來是伊斯蘭的。戰鬥必須在伊斯蘭的旗幟和指引下進行。」 穆斯林應當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家」，隨後再通過「聖戰」，光復穆斯林失去的土地。

庫特也提出，可以通過建立「先鋒隊」（Vanguard），來促成伊斯蘭社會的建立。「先鋒」描述為年輕的「新古蘭經一代」的年輕穆斯林。庫特布提出，這些穆斯林「先鋒」，首先組成「信士小組」，然後通過串聯的方式，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在時機成熟之時，建立當地的「伊斯蘭大同世界」（Ummah）。「當一個人具有這種信仰時，從理論上來講，伊斯蘭社會就開始了……3個人可以變成10個人，10個人可以變成100個， 100個變成1000個， 1000個變成12000個……伊斯蘭社會就出現了，就鞏固了。」

與優先打擊「近敵」的政策相反，一些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家認為，應當優先打擊「遠敵」。這些極端主義思想人物提出，「近敵」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遠敵」，即美國和以色列，在背後大力支持的結果。因此如果不清楚西方勢力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即使消滅和推翻了一個「獨裁者」，還會有其他的「獨裁者」再度崛起。

馬克迪西認為，美國和以色列是當代世界的「原罪」，因此需要發動對於西方的攻擊，來促使中東伊斯蘭世界的「解放」。馬克迪西堅決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發動針對「叛教者」的襲擊活動，認為這樣單純的襲擊活動，將會造成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分裂。2005年在接受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採訪的時候，馬克迪西再次公開批評扎卡維在伊拉克策動「自殺炸彈」襲擊平民的政策。

在採訪中，馬克迪西反對使用暴力，認為應當通過「教育」來最終實現「伊斯蘭國家」的建立。「我們的任務不是要炸毀酒吧，炸毀電影院，不是要殺死那些曾經拷打我們的軍官……我們的任務是重樹『伊斯蘭國家』的榮耀……這個任務不能依靠一小部分暴力來完成，這個任務要求我們教育穆斯林民眾，要求我們從長計議，要求我們發動廣大的穆斯林群眾廣泛參與。」

蘇里也認為，應當首先打擊「遠敵」，即直接對西方目標發動襲擊。蘇里提出，如今的伊斯蘭政治團體們已經淪為了單純的「政治掮客」，為了一己私利去謀取與「獨裁者」政府們的合作。而這些「獨裁者」背後其實代表著西方世界的利益。蘇里認為「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政治團體，已經淪為了海外的「流亡政客」，無法再對其祖國的現實政治施加影響。

蘇里因此提出，要積極的學習軍事理念，在學習伊斯蘭知識的同時，更要汲取非伊斯蘭世界的「游擊戰」經驗，以及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活動經驗。蘇里進而提出，中亞可以作為全球「聖戰」的大本營，不斷向西方社會內部進行滲透，發動恐怖襲擊，以此迫使西方世界退出伊斯蘭世界。

「遠敵」與「近敵」之間的爭論，其本質是各個思想人物對於所在的歷史環境的主觀認知。比如蘇里就認為，自己成為「國際聖戰者」是一個無奈的選擇。蘇里自己承認，自己和其他的「聖戰分子」受到國內的封鎖和打壓，只能逐漸遠離自己的祖國，「之前距離祖國有數千公里，現在有數萬公里」，因此只能通過參加在阿富汗的「聖戰」來逐步實現自己建立「伊斯蘭共同體」的目標，最終「光復」自己的祖國——敘利亞。

與蘇里的身份相似，比如「基地組織」前任領導人本·拉登（Bin Laden），其實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被自己的祖國沙烏地阿拉伯驅逐之後，才逐漸轉向為有限打擊「遠敵」的政策。優先打擊「遠敵」，其實可以被視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們的一種無奈的策略，即通過消除既有的民族、國家、種族身份，構築一個新的「遠敵」威脅下的共同的「伊斯蘭共同體」，來超越「民族主義」的魅力，為自己的組織吸引足夠的政治資源。

而與「遠敵」相反，「近敵」優先往往那些可以在國內動員到大規模資源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人物的優先選擇。「近敵優先」的思想人物，以及秉持「近敵優先」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往往容易出現在所在國發生動蕩的政治現實中。比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本人就是伊拉克人，其倡導的「哈里發國」（Chalifate）的政治主張，就是希望建立以敘利亞和伊拉克為中心的，而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在阿拉伯歷史上往往被視為一個大的「沙姆」（Sham）地區。巴格達迪的主張，即號召全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來到敘利亞和伊拉克「勤王」的政治目標，也是在2011年敘利亞動蕩之後，才得以實現。

總的來說，「近敵」與「遠敵」來自於伊斯蘭極端主義人物對於現實政治環境的主觀評估，更來自於自身所面臨政治和社會現實的客觀約束。而「近敵」和「遠敵」之爭，也使得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界和團體實踐陷入分裂狀態，進而分化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實力，也讓伊斯蘭極端主義以更加複雜和碎化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

作者：王晉（以色列海法大學博士生）

來源：多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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