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成員聯合組織參與社會活動
新思潮在與林琴南之類守舊派的論戰中確立了自己在北京大學的地位。到五四運動前夕，新思潮在北大的優勢已經十分明顯，連舊派陣營核心的成員也發生了動搖，如《國故》的「文牘」之一羅常培，就經歷了從舊到新的漸變過程。他在第二年級（1918）時，「用功的重心放在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和中古文學史上面。在講堂要把他的『口義』用速記記錄，回家後又逐字逐句地翻譯成文言」，對國故相當痴迷，但是外面的衝擊到了：
第三學年是我思想轉變的開始，轉變的主要動因，是《新青年》雜誌和《蔡元培先生給林紓的信》，對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思想完全以蔡先生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做骨幹。……「五四」前後，我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矛盾：學習的是舊文學，而又有對新知識的要求。
林琴南
新思潮在北大內部已經佔盡上風，但新舊兩派在社會上還是互有進退，處於基本勢均力敵的狀態。《新青年》、《新潮》代表的新文化雖然來勢洶湧，但畢竟是坐而論道，還無法藉助社會運動的力量推廣到民眾中去。連校長蔡元培也必須一面維持北大新舊兼容的局面，一面竭力維護北京大學不偏不倚的形象，才能應付外來的壓力和指責。他在《答林琴南君書》中，就以梁漱溟研究孔孟和《北京大學月刊》中「盡多文言之作」來反駁林琴南關於北大「復孔孟」、「用白話」的指責。馬通伯把《新青年》、《新潮》捅到了最高當局，並加以「非聖亂經」、「邪說橫行」等帽子，要求取締這些雜誌。於是教育部長傅增湘奉令致函蔡元培，有「自《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之語，並針對《新潮》的激進態度勸告說：「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恆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蔡元培則一面為《新潮》辯護：「辦此雜誌初心，原以介紹西洋近代有益之學說為本，批評之事，僅屬末節」，一面把《國故》拿出來抵擋，說明北京大學校內是「新舊共張，無所缺畸」，「若持《新潮》、《國故》兩相比較，則知大學中篤念往舊、為匡掖廢墜之計者，實不弱於外間耆賢也」。蔡元培固然是一片維護學生的苦心，但也可以看出新舊學說在外界眼中並沒有分出絕對的勝負。這樣的狀況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就完全改觀了。
北大新思潮向社會進軍的標誌是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的聯合。由於得到校方和大多數新派教師的支持，新潮社擁有相對較多的校內資源，他們以新思想新文化為號召，在全國學生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國民雜誌社則與北京的輿論界關係良好，跟南方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也聯繫頗多。國事日非，救國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連主持《新青年》的老師們都為了更及時地登載和評論政治時事而於1918年12月22日創辦《每周評論》，作為《新青年》月刊的補充，熱血的青年又豈能自閉在北大的圍牆之內，而不參與實際的救國行動？
在國民雜誌社看來，他們和新潮社的區別只是學生中思潮的不同，但同樣屬於「新思想新文化」的陣營，《國民》主編之一黃日葵這樣分辨兩種刊物：
五四運動之前年，除《新青年》雜誌為教授所主持者不計外，學生方面，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到今這種運動已經普遍化了。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情相結合。在雜誌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是特別注意的。
「救國」畢竟還是這兩個社團共同的信念，因此並不排斥他們以個人的名義聯合起來組織和參與社會活動。如史華慈所說：「民族主義自然是五四時代主導的激情，但它並不是一種獨立的思潮，而是一種瀰漫並制約所有三種途徑的普遍傾向。」連《國故》的一些成員如孟壽椿也參與了他們的聯合。
這種聯合大概首先應該歸功於他們共同的指導者李大釗。李大釗的「飽無堂」是《新潮》同人常去的議論場所，他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里有很多國民雜誌社的成員。因為這些關係，李大釗經常擔任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之間的調解人角色，比如五四運動前，李大釗曾出面說服許德珩等人，讓羅家倫、康白情、楊振聲等新潮社中堅加入北京大學學生會，共同組織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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