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蠅館子眾生相之殺人遊戲
江樹/文
2010年之前，冉雲飛是編輯和詩人，慕容雪村是小說家和詩人，兩人每聚成都就要背詩，其中必有曼德爾斯塔姆的名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脈搏，如童年的腮腺炎。」我很不喜歡這詩，一是無從接話，曝出我讀書少的窘迫，二是觸景生情，那些掩之不及的記憶碎片又重上心頭。
我23歲回到成都，沒幾天交了個大我八歲的警察女友。那是1996年的冬天，我們以更為古舊的方式約會——看電影、喝咖啡、壓馬路。女警很傳統，恪守「發乎情、止於禮」的古訓，牽手是常態，擁抱就算頂格親密接觸。她是技術幹部，骨子裡是文藝青年，寫詩寫散文，還師從書協主席寫行草。她不喜歡警察職業，連帶也反感警服，連上班都不穿，然而，她每次和我約會都警服筆挺、皮鞋透亮——彼時我缺乏安全感，喜歡她身著警服牽著我過斑馬線。此外，我還喜歡牽著她忽然鑽進昏暗曖昧的水吧，或是寫著情色片名的錄像廳，看那些驚慌失措的老闆解釋是正當生意，聽那些急色的觀眾指著不能再純潔的文藝電影破口大罵。
與其他情侶一樣，我們也有約會的老地方，那便是她的小學同學家。小學同學是她的傳銷上線，家裡很亂，地上沙發上是產品，茶几上則堆滿了錢，她們總是數不清，因為不斷有人前來送錢。女警很羨慕小學同學，說她的體系有幾百人，一周的收入要抵自己兩三年。女警讓我跟著聽傳銷課，聽別人分享，也對別人分享。在我成為女警下線後，她又催促我拉人來聽課，就像她拉我一樣。
我跟女警的戀情只維持了幾周，同時結束的，還有傳銷上下線關係。分手時，女警索回了送我的字畫，留下兩張她老師的，說值點錢。之後，牽我過斑馬線的換作一個女孩，然後是又一個和再一個，她們青春時尚，每寸皮膚都透著光、溢著香，讓人無暇再去翻動那些故紙堆，這樣一過便是十三年。
2009年的一天，舟哥打來電話力邀我去南寧發展，他把南寧描繪得遍地黃金，又說當地人頑劣愚懶，簡直就是不世出的商業機會。放下電話我對太太說舟哥多半在做傳銷，但我還得去一趟。
舟哥是我之前供職潔具公司的某省總代理，彼時我在潔具公司任董秘兼大區總監。舟哥在一幫代理商中是個異類，他在接代理之前是某省最大的盜版光碟批發商，一天賺十幾萬是常事。潔具公司覺得他不太靠譜，拖了好一陣才把省級代理簽給他。我跟舟哥交道不多，基本屬點頭之交，我離職後，舟哥來成都開經銷商會時和我在殺人遊戲俱樂部見過一面，當時他批評我沉迷殺人遊戲玩物喪志，要我振作起來。我跟他悄聲解釋是正做調研，打算也開一家，舟哥態度大轉，當即表示要加盟。回去後，舟哥立刻在省城斥資買下了800平米的電影院二樓物業，隨即通知我分身過去全權打理加盟和運營事宜，驚得我請他先將物業放一放，容我至少開業半年評估後再說下文。後來，我的殺人遊戲俱樂部只經營了一年便歇業關張，舟哥的那處物業投了其他項目也沒成功，虧了不少錢
舟哥那年的信任令我今次難以搪塞推脫，我按照他的安排買了成都到南寧的火車票，同時遵囑沒有告訴那些共同的朋友。臨行前，我將一些鈔票分藏在衣領、皮帶、鞋底和書頁中，又將兩張手機SIM卡縫進衣角，告訴太太失聯24小時就報警，不要自行前來尋找。路上舟哥來過兩次電話，第一次是開車後詢問是否上車，第二次是快到南寧時通知提前在黎塘下車。換票時列車員反覆建議我先到南寧再說，說黎塘都是做傳銷的，一腳踏虛便再難自拔。
舟哥在黎塘火車站外接到了我，隨後帶我來到他居住的小區。這個新建小區全是租戶，操各色普通話的人們頻頻招呼他，同時沖我點頭示好。舟哥租住的是裝修過的四居室大戶型，電器齊備、陳設簡潔，完全不是預想中採用軍事管理的傳銷組織模樣。舟哥給我準備了單獨房間，一色簇新，說只有衣櫃不是新買的。我注意到窗外沒有防護欄，這是二樓，可以直接跳下去。當晚，舟哥親自下廚做了一桌家宴接風，同時介紹室友同我認識，那是兩對夫婦，舟哥的下線。
舟哥所在的傳銷體系是做高起點的，至少買20份產品起步，加上租房和生活費，投入差不多要20萬。按舟哥所在體系的標準演算法，一年左右就可以做到頂點退出，能拿到一千多萬的回報。舟哥說貴港還有門檻更高的體系，投入上百萬回報近億，都是一幫富豪在做。他看不起只買一兩份產品起步的江西、貴州體系，說那是劫貧濟富，是不可持續的老鼠倉。
舟哥對我寄予厚望，一是我不排斥傳銷，計算回報率比他還準確，二是我出過小說，多少有些粉絲。為此，舟哥將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每天要輾轉多處見三四撥導師，這些說客據稱是前學者、專家、教師、記者，還有前商人和白領，他們不厭其煩地談人生、談理想，講政策、講原理，全方位灌輸傳銷無限好，還送我新制龍井和從越南帶回的精緻食品。對此，我全力配合，不僅認真聽講做筆記，還頻頻互動，主動提出問題。導師們對我評價很高，誇我天生就是傳銷人，看好我成就一番傳奇。當然，我也有底線，那就是晚飯後拒絕任何學習，只樂於組織一幫年輕人玩殺人遊戲。
黎塘不大，只是賓陽縣下轄的鄉鎮，卻彙集了不少傳銷人員，舟哥說五萬，也有人說十萬。每晚七點吃過飯後，中心廣場全是摩肩接踵的傳銷者，大家默不作聲地一圈圈散步，像厄爾尼諾洋流。一些年輕的傳銷者很喜歡我，這些二十上下的青年總是不想散步而更願意找我玩殺人遊戲，他們發出爽朗的笑聲，響徹月色下的小區。
第七天時我登上了回成都的列車。臨行前一天舟哥陪我去買火車票，又採購了一堆荔浦芋頭送我。他真誠地邀請我做他下線，說只要給出人脈就好，投資他來出，電話他來打，甚至我本人都不用來黎塘。我問他為何不做其他項目。他說股市暴跌後資產縮水不足兩成，盜版碟又被互聯網嚴重衝擊，況且那生意經常要「拜壽」，有錢也抬不起頭。舟哥說試過很多項目，要麼市場風險大，要麼是錢權交易，都不如傳銷回報率高，還陽光健康，催人向上。舟哥說準備了60萬做這個項目，另外還有一套房子可以再換60萬，他一定要賺足千萬衣錦還鄉。
我回成都後便忙於其他項目，每隔一兩周會接到舟哥電話，或明或暗地催我加盟。日子一天天過去，舟哥的電話越來越少，不知不覺就斷了聯繫。
2010年慕容雪村來成都小聚，這年他出了一本叫《中國，少了一味葯》的新書，內容是一年前他在江西上饒傳銷組織卧底的紀實。我向他說起正好也同時在黎塘體驗傳銷的舊事。我承認傳銷的盈利模式幾近虛幻，但不打算拯救他們逃離出來。我說，在那虛幻中至少還有夢，或許好過面對更加灰暗的現實世界。
前些天我與當年潔具公司董事長重逢。各種敘舊後，董事長說起上海分公司總經理因2015年股災負債纍纍而跳樓自殺了，董事長很傷感，因為那總經理是他發小，他為沒能阻止一場死亡而深深內疚。之後，董事長又問我是否還記得舟哥，那個靠盜版碟發跡的代理商。沒等我回答，董事長說舟哥也跳樓了，據說在做傳銷。
當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某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涉及面頗廣，以至於很快就淹沒了關於死亡的沉重話題。次日傍晚，我獨自在家，驀地就想起了一本書，我翻了好一陣，才在書櫃底層的儲藏格中找到。書中夾了一張百元鈔票，有些潤，但依然紅艷。我合上書放回原處，出門下樓，同時打電話給朋友，約他去玩殺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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