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昕：魯迅與「博物學」中的「白心」、「神思」、「誠與愛」

魯迅與「博物學」中的「白心」、「神思」、「誠與愛」

塗昕

（原刊《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1 「復古」與「革命」

魯迅1910年11月15日給許壽裳寫信：「仆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采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1] 其時魯迅正在紹興府中學堂教授博物學和生理學課程，在這個階段花了大量的時間採集植物，並且輯錄了很多中國傳統「博物學」方面的古書。[2] 說自己所為，權當「醇酒婦人」的替代，心緒似乎頗為頹廢，跟留日時期一系列論文和翻譯所表現出來的豪情滿懷大相徑庭；然而仔細考察，未必如此。

魯迅說自己成天「翻類書，薈集古逸書」，彷彿是鑽回了故紙堆里，與他十多年後（1925年）在文章里勸告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3] 似有天壤之別。類似的看上去前後矛盾的意思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比如早年的《摩羅詩力說》，稱讚尼采能看到原始人類中所包含的力量、野蠻中所蘊藏的文明：「尼佉（Fr.Nietzsche）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於蠻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隱曜即伏於內。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4] 留心魯迅的書信、日記、購書單，會發現他對原始的文化藝術表現出持續終身的興趣。比如1927年11月10日在內山書店買回一本《日本原始繪畫》。[5] 1936年3月30日他寫信給寓居莫斯科的德國美術家巴惠爾?艾丁格爾[6] 提到瑞典藝術批評家澳斯瓦爾德?西林1933年出版的《中國早期繪畫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雖然很貴（約美金40），然而我以為是很好的書」。[7] 他非常喜歡法國畫家高更的作品，1912年7月11日的日記里就曾提及他的《諾阿?諾阿》（Noa Noa）一書：「夜讀皋庚所著書，以為甚美」[8] 。後來他於1929年購入此書的法文原版[9] ；1932年4月28日又買了日文版，昭和七年（1932）東京岩波書店出版。[10] 1933年4月2日魯迅致信增田涉，托其購買德譯本《Noa Noa》[11] ；4月29日他收到增田君寄來的此書，記在了日記里[12] 。同年魯迅編輯文學藝術叢書《文藝連叢》，撰文介紹該叢書的幾種書籍，其中就有《Noa Noa》：「法國戈庚作，羅憮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裡面寫著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並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13] 「羅憮」是魯迅的筆名之一。除了文字記錄，高更還留下了大量描繪當地人生活的畫作，深得魯迅的喜愛，1933年擬出版《Noa Noa》時他就註明將收入「木刻插畫十二幅」[14] ；同年10月28日，他還從丸善書店買回法文原本《高更版畫集》兩冊，由蓋蘭（M.Gurin）編、巴黎弗魯利出版社1927年重版。[15]

然而有時候又會看到魯迅對所謂「原始文明」似乎持截然相反的態度。就在《摩羅詩力說》里，前文剛剛稱讚了尼采「不惡野人」，後文就批評我國的愛智之士「心神所注，遼遠在於唐虞，或逕入古初，游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惡濁阽危，無以生活」，魯迅說這樣的看法跟人類進化的歷史完全背道而馳：遠古祖先為了生存繁衍而遷徙奔走，其間的艱苦殘酷，即使不比今天厲害，也不會比今天稍有減輕，只不過因為年代太久遠，史跡無存，那些汗跡血腥都已經泯滅，後人追思起來就覺得彷彿很安樂而已。如果讓這些人重新置身於當時的社會，與古民共同經歷那些憂患，他們肯定又要頹唐失望，「復遠念盤古未生，斧鑿未經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16] 讚賞原始人身上有「新力」，又說古民的生活其實殘酷血腥、絕非想像中那麼安樂，這究竟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或者說，魯迅究竟是在什麼意義上肯定所謂的「野人」、「蠻野」的？他後來勸告青年不要讀中國書，是否意味著對自己在杭州和紹興時期「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沉浸在遠古文化中）的否定呢？

伊藤虎丸提出一個「原魯迅」的概念，即魯迅後來的思想或小說主題，「幾乎都可以在這一時期的評論中找到原型」[17] ， 從「縱向」上來強調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思想上的一以貫之和相互關聯；但「原魯迅」這個概念或許還需要從「橫向」上來理解：留日時期魯迅所作的工作大致分為四類——（一）關於自然科學和進化論的介紹和論文；（二）文學批評或文明批評；（三）作為前兩者之間過渡形態的科幻小說的翻譯；（四）文學作品翻譯——這四類工作之間也同樣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或者說它們背後有一個共通的核心。假如認可「原魯迅」這個概念需要將「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的理解結合起來才完整，它就能提示尋找答案的路徑：一來，這就意味著，「原魯迅」背後那個核心的東西貫穿了魯迅一生不同的階段，那麼要解答前面提出的這個問題，就需要找到它與貫穿魯迅一生的那個「核心」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繫，或者說他的這些思想和行為是如何與這個「核心」對話的；二來，既然那些看似性質不同的工作之間有著共通的「核心」，那麼當我們對魯迅某一些文字、某一項工作理解起來頗有障礙的時候，可以通過他思想的其它展現形式來幫助我們跨越障礙。在這裡我就想藉助分析他留日時期所做系列論文以及翻譯《域外小說集》所用的語言，來嘗試靠近先前提出的那些問題。

魯迅日本留學時期的一系列論文，都用古文寫就；1926年他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幾篇編入《墳》這本集子里，《題記》中還專門談及自己那時「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18] 。他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分兩冊於1909年出版，共收入十位作家的十六部短篇小說，所選作者來自七個國家，有波蘭的顯克微支，俄國的契訶夫、迦爾洵、安德烈夫，英國的王爾德，美國的愛倫坡等。譯者在序言中聲明他們對作家作品的選擇「至審慎」[19] ，有研究者指出「滲透於此種選擇中的現代意味是相當濃烈的」，然而「與選譯作品的現代精神內涵與選譯者本身過早產生的現代意識這一端恰成強烈反照，另一端卻是譯文的古奧」[20] （按照譯者自己的說法則是「詞致樸訥」[21] ）——這裡我們又看到了類似的「矛盾」：這一時期對語言文字「古奧」的追求，與他後來積極倡導「白話」，對那些尊奉國粹、熱心復古的人多有諷刺的態度似乎是判然有別。

已有不少學者討論過魯迅早年運用古字古義進行寫作和翻譯，是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對於章太炎鑽研小學、倡導復古的語言觀，汪暉有這樣的理解：「第一，宋以後由於漢人王朝之積弱和持續的異族入侵，中國的語言早已雜糅無章，缺乏內在的生命和純粹性，因此，研究小學、恢復古代文字的日常運用乃是民族主義使命得以實現的必要途徑；第二，宋以後由於科舉制度的正規化，文言文與科場八股文相互滲透，不但不是真正的古代語言，而且已經是一種體制化的、有文無質的語言。」而他把魯迅留日時期的文字稱為「古文」而非「文言文」，「即這是一種有意識創造的古文形式，與人們通常說的文言文、八股文或著名的桐城古文並不相同」，「古文是古人的口語，是與宋以後的文言截然不同的語言。從這一古文形式與古人日常口語的關係的角度看，古文與口語化的白話之間反而有著某種一致性——它們都是對體制化的文言的拒絕」。[22] 也就是說，魯迅留日時期表面看是「復古」的文字觀背後，有著可以與「五四」時期力倡「白話」相溝通的激進性和革命性。

汪暉主要從社會政治的層面來推導章太炎的文字觀，木山英雄則注意到章氏對語言文字自身性質和特點的把握。他在討論周氏兄弟「前衛性的西歐理解與章炳麟復古主義思想之間關聯」的文章中，特別提到章氏《訄書》的《訂文》篇所附的《正名雜義》里，有對姊崎正治的觀點所作的論述：「姊崎援引馬科斯?牟拉（Max Müller）有關神話起源的『言語之癭疣（disese of language）』說，從言語不能與事物完全一致的角度論及常常不得不依賴於比喻轉義的『表象主義（symbolish）』的缺陷。章氏認為此說亦相當於對於中國的『假借』和『引申』轉義法的出色說明，他列舉了若干用例，以說明言語無可避免『表象主義』這一宿命般的結局，不過，將這一缺陷作為技巧而亂用，便是小學的末路和文學的墮落。這種修辭上的注重實體的傾向，卻又與樸素的反修辭論不同。豈止如此，它其實是嚴格至極的修辭學要求。章氏有著『文之瑣細，所以為簡也，詞至苛碎，所以為朴也』的想法，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批判浮華文飾的同時徹底地執著於對於古文古義的探求。例如，正如使用『神』一詞可以替代有關神的冗長的定義一樣，相同的動作在應用於不同對象時卻也可以用不同用字表示，如刻玉稱之為『琢』，刻竹稱之為『篆』，這種區分方式所體現的古代漢語的即物性與他嚴密的修辭學態度極為吻合。所以與單純的情緒型的崇拜古代不同，《訂文》最基本的主旨就在於『且夫文因於言，其末則言揫迫而因於文』。這亦是立足於對於文字獨特的信賴，試圖以正確繼承古代寓言創造出新語彙的方式來挽救象徵著國運衰退的現代語彙不足的策略。」[23]

與「注重實體」的「嚴密的修辭學態度」、推崇「古代漢語的即物性」之思想立場相對應，章太炎堅持「古奧地應用言語文字」，有學者敏銳地指出在這一點上章氏跟尼采「出奇地吻合」，尼采《人性，太人性了》中有這樣一段：「由於幾百年來情感的誇張，一切辭彙都變得模糊而腫脹了，這種情況嚴重地妨礙了認識。高級文化，在認識的支配（倘若不是專制）下，必須有情感的大清醒和一切辭彙的強濃縮；在這方面，狄摩西尼時代的希臘人是我們的楷模。一切現代論著的特點便是誇張；即使它們簡單地寫下，其中的辭彙仍然令人感到很古怪。周密的思考，簡練，冷峻，質樸，甚至有意矯枉過正，質言之，情感的自製和沉默寡言——這是唯一的補救。——此外，這種冷峻的寫作方式和情感方式作為一種對照，在今天也是很有魅力的；當然，其中也有新的危險。因為嚴厲的冷峻和高度的熱烈一樣也是一種刺激手段。」[24]

需要特別辨明的是：為什麼對於章太炎（以及深受章太炎影響的魯迅）來說，要以「古奧地應用言語文字」這種方式，來抵禦由於「情感的誇張」而導致的辭彙「模糊而腫脹」呢？李振聲說章氏這種「推薦本始、以古正今」、「力求有根柢的解決思路」，「固然與太炎先生的個人學養，即深湛醇厚的小學和古學功夫所鑄就的回溯本源的思維習性直接相關，也與其視歷史、文化為一不可隨意中斷或另行更張的連續性有機體的文化歷史觀念相關，並且還是他奮勇投身排滿光復民族革命活動的一部分。……文化、學術乃至語言，必須維繫住與自有根抵密不可分的關聯，才有可能成為國家民族獨立的可靠基礎。」[25] 當年針對康有為「同文字」，吳稚暉「視語言為工具」、「指斥漢字漢語的『野蠻』、『低效率』」而提出「廢漢字」等主張，章太炎不遺餘力地著文批判，其中《規新世紀》中有一段尤其值得注意：

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言語之字亦不可齊。[26]

「『心思』—語言—文字，正是這樣一種以存在為根源又時刻與根源往返相通的思想，構成了章太炎的文字觀」，語言文字絕非僅僅是「工具」，它蘊藏、聯接、傳遞人的「心思」；而古字古義，貼近的是少受「浮華文飾」、「情感的誇張」污染的古人之「心思」，這正與魯迅在《破惡聲論》中所謂「白心」相通——周氏兄弟「別求新聲於異邦」、試圖將極具現代精神內涵的文學作品介紹進中國時，「有意識地使用儘可能古的字詞義，這與魯迅『白心』的思想緊密相合。這個『白心』，是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正相反的東西，是被這一傳統污染之前的、執著於內部生命真實的心靈狀態，《域外小說集》選擇儘可能古的漢語，也就是想儘可能地越過這一文化傳統，而求接近於這一傳統之前的『白心』狀態的語言。這顯然也是一種在不可能中創造可能性的企圖。對於魯迅的思想邏輯而言，對應於個體內部的深處，他理想中所要求的語言也應該處於民族文化的內部的深處。」 [27] 在魯迅看來，天真未漓的「白心」最能涵養「神思」；《域外小說集》序言里說「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28] ——異域文學喊出的「心聲」，只有一顆「白心」才能夠聽到、感應到，並用一己的「心聲」與之相互激蕩，從而碰撞出魯迅至為看重的「神思」吧。

2 「博物學」的反叛性

上文討論了魯迅早年的論文、翻譯等喜歡「寫古字」與後來「五四」時期提倡「白話」之間並非截然對立、而是一個「辯證的轉化」關係，現在再回過頭來看應該如何理解魯迅在杭州和紹興時期對「翻類書，薈集古逸書」的巨大熱情。1925年他在《青年必讀書》中頗為峻急地提議「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29] ，表達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而他歸國後在杭州和紹興那段時間所輯錄的大量「博物學」古籍，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主流的一脈，魯迅對這些東西表現出強烈興趣，其實正是他對主流士大夫文化淡漠和疏離的一種體現，兩者是並不矛盾的。李振聲在長文《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中曾細緻梳理過章氏博大精深的思想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其中特別提到其學術方法具有「典型的求異思維的特性。重估權威的合法性來源，既是他最有光彩的思想、學術的起點，也是其歸宿。章太炎平視九流諸子之學，對非正統的思想文化資源的興趣，對五四一代新文學家很大影響」。所舉例子中，有周作人「以廣博的雜學打底，通過對傳統異端思想資源的敏銳接納，支援調整自己的思想」[30] ；而魯迅歸國後「翻類書，薈集古逸書」、輯錄「博物學」著作，其實也基於同樣的思路。

周氏兄弟自童年時期就表現出對「異端思想資源」的興趣。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說其兄從小「對於『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麼興味，因此可以說他走的乃是『旁門』」[31] ，「在喜歡六朝文，喜歡陶詩，喜歡各種雜著，而不看重李杜蘇黃等正宗大家，尤其看不起唐宋文這幾點上，周作人是和魯迅完全一致的，都是不走『正宗』而走『旁門』的路子。周作人顯然是從自幼讀書時，就從魯迅那裡受到這種根本方向性的影響。」[32] 而兩兄弟的「旁門」興趣中，「博物學」方面的內容佔了相當大的比重，這種始自童年的共同興趣對他們後來的文學和思想有一些頗為深刻的影響，其間多有相互呼應的地方。

如果說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魯迅對「博物學」的愛好只是出於天性和本能，那麼從日本留學歸來時期的魯迅，用大量的時間輯錄「博物學」方面的書籍，則是一種充分自覺的對傳統士大夫主流文化的反叛。他後來寫給許壽裳的一封信中談到過這樣的意思：「緣中國古書，葉葉害人，而新出諸書亦多妄人所為，毫無是處。為今之計，只能讀其記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記述天物，弊止於陋，而說故事，則大抵謬妄，陋易醫，謬則難治也。」[33] 此番言語頗悲觀，然而假如在魯迅心中，「記述天物」之文僅僅是「不謬」，恐怕他也不必下如此大的功夫認真仔細地輯錄了一部又一部，情之所鍾，自是領會到有更積極、更可貴的價值寓於其中。無論是留日時期用「古字古義」來寫作和翻譯、還是歸國後「翻類書，薈集古逸書」，魯迅的用意都不是簡單的「文化復古」、為「反叛」而「反叛」，而是看重其間所包含著的純粹無垢的「白心」，並寄希望以此來激發出「保存著未被實利污染的古代天真之心的同胞在神思上的共鳴。」[34]

在《破惡聲論》中，魯迅稱那些僅僅依據外來的時髦理論或一己私利而盲目指斥「迷信」的人為「偽士」，說他們「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35] 許壽裳回憶，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和他常常談著三個相連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對於（二）的探索，便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36] 《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前面講到自己生病需要到藥房去配藥，然而藥房「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更奇怪的是，第一瓶藥效顯著，再買第二瓶卻發現這同一藥房、同一藥方，藥味卻變了，去質問藥店呢，所得的回答依然是模模胡胡——「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與上述的冷漠無情、做事不認真恰成對照的是，魯迅在文末特意寫到這樣一個細節：他去拜訪一個朋友，朋友家客廳外有一塊空地，種著很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裡已經各有一個頻果了。」[37]

——孩子們有「耐心」、肯做「迂遠事」，就是因為還存著一顆未被社會的「黑色染缸」污染、不沾油滑世故的「白心」。魯迅極看重這樣的心靈質地，因為它與「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恰好相反，在他看來只有葆有這樣一顆「白心」，才能有「誠與愛」、才能「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地「向上走」，從而創造出「真價值」來。

魯迅稱讚原始文明中「有新力」、對遠古的文化藝術感興趣，有時候卻又嘲諷那些美化野蠻時代的人之虛妄與可笑，看上去頗有些自相矛盾；但如果能懂得魯迅這些臧否褒貶背後所守持的價值核心，就會發現其中自有一以貫之的邏輯，脈脈清晰、有跡可循。魯迅對野蠻時代殘酷、血腥的一面一直有非常清醒的批判意識，在《破惡聲論》的後半部分，他把那些崇尚武力、讚美侵略的人稱為「獸性愛國」，認為他們身上還有原始的野蠻殘留，「古性伏中，時復顯露，於是有嗜殺戮侵略之事，奪土地子女玉帛以厭野心」[38] ，魯迅對人性中的這種貪婪勢利、缺乏同情一直深惡痛絕，他對原始文明持肯定態度、看到其正麵價值的部分，從不包含這些東西。而為魯迅所看重的那部分價值究竟有何動人之處、包含了怎樣的「新力」，讀一讀深受魯迅喜愛、「以為甚美」的那部《諾阿?諾阿》，就能多少有所感受，在文字間閃閃發光的，正是魯迅所謂「樸素之民，厥心純白」[39] 的「誠與愛」，這種「誠與愛」不僅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人與天地萬物之間、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之間。他們與動物、植物相親相近，生命的歡樂和美好與萬匯百物相互傳遞；他們在廣闊的世界裡放聲歌唱，用歌聲聯接起天空和大地。說「樸素之民」與天地萬物之和諧，並不意味著其中不包含功利關係，對花開花落、草長鶯飛的殷殷關切，自然聯繫著人們的飲食起居、日常生活。揚之水談《詩經》中人與草木蟲魚乃至天地萬象的關係「以功利之心而猶有深情，此所以詩之為朴、為真、為淳、為厚，為見心見性之至文」[40] ，未嘗不可移用至此。

當魯迅沉浸於搜求、輯錄、閱讀「博物學」書籍時，也感受到了那樣一種對天地萬物的「誠與愛」吧。「博物學」當中包含著對萬物的愛，這自然很好理解；錢穆曾說，「孔子教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41] 那麼「誠」呢？《禮記?學記》中有這麼一句：「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張文江評述：「鄭玄對此有解釋：『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就是各種各樣的比喻。我的理解是各種各樣的象，詩是依靠象來組織的。《論語?陽貨》所謂『興觀群怨』就是『依』，『多識於鳥獸蟲魚之名』就是『依』。博依指有各種各樣的能量來源，不過這個來源不是空的，是有象支撐的。」[42] 《摩羅詩力說》第三句說：「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43] 這句話強調的是，「詩歌」產生於與大自然的神秘相接相處，與萬物的暗相契合、心靈相通。可以把「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理解為與上面的意思恰好相反的過程：也就是說，「詩」產生於「天然」、「萬有」；同時，反過來，「詩意」的表達，也需要依靠「鳥獸蟲魚」等天地萬物之「象」來安頓——天地萬物與「心聲」、「內曜」、「神思」及由此產生的「詩歌」，正是這樣一種息息相聯、往返相通的關係。說「詩」的安頓不能凌虛蹈空，而要靠實實在在的「象」，這讓我們聯想到先前所說的，章太炎看重「古代漢語的即物性」[44] ，「即物性」也就是「誠」。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所謂「修辭立其誠」，似乎能讓這句原本多少有點抽象的話，有了更具體的含義。這是一層意思。

「誠」還有另一層含義。我們反覆強調魯迅孜孜輯錄「博物學」古籍，是看重其中那份保留了人類原初與天地萬物親密關係的「白心」。直到晚年他還興緻勃勃地翻譯《藥用植物》，在我看來就是一種不忘「初心」的表現。然而談及「白心」、「初心」，有時候會遭人誤解，以為它帶有一點「反智主義」的傾向。實際上對「白心」的愛重和呵護絕非「反智」，因為「白心」本身包含著高的智慧和大的勇氣：它不被外在於自身的紛繁亂象所干擾，不被各種時髦的理論、新式的說辭所迷惑，不被「眾數」和「主流」所牽制、馴服，更遑論浮薄功利或詐偽鄉愿，它執著堅持對一己之「心聲」、「內曜」、「神思」的誠實，即《破惡聲論》中所謂「人各有己，不隨風波」[45] 、《摩羅詩力說》中所謂「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46] 。說魯迅對「博物學」的熱愛中包含著對傳統士大夫主流文化的反叛，而這種反叛自有其積極性和建設性，原因正在於此吧。

作者簡介：塗昕，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碩士，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在《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等發表論文多篇。愛好博物學，著有《采綠——追尋自然的靈光》，記錄四季更迭，細辯草木蟲魚，獲新浪中國好書年度「十大好書」。

【注釋】

[1] 魯迅：《101115 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35頁。

[2] 其中包括《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釋蟲小計》、《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記海錯》、《范子計然》、《嶺表錄異》，還有從《說郛》中錄出的古書多種。《說郛》是元末陶宗儀編輯的百卷筆記叢書，魯迅輯錄出裡面涉及草木蟲魚的內容，題為《說郛錄要》。見《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三卷、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3] 魯迅：《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2頁。

[4]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66頁。

[5] 魯迅：《日記十六[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魯迅全集》第十六卷，第46頁。

[6] P.Ettinger，詳見《人物注釋?注釋條目[外文]》，《魯迅全集》第十七卷，第259頁。

[7] 魯迅《360330（德） 致巴惠爾?艾丁格爾》，《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387—388頁。

[8] 魯迅：《壬子日記[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魯迅全集》第十五卷，第10頁。書籍信息見《書刊注釋?注釋條目》，《魯迅全集》第十七卷，第448頁。

[9] 《魯迅全集》第十五卷，第14頁。

[10] 魯迅：《日記二十一[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魯迅全集》第十六卷，第307頁。

[11] 魯迅：《330402（日） 致增田涉》，《魯迅全集》第十四卷，第242頁。

[12] 魯迅：《日記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魯迅全集》第十六卷，第374頁。

[13] 魯迅：《〈文藝連叢〉——的開頭和現在》，《魯迅全集》第七卷，第484頁。

[14] 魯迅：《〈文藝連叢〉——的開頭和現在》，《魯迅全集》第七卷，第484頁。

[15] 參見《書刊注釋?注釋條目》，《魯迅全集》第十七卷，第554頁。

[16]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69頁。

[17]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0頁。

[18] 魯迅《墳?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頁。

[19]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十卷，第168頁。

[20] 張新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2月版，第73頁。

[21]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十卷，第168頁。

[22] 汪暉：《聲之善惡：什麼是啟蒙？——重讀魯迅的〈破惡聲論〉》，《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23]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21—222頁。

[24]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第195頁，周國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12月第一版。

[25] 李振聲：《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書屋》2001年第1期。

[26] 《規新世紀》，原載1908年《民報》第二十四號。

[27] 張新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第45頁，第74頁。

[28]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十卷，第168頁。

[29] 魯迅：《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2頁。

[30] 李振聲：《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書屋》2001年第1期，第35頁，第42頁。

[31] 周作人：《魯迅讀古書》，《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2頁。

[32] 舒蕪：《魯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關係》，《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15頁。

[33] 魯迅：《190116 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69頁。

[34] 伊藤虎丸：《「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第227頁。

[35]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第30頁。

[36] 許壽裳：《回憶魯迅》，《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0頁。

[37] 魯迅：《馬上日記》，《魯迅全集》第三卷，第328—329頁，第334頁。

[38]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三卷，第33頁。

[39]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第32頁。

[40] 揚之水：《詩：文學的，歷史的》，《詩經名物新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33頁。

[41] 錢穆：《論語新解》，三聯書店2002年9月版，第452頁。

[42] 張文江：《〈學記〉講記》，《古典學術講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15—16頁。

[43]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65頁。

[44]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第221—222頁。

[45]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第27頁。

[46]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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